古籍保护视野下册页装帧结构可视化模型研究

目前的古籍数字化项目多聚焦于古籍的内容信息,而往往忽视对其物理特征的同步数字化。将古籍的装帧结构和物理特征加以数字化呈现,能更好地实现国家战略背景下古籍文化的数字展示与传播。将数字技术与古籍的装帧文化、保护修复等相融合,对古籍册页装帧结构可视化模型进行设计,并对该模型中古籍册页的排序方式、标注模块和可视化模块等进行阐述,进一步证明了将数字技术运用于古籍保护修复工作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重点探索古籍装帧特点与文化的数字化展现和传播。古籍数字化工程不应仅是古籍内容的数字化,古籍外观、材料、工艺等物质结构信息的数字化、可视化也同样重要。

新时代文化传承视域下中部地区高校图书馆古籍保护与利用

文章结合文献调研法与网络调研法,归纳总结古籍保护利用的调研要素,基于此,对中部地区高校图书馆古籍存藏情况以及古籍开放利用、推广活动、整理修复等现状进行调研,分析其古籍保护利用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深化发展和支持新时代文化传承的角度出发,提出6点策略:贡献中部力量促推古籍保护立法;协同创建古籍研究中心;加强古籍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古籍整理出版与数字化建设;推进古籍资源植入“四新”学科建设;打造“图书馆+”“古籍+”复合推广传承模式。

文化遗产的科技保护路径及其中的多学科参与———兼论对新文科背景下相关学科建设的启示

文章聚焦文化遗产科技保护这一主流路径,从文化遗产科技行动计划文本和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创新实践项目切入,梳理归纳科技创新在文化遗产保护国家战略中的定位及发展目标与方向,探究实践项目中的学科参与及交叉融合情况。研究发现,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以及数字技术的重要地位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取得共识,其中跨学科的人才培养的意义尤为强调。当前实践中所呈现的学科参与及交叉融合主要包括理工学科主导—人文学科辅助型和理工—人文明确分工型两种类型。基于上述分析,讨论了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创新中的学科参与和交叉融合对我国新文科背景下相关学科建设的启示,提出文化遗产保护是实践新文科建设的理想领域,而当前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是进行相关学科新文科建设的最佳依托。

水利古籍档案资源开发利用探析——以东北农业大学图书馆为例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水利工程的国家之一,水利古籍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不仅记录了古代水利工程的设计理念、建造工艺和管理经验,还包含了大量关于灌溉、防洪和水运等方面的记述,是古代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见证,并兼有书籍、档案、文书三重意义[1]。本文探讨了水利古籍的特点和价值,水利古籍档案资料的利用现状,并对水利古籍档案资料有效开发利用提出可行性的建议。

Problems in the protection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Analysis and strategy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s for National Key Ancient Books Protection Institutions submitted by 126 ancient books collecting institutions,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longterm preservation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The ancient books are damaged quickly and badly,and the conservation environment for ancient books needs to be improved urgently.The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are various,including weak consciousness,limited knowledge of ancient books protection and poor management.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take a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talent cultivation,fund investment,investigation and supervision,etc.

古籍保护国际化初探:基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实地交流与合作经验

文章基于作者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实地交流与合作经历,从微观视角出发,分享开展古籍保护与修复国际合作的具体案例和实践经验,提出关于古籍保护与修复国际合作的重要意义、可行途径、应注意事项等的相关思考,以期为国内相关机构开展类似合作提供参考和借鉴,为促进全球范围内中国古籍保护和中华文化传承提供助力。

我国古籍整理成果法律保护研究进展与展望

[目的/意义]古籍整理与出版是古籍保护的重要内容和方法之一,目前学界对古籍整理成果的法律保护还存在争议。[方法/过程]通过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对2000-2022年CNKI数据库中收录的我国古籍整理成果法律保护相关的130篇核心期刊论文进行统计分析,从发文数量、研究机构、核心作者、研究热点与前沿等方面,对近二十年我国古籍整理的法律保护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结果/结论]结果表明:我国古籍整理成果法律保护研究的发文量呈波浪式增长趋势;高产机构主要由国家图书馆、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构成,高校图书馆是研究的主要力量,但机构间合作不密切;核心作者共现网络密度低,合作程度有待提高;研究态势主要趋向于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大多数法院认可古籍整理成果的独创性,符合著作权中作品的构成要件,少数法官则偏向于从民事权益的角度对其进行保护。而古籍整理成果的独创性在理论界成为争议焦点,部分学者提出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但邻接权保护已渐成主流。从立法、司法、行政介入、合作研究四个方面,对完善我国古籍整理成果法律保护提出建议:加快古籍整理成果保护立法;完善司法实践中古籍整理成果的法律保护体系;利用行政手段加强古籍整理行业的监管力度;加强古籍整理成果保护研究机构的合作。

古籍可视化交互展示与古籍保护创新传承——以《献帝春秋》数字人文研究为例

古代典籍作为中华文明的承载与体现,具有不可再生性与稀缺性,需要借助数字人文等新技术来创新古籍保护新思路。新时代背景下,古籍文本电子化越来越便利,在此基础上进行古籍文本数字化、数据分析与挖掘,可以更进一步探索古籍的深厚内涵。在进行《献帝春秋》数字人文研究过程中,该文通过文本数字化后的数据分析与挖掘,探索了古籍内容的可视化与交互创新展示等古籍保护与传承的新路径。数字化后的古籍脱离纸本载体束缚,以数据形式为多元再现与内容挖掘奠定基础;通过可视化的图片、影像形式,还原古籍中的历史故事与人物,结合数据平台的互动设置,使古籍获得“活化”与新生。古代典籍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需要打开新思路,古籍的保护传承既是全球范围内中华文化的推广,也是对文化创新发展的积极促进。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古建保护教育先行者臧尔忠

臧尔忠先生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今北京建筑大学)执教四十载,融会建筑历史研究成果和古建保护实践经验,倾毕生所学投身建筑历史研究和古建筑保护教育。在中国建筑构造教学、文物建筑保护人才培养和古建筑保护工程实践领域均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不仅是北京建筑大学建筑遗产保护教育的奠基者和引路人,也是我国历史建筑学者风范的代表。借他一百周年诞辰之际,本文通过梳理他的生平履历,回顾他的学术成就及对学科及行业的贡献,重新思考和自省建筑遗产保护教育者及实践者的责任和使命。

PPP模式在公共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中的应用研究——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为例

近年来,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即“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逐渐引入公共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中,社会力量的加入纾解了古籍保护工作开展中的困难,助力了古籍保护事业的发展。本文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为中心,通过梳理相关政策法令,展示PPP模式在古籍保护工作中的应用,分析PPP模式的正向效应及现存困境,为PPP模式在未来古籍保护工作中的发展提出建议。

老年群体用药养生现存问题与对策

通过分析老年群体用药养生现存的问题,包括多病共患,重局部而轻整体;身心俱病,重身而轻心;信息庞杂,从众而无主等方面。从中医古籍及当代中医大家养生实践中总结经验,得出老年群体养生需重视“心安而不惧,养心为上”“形劳而不倦,体欲常劳”“五谷为养,食治为先”“毒药攻邪,适可而止”“积极养老,未病先防”五方面的内容,为当代老年群体养生提供借鉴。

智慧数据驱动的古籍智慧性保护体系研究

古籍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对古籍进行保护、数字化、活化利用,就是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近几年,智慧数据的兴起给古籍保护提供了新的研究和实践视角。本文梳理总结现有的智慧数据研究成果,指出智慧数据是一个定性的概念,是一个流变的过程,是一个多态的结果;提出智慧数据产生的技术路径,将其划分为语义数据、关联数据、智能数据和智慧数据四大数据形态;在智慧数据的驱动下,提出古籍智慧性保护体系框架,从数据的角度、知识的维度和智慧的深度整体构建古籍知识谱系。智慧性保护丰富了古籍数字化的研究范畴和保护方法,贯彻了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理念,推动了古籍活化利用的实现进程,并迎合了科技发展的趋势。正如智慧没有边界,智慧性保护的内容和范畴也不会固定,会随着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得到完善,未来智慧性保护将会得到更多的认可和关注。图3。表1。参考文献28。

基于信息生态理论的古籍保护立法研究

古籍的保护、修复和活用,关乎中华文脉的延续与传承。目前古籍保护领域缺乏明晰的管理权属、保护标准、工作机制、人才培养等保障体系,亟须通过立法强化古籍的保护与传承。信息生态理论有利于复杂系统的理论建构,能够为古籍保护立法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文章基于信息生态理论构建了古籍保护生态系统模型,深度剖析了古籍保护系统中的各个构成要素,识别为保障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各构成要素的关键节点问题,审视可能导致古籍保护生态系统失衡的痛点、难点,最后提出古籍保护立法应首先确定立法的核心主体,侧重确定责任主体进行统筹管理,重视协同机制、激励机制及质量控制机制的建立。

新文科视域下古籍保护学的融合发展:学科范畴、知识体系与课程设置

[目的/意义]我国古籍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对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提出了紧迫的要求,在大力推进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从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向建设和发展古籍保护学势在必行。[研究设计/方法]对当前开办古籍保护专业(或研究方向)的26所院校的学科建制及课程设置情况进行了全面调研;从该学科的概念内涵、学科边界和学科建制三方面对古籍保护的学科范畴进行了理论梳理;以新文科融合发展的思路,建构古籍保护学的知识体系和课程框架。[结论/发现]古籍保护学是一门研究保护古籍实体和内容,传承古籍知识及版本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应用学科;其知识体系主要由古籍本体、古籍鉴定、古籍编目与分类、古籍保护理论、古籍保护方法及技术组成;其课程设置在原生性保护、再生性保护和传承性保护三个层次上,实现文献学、文字学、印刷学、装帧学、材料学、生物学、化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学等多学科知识的融合。[创新/价值]对古籍保护学学科范畴的界定,所构建的古籍保护学知识体系和课程框架,对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古籍保护学的多学科融合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古籍保护利用的多路径探索

新时代的古籍保护利用备受社会关注,如何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其中,这是图书馆界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社会力量参与古籍保护利用越来越普遍,却没有完善的体制和健全的法律配套,且图书馆在引进社会力量方面缺乏主动性、自觉性。因此文章认为需要加大宣传力度,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健全法律保障,完善工作体系,吸引各方面力量扩大合作范围,融合先进技术手段实现古籍工作在社会各领域的协同配合,从而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我国古籍保护成效影响因素的扎根研究

文章对我国15位资深古籍保护专家和法学专家进行深度访谈,利用扎根理论对访谈资料进行三级编码分析,探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古籍保护成效的影响因素并构建模型。研究发现:管理因素和法规因素的双向互动主要通过媒介因素与用户因素加以实现;环境因素为古籍保护提供保障和支撑;媒介因素是联结管理因素、法规因素与用户因素的纽带。基于上述结论,文章提出完善法规政策体系、促进古籍管理单位知识资本管理、加强古籍数智化发展、建立多平台融合传播矩阵等建议,促使古籍保护从“小众”走向“大众”。研究结果可为我国古籍保护工作的优化和良性发展提供参考,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少数民族古籍保护:边疆治理的视角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后,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同时,保管机构众多、收藏分散、库房条件不足、立法不健全、人才缺乏等诸多问题也长期存在。针对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存在的问题,结合少数民族古籍分散性、宗教性、国际性特点,边疆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应上升到边疆治理的高度。在治理主体上,以政府为主导,联合各收藏机构、企业及民间收藏者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治理对象上,改善收藏条件、加强古籍修复工作,开展整理出版、缩微和数字化建设,综合运用财政投入、法制建设、人才培养以及宣传推广等治理手段。少数民族古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蕴含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内容,因此可以成为边疆治理的手段。通过加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也有利于增强各民族群众对国家的认同,助推边疆地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云南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出版开发研究

云南有着卷帙浩繁的少数民族古籍,对了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历史宗教、文学艺术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整理了云南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出版的主要成果、分析总结出版开发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对少数民族古籍出版开发工作提出了优化建议,以期为今后的少数民族古籍出版开发提供借鉴参考。

古籍传承性保护再认识

随着对古籍保护认识的不断深入,学界在总结出古籍原生性保护和古籍再生性保护的概念之后,又提出古籍传承性保护的概念。本文认为古籍传承性保护的主要内容是对古籍文本和古籍知识、古籍工艺技能与传统写印材料的研习、传承和传播;实施方式是通过古籍保护专业人才的培养、古籍和古籍保护知识理念的社会传播两个层面来进行;对应发展的学科分别是古文献学、古籍工艺学、传统写印材料学、古籍传播学、古籍数字人文等。古籍传承性保护理念的提出,扩大了古籍保护的主体范围,强化了古籍保护学科体系,有利于建立古籍保护人才培养的长期机制,促进古籍的有效利用,推动古籍再生性保护的工作进程。古籍传承性保护与古籍原生性保护、古籍再生性保护三足鼎立的内容架构,理顺了古籍保护各项工作的内在逻辑关系,是对古籍保护事业认识日益完善的结果,也是古籍保护学科建设不断进步的表现,更为构建合理的古籍保护学科知识体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参考文献22。

古籍修复可逆性原则、技术应用策略及实现途径

可逆性原则是古籍修复的主要原则,旨在为未来古籍修复提供便利,有利于古籍修复的可持续性发展,促进古籍修复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减少修复性破坏。文章分别运用归纳法和案例法研究古籍修复可逆性原则的内涵、技术及其应用策略。古籍修复可逆性原则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实践价值。古籍修复界已经发明和应用了较多可逆性技术,这些技术只有通过科学的应用才能收到更好的可逆性效果。可逆性原则的实现途径主要有修复过程管理、修复观念转变、修复方案制定、修复技术应用实施和修复质量评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