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风险及侵权责任认定

生成式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背后折射出科技进步与法律制度发展的辩证关系。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带来众多科技红利的同时,也带来诸多法律风险,主要存在于个人信息保护、生成内容的版权问题等方面,并由此带来侵权责任制度的选择问题。秉承鼓励创作与创作者权益保护的理念,应当认可一定情形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具有可版权性,并为版权权益归属、版权侵权情形下侵权主体的界定提供依据。综合考量各主体的风险控制能力与安全防范义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侵权责任应当采取一般侵权责任制度并辅以过错推定规则。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的特殊性,应当对服务提供者变通适用“通知删除”规则。

抽象危险犯反证的理论证成

在抽象危险犯立法日益增多的刑法活性化时代,研究抽象危险犯能否反证具有重要意义。抽象危险犯是结果犯,且实施构成要件行为仅推定产生抽象危险结果。除一般产生危险的情形外,存在例外无危险的情形,此时应当允许反证出罪以合理限制处罚范围。反证既不违反疑罪从无原则,也不会将抽象危险犯异化为具体危险犯。所有抽象危险犯在理论上均允许反证。反证时,应当以行为人人身特性之外的客观情况为素材,在行为时以社会一般人标准考察是否存在抽象危险。此外,“但书”条款并非反证的适用依据。

刑事司法中事实推定的扩张应用及其合理规制

当前刑事司法实践中,事实推定的应用呈现扩张适用趋势,事实推定经常被用于本应严格证明的关键事项上,这种扩张适用趋势将事实推定的潜在风险带入刑事司法活动中。为防范不利后果的发生,应当优化事实推定的应用。事实推定必须遵守相应的适用原则,包括证据裁判优先原则、不利推定严格限制原则、危险性平衡检验原则、经验法则共识最大化原则等。开展事实推定时,还应当满足相应操作标准。就程序性规制来讲,强化事实推定说理和完善错误事实推定救济机制,能够为事实推定的功能提供外在规则保障。

论公司法与刑法的良性互动关系:以刑民交叉案件为视角

为增强我国法律体系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与科学性,建议推动公司法与刑法的无缝对接、同频共振与良性互动,扭转两法之间存在的碎片化与孤岛化现象;尊重公司法秩序统一性,确保前置法创设的法律秩序受到刑法礼让;明确追首恶的刑事司法政策,精准锁定并从严处罚公司背后的实质违法者,在裁判民营企业家涉刑案件时要促进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严格区分股东股权与公司法人物权,尊重股权转让的独立性与有效性;刑法落实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平等保护的原则,对侵害国企财产与民企财产的行为实行同罪同罚;采取兼顾公司利益与公司意志的职权范围标准;刑法确立疑罪从无原则;尊重与保护诚实信用、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多赢共享、包容普惠、可持续、可复制的商业模式;确立先民后刑、刑民并进、和而不同的程序正义原则,对同一法律事实与法律关系引发的民刑交叉案件一律采取先民后刑的新思维,对互有牵连、但并不相同的法律事实与法律关系引发的民刑交叉案件采取刑民并进、和而不同的裁判思维。

论数人侵权一般规则的案型构成与责任形态

《民法典》第1168条至第1172条是数人侵权的一般规则,这些条文依案型构成与责任形态两方面展开。要探究这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把握自己行为责任及其二阶判断和法效二阶构造是关键。前述一般规则由五种案型构成,前四种案型与最后一种案型分别对应两种不同的责任形态。在理解法效二阶构造这一逻辑过程的基础上,可依是否完全遵循肇因原则进行分类。在考察遵循或突破肇因原则的两类不同案型与其责任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时,须深刻理解作为第一层法效的“对全部损害负责”或“对部分损害负责”这一中间结论,从而认识到不同案型突破肇因原则的法价值考量及其区别。在把握案型构成与责任形态内在关联的基础上,确定上述基本案型之间的外部边界,进而对“边界案型”作出体系定位并在一般规则的框架下寻求妥当的解决方案。

中心辐射型垄断协议的认定标准——兼评《反垄断法》第19条

为规制以纵向垄断协议形式掩盖横向垄断协议实质的违法行为,2022年修订的《反垄断法》首次规定了中心辐射型垄断协议,将其与横向垄断协议和纵向垄断协议并列,但法律尚未明确中心辐射型垄断协议的认定标准,另外实践中存在横向意思联络的证明标准不明确、算法技术增强横向意思联络的证明难度、算法合谋的识别标准难以廓清等难题。结合各国反垄断立法、理论与实践,对比分析我国中心辐射型垄断协议的两要件认定标准、美国限缩的中心辐射型垄断协议的三要件认定标准和欧盟宽泛的中心辐射型垄断协议的A-B-C信息传递型反竞争模型标准,借鉴域外司法中的过错推定原则,并将过错推定原则的适用阶段分为合谋信息发出时和合谋信息收到且知悉时两个阶段,用更细化的标准分阶段解决中心辐射型垄断协议认定困难的问题,充分保护公平竞争。

论涉法网络舆论对刑事诉讼的影响与规制

随着我国刑事程序的进步与公平正义观念深入人心,公众对参与司法过程的需求和热情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公众通过网络平台参与司法过程成为主流。但网络舆论的盲目性以及片面性使得司法机关遭受一定压力,“网络审判”的盛行可能给当事人及其家属造成巨大伤害,宽松的网络环境使得无罪推定原则在相对开放的空间中被大量忽视。文章通过分析涉法网络舆论与无罪推定原则的关系,思考如何在尽可能不破坏网络言论自由的前提下尊重无罪推定原则,并研究对公检法机关、官方媒体涉法网络舆论进行规制,对自媒体与网民进行引导,对平台监督责任进行强化。

论医疗伦理损害侵权责任的认定

医患矛盾和纠纷一直是关乎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的重点问题之一。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对医学伦理行为作出明确界定,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和制度设计,导致医疗纠纷频发。本文则在明确违反医疗伦理损害侵权责任的过错责任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探讨,具体分析医疗伦理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和构成要件,为司法实践提供一个结构框架,对医疗伦理损害侵权责任进行认定。

无罪推定的法律效果比较研究——一种历时分析

无罪推定最初表现为一种富有人权保障价值的证据法原则。但由于产生背景和发展进路的不同,无罪推定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功能定位和法律效果上有一定差别:前者将其作为审判阶段的证明规则,后者则以无罪推定的证据法内涵为基础,充分挖掘其程序法意义,将其塑造为具有多重法律效果的人权原则。二战后,无罪推定的国际化虽然推动了无罪推定法律效果限制和生效范围的一些共同基准的形成,但对各法系无罪推定法律效果的影响并不均衡。

推定研究中的认识误区

当前有关推定的研究存在三个误区:在基础观念层面,将推定混同于个案性的事实推定或法律拟制;在效果界定层面,无视推定类型的多元性,而对其效果做单一的甚至错误的界定;在价值评价层面,对刑事推定的适用持毫无保留的肯定态度,轻率地认定刑事推定与无罪推定原则之间并无冲突。文章认为,推定与推理在约束力的来源与是否具有普遍的强制性上存在本质区别;不应以单一的标准抽象地区分推定与拟制;推定的法律效果具有多样性,界定其效果须考虑五个因素;刑事推定在威胁无罪推定所代表的基本内容与价值的同时,又侵犯到被告人的权利,还可能涉及立法权的实质合理性问题。

审判中心主义及其对刑事程序的影响

审判中心主义是法治国家公认的一条基本刑事司法原则，它是民主社会公正彻底地解决政府与个人之间利益冲突的客观需要，对于两大法系的侦查、起诉、法庭审理和上诉程序以及刑事证据法则都有重要的影响。我国诉讼法理论通说承认这一原则，但在现实司法中审判尚未成为刑事诉讼的中心，应当采取有力措施逐步由侦查中心主义向审判中心主义转变。

无罪推定原则的意义解读——一种诉讼法哲学分析

无罪推定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一项刑事诉讼法原则乃至宪法原则。无罪推定在各国立法例中虽然有肯定式和否定式两种表述方式 ,但其基本内涵却是相同的 ,即 :任何人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并由法院判决确定有罪之前 ,应作为无罪公民对待。作为一种关于正义的规范性命题 ,无罪推定原则具有内在的基本特征和诉讼程序规则 ,具有深厚的社会哲学基础和重要的政治法律意义。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 ,无罪推定原则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成为当代中国刑事诉讼法制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和时代课题。

刑事错案产生的原因与制度防范——以张氏叔侄案为标本

以张氏叔侄案为标本观察,错案产生具有理念和制度层面的原因。其中,破坏罪刑法定原则、违背无罪推定原则,公、检、法机关相互制约观念弱化,这是错案产生的理念原因;法治理念需要完善的制度保障,错案中一系列的违法行为具有制度上的渊源;权力监督与制约规范缺失,诉讼监督机制不健全,司法地方化等是错案产生的制度原因。

我国刑事诉讼中无罪化机制的过程性失灵及应对

无罪推定原则要求通过刑事诉讼中的无罪化机制维护被追诉者实体利益,避免冤案发生。目前我国刑事司法中的典型案例让我们认识到我国刑事诉讼中无罪化机制过程性失灵的现状。我国现有刑事诉讼制度对有罪证据存疑的案件倾向于持续追诉,而非对案件进行即时无罪化处理。在有罪推定理念之下,持续追诉的程序潜规则盛行,其背后存在着容许部门利益膨胀的体制空间。司法体制产生的现实阻力,是无罪化机制过程性失灵的根本原因。与之相比,公安司法机关内部的工作机制只是附随因素。克服无罪化机制的过程性失灵应着眼于:程序裁量中的即时无罪化策略、无罪化机制的制度完善、司法体制等程序外阻力的消解策略。

论我国保释制度的建构

文章从现代保释制度基本精神与运作模式出发 ,分析了保释与公民基本人权保护之间的关系 ,以及我国取保候审的缺陷。在此基础上指出 ,保释制度应该是无罪推定的合理内核。如果坚持无罪推定原则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该以保释制度代替现行的取保候审制度 ,并对于审前的强制措施彻底改造 ,确立保释是原则 ,羁押是例外的指导思想。

“幽灵抗辩”与我国刑事证明责任分配制度之完善——以台湾地区相关案例为视角

在我国现行刑事法律中,刑事证明责任由控诉方承担,通常情况下被告人不负证明责任,该规定以保护被告人的权利为目的,符合无罪推定原则。"幽灵抗辩"的出现使仅由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的方式成为不可能。我国刑事证明责任制度应借鉴英美证据法的"积极抗辩"理论,修正原来过于僵化的证明责任规则,实行证明责任转移并适度降低被告人的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证据法的基本原则

随着两个证据规定和刑诉法修正案的相继颁布,我国初步建立了刑事证据规则,并确立了若干项旨在规范证据制度的基本原则。尽管在对基本原则的概括上存在一些争议,但本文认为有六项基本原则已经为中国刑事证据法所确立。这些基本原则各有其确定的含义,在中国刑事证据规则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吸收,但有些证据规则存在着与基本原则要求相悖的方面。基本原则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原理,而有其各自的适用例外。准确地掌握这些基本原则的含义和例外,对于我们认识这些基本原则在确立和适用上的规律,是有积极意义的。

论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中存在的问题与完善

以无罪推定在刑事诉讼中的运作为视角,反思当前存在的认识误区和制度缺陷,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完善中国无罪推定原则的建言。认为目前中国虽然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但由于诉讼理念、制度设计等方面存在的偏差及缺陷,在相应的立法和司法上也存在着缺失或不协调等问题,现已成为确立该原则并保障其贯彻落实的障碍。

无罪推定原则之多维分析

对无罪推定原则的适用范围、法律意义、价值评判仅停留在部门法的层次上来认识是不够的 ,其所表现的不仅仅是一条法律原则 ,而且是重要的人权准则。从概念分析、逻辑分析、经济分析、规范分析、现实分析这五个维度出发 ,深入地阐释了无罪推定原则深厚的价值底蕴 。

略论刑讯逼供的成因及矫治

刑讯逼供深为人恶 ,但屡禁不止。本文从多角度多层次剖析刑讯逼供的成因。以我国实情为基点 ,结合国际通常作法 ,作者提出以彻底贯彻无罪推定原则为核心的综合矫治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