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序良俗在情人遗赠纠纷中的适用——基于私法与基本权利冲突理论的二元视角

遗赠是否违背公序良俗应以遗赠本身为审查对象,而不能以遗赠以外之事实为断。同时,情人遗赠行为是否违背公序良俗,尤应考察当事人一方遗赠的动机是否是将性奉献与经济上的对待给付联结起来,抑或是存在其他更值得尊重的动机。但在私法视角下,情人遗赠的效力,总是呈现出完全有效或完全无效的形态。而在基本权利冲突与权衡的视角下,各基本权利相互较量各自在具体个案中的分量,此种权衡和较量之结果体现在法律行为效力上,即既非完全有效亦非完全无效,而是在两者间存在多种可能性,因而更能适应个案中的具体情况,也更具灵活性。

遗赠、婚外同居与公序良俗

《民法典》继承制度延续了《继承法》,最终并未采纳特留份制度。自比较法角度看,《民法典》继承制度的重要特色在于注重扶养或需要,避免不加限制的“不劳而获”。在向婚外同居者遗赠情形中,生存配偶非基于扶养或需要而主张违反遗嘱意思的继承,不符合我国继承制度缓解“不劳而获”思想的特点,可不予支持。向婚外同居者遗赠的法律行为,若不涉及金钱和婚外同居的交换——如与婚外同居者订立遗赠扶养协议,则不应以违反公序良俗为由认定其无效。婚外同居者违反夫妻忠实义务可在夫妻关系的法律规定中寻求解决之道。

行政诉讼中公序良俗原则之适用

公序良俗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边界具有模糊性。通过NVivo质性分析可得出,近年来在行政诉讼中适用公序良俗原则的案件数量增加,案件类型的范围显著扩张。对法院、原告与被告就该原则的判断标准或描述性方式及其裁判文书中位置梳理可得出,不同法官对公序良俗原则的判断标准不同,当事人对该原则也有不同的理解。公序良俗原则判断标准的不确定性成因,一是法院对该原则的论述理由不具有说服力,应适当考虑行政诉讼当事人的描述性方式,并对此予以适当回应;二是法官缺乏将原则具体化的思维工具,宜通过“比附”和“还原”方式厘清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边界,进而搭建起适用公序良俗原则及其新规则的路径。

论合同违背公序良俗——以《合同编解释》第17条为中心

《合同编解释》进一步丰富、完善了《民法典》第153条关于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由于公序良俗具有高度抽象性和概括性,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具有具体针对性,因此《合同编解释》第17条要求应优先适用《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关于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无效的规定。由于公序良俗作为不确定概念需要类型化,该条将违背公序良俗行为进行类型化处理,并进一步采取了动态系统论的方法,为法院认定公序良俗提供指引,有利于统一裁判规则,保障交易当事人的合理预期,维护意思自治。由于公序良俗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依据该条规定,应以核心价值观作为公序良俗适用中的价值判断,以核心价值观统一公序良俗的适用标准。

《民法典》优良家风条款的法功能预期及司法实现

《民法典》优良家风条款以“家庭”为主体,明确了婚姻家庭“全方位人格”的公序良俗边界,补强了婚姻家庭法入典后的社会化表达。其可作为裁判依据和说理依据,借由司法审判的过程发挥倡导性规范的教化作用。援引优良家风条款审结的案件涵盖了正向解读和逆向解读,能够制衡婚姻家庭关系的财产法化倾向,较少出现司法裁判的异化。然而,优良家风条款的司法适用也存在泛化援引和说理不足等问题。司法机关需要明确不同情形下优良家风条款的援引规则,充分运用法律解释方法进行释法说理,并在此过程中平衡婚姻家庭秩序与个人权利保障,把握心证过程的扩张与谦抑,以此实现优良家风条款德法相融的法功能预期。

公序良俗在我国金融领域的司法适用

近年来公序良俗在金融案件中适用增加,问题也随之凸显。包括以金融领域内规范性文件确定违背公序良俗导致不公平、对公序良俗内涵的理解错误、对违背公序良俗的构成要件判断错误。以金融领域内规范性文件确定违背公序良俗虽可能导致不公平,但基于公序良俗原则本身的开放性、作为裁判规则的相对确定性等特点,运用金融领域内规范性文件确定公序良俗有其正当性。公序良俗内涵的理解错误,主要是因为其本身内涵的不确定以及缺乏统一标准所造成。因此,需要先明确对被引用的金融规范性文件的标准,再充分论证金融规章的规定为金融领域的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构成要件判断错误产生主要归因于金融领域内法律、行政法规的制定和修改存在滞后性严重、修改周期长等,以及金融领域内法律行为的特殊性,导致裁判者以金融领域内规范性文件作为判断法律行为效力的唯一要件。因此,需要明确法律行为效力的判断因素,同时结合比例原则,类型化适用公序良俗。

交易习惯的具体认定与细化适用——以《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2条为中心

《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2条就交易习惯的认定及举证责任问题作出规定,既保持了法律适用上的连续性、稳定性,同时又根据实际情况对有关内容作了调整,以更加符合审判实践的需要。就交易习惯的具体适用,需要厘清该条与《民法典》第10条关于法源意义上的习惯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就适用效力而言,既要依据《民法典》的具体规定来确定其是否优先适用的问题,又要按照体系化适用的方法把握好一般规定意义上的交易习惯与特别规定意义上的交易习惯的关系。对于交易习惯的举证责任与法源意义上的习惯有大同但存小异,在适用时也要对其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序良俗进行审查。

浅谈虐待动物入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近年来,虐待动物案件频发,手段较之以往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对公序良俗的威胁呈扩大趋势。在此背景下,从刑法立法标准出发,论证了虐待动物入刑具有必要性,其包括虐待动物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现行的法律不能够合理且有效地抑制虐待动物行为、虐待动物入刑并不会限制公民自由、对于虐待动物的行为能够进行客观的认定和公平的处理、虐待动物入刑能够实现刑罚的目的五个方面。在此基础之上,从刑法社会学角度、虐待动物入刑与我国刑法体系相融并且符合国际基本立法趋势三个方面论述了虐待动物入刑的可行性。

论精神控制行为的侵权法规制

近年来,精神控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从先行行为与交往安全义务理论的视角看,精神控制行为具有违法性,是类型性侵权行为,故在损害后果要件中应对纯粹性精神损害予以认可。从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的视角看,精神控制行为与纯粹精神损害及生命健康等人身损害具有因果关系,故在行为人具有故意或过失的主观过错且不具有免责事由之际,行为人实施精神控制侵害他人权益构成侵权,需承担侵权责任。总之,精神世界并非法外空间,行为人实施精神控制,因故意或过失造成受害人损害,行为人应承担侵权责任。

违反行政规章的合同效力认定规则研究

违反行政规章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存在诸多争议,该问题的产生既源于上位法与行政规章各自功能的局限性,又属于法治理念转变过程中带来的后果。现有各种理论深陷于私法内部危机与外部危机的两难抉择,均非解决合同效力认定问题之良策。相较于对行政规章介入私法领域采取全肯或全否的态度,解释论作为一种更为缓和、明确的方法论,认为只有当行政规章符合对法律、行政法规的具体条款的解释时,才可以作为合同效力的认定依据。具体的认定规则包括补缺规则、例外规则、限制规则,人民法院在具体运用这些规则时应依照一定的程序,按步骤先后审查规章的适用必要性、合解释性以及其自身的合理性。

婚外情赠与中“无过错”第三者利益保护辨析

婚外情赠与纠纷中,判令第三者全额返还受赠财产的主流裁判路径弱化了对第三者主观层面的审查,不利于实现当事人利益平衡和实质公平。比较法中考察行为人动机或适用不法原因给付制度的裁判规则难以作为我国人民法院的裁判依据。在现有实体法规范下,无过错第三者遭受的损失难以通过赠与无效后的缔约过失责任得到救济,但无过错第三者可援引《民法典》第986条的得利丧失抗辩用于限制不当得利返还之范围。在举证责任方面,应由第三者负担其“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得利无法律依据”“得利消灭”以及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其中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以宽松为宜。

民法典视域下夫妻忠诚协议效力探析

忠诚协议为夫妻间自主签订的协议,其具有契约性、人身性和财产性。夫妻之间自主签订的忠诚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争议很大,各地法院判决不一,存在“有效说”“无效说”和“部分有效说”等观点。从尊重当事人意愿的角度,原则上应当承认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并从法律层面去规范其生效要件,即其主体是否具有行为能力、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一致和意思内容是否具体明确。同时,协议内容也不能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民法典时代破解彩礼纠纷的新思路

彩礼纠纷的解决关涉乡村治理的质效和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拓展。近年来,针对因彩礼引发的纠纷不断增多的现象,中央陆续出台文件,要求破除农村婚姻陋习。当前,全国四级法院对彩礼纠纷作出的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意见,均存在过于原则、规范冲突以及规范欠缺等不足,难以切实有效地发挥司法引领和教育功能,也无法从根本上破除婚姻陋习。将《民法典》中“适用习惯处理纠纷”和“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适用到彩礼纠纷案件中,可以深刻影响此类案件的审理思路和裁判结果,对彩礼纠纷的预防和解决起到重要推进作用,进而从根本上破除婚姻陋习,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数字文明变局中的教育数字化转型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技术驱动的数字文明变局背景下,教育供给与管理的供给侧数字化改革、数字人才及数字人文主义价值观培养的教学育人需求侧内生实践创新以及教育对数字社会秩序重建的预前引领。文章在分析技术逐利和人文主义两种数字文明变局逻辑对峙的基础上,倡导以数字人文主义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总体价值观原则。进而从数字文明变局的关键过程性要素出发,提出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辨析框架。基于该框架,主张教育数字化转型应重点关注战略性数字化自主的教育数字化转型历史责任、基于升维技术的教育数字基建、数字素养普及和数字科创能力建设、公共数字教育体系构建以及数字社会秩序重建五个战略领域,进而围绕五个领域诠释十项数字人文主义的具体价值观原则,揭示了各领域的人文忧患或关键趋势,并倡议了各领域的战略实施重点。

意思瑕疵定位下显失公平制度的动态体系论适用

由于显失公平的主客观要件均存在一定的概括性与弹性,以动态体系论弹性评价显失公平要件的充足度有其合理性。显失公平的内在原理不是公序良俗,而是公平原则与意思自治原理;公平原则提供制度渊源上的依据并正当化其客观要件,意思自治原理支撑其主观要件。以“动态体系论”弹性评价显失公平要件的充足度,当侵扰对方意志自由的程度很高时,结果失衡的充足度可适当降低,这是因为显失公平的支撑原理以意思自治原理为主导,公平原则为补充。为降低主观要件的证明难度,可适当采取表面证据规则,在一方当事人处于危困状态等不利情势而结果显著失衡时,推定对方有对此加以利用的事实。

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解释标准——基于“经济公序”的分析

对于民法上“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解释标准,我国实务界和理论界均未提供明确的答案。这种不明确致使“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司法适用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倒因为果的循环论证逻辑,另一个是公益绝对优先的价值衡量倾向,两者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时裁量标准较为随意。这两个问题的成因在于我国学界在继受日本法上的“取缔规定”来创制“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概念时,未把握住该概念的关键点即作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之源头的“取缔规定”与“经济公序”的联系。“经济公序”是指规制法律行为效力的经济性公共秩序,“经济公序”理论既可以厘清“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之内部要素,也能够协调“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外部环境,故应基于该理论来厘定“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解释标准。首先,要做到构成要件上形式化,即明确与“经济公序”相关的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将此种规定分为基于“消费者公序”的规定以及基于“竞争公序”的规定两种类型。其次,要在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行为的法律效果判定上做到精细化,即根据比例原则的要求在具体的个案中审查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法律行为的效力。

《民法典》优良家风条款规范效力实现路径研究

《民法典》优良家风条款的规范功能不应局限于道德劝喻的法律化,应重点关注家风条款入典的法功能预期,体系化构建《民法典》相关条款适用逻辑。当下司法实践存在经验性架构监护人责任与“失管失教”因果关系、形式化认定家庭暴力构成要件等裁判惯性,新增制度规范适用界限模糊、新型家庭纠纷制度供给不足等现实问题。就具体制度适用而言,应类型化探索优良家风条款规范性质转化机制,考察监护职责、扶助、赡养等法定义务履行程度,细化类案裁判路径;转介公序良俗原则,理性判断夫妻忠诚协议、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生育协议等身份关系法律行为之效力;协调冠姓权、生育权、隔代探望权等新型家庭纠纷,树立优良家风法治理念;合理分配家庭暴力证明责任,明晰离婚冷静期等新增制度适用界限,以期实现新时代“优良家风”于法治国家的价值融入与司法适用。

公序良俗原则在婚外同居赠与合同中的适用

《民法典》在合同效力领域不再单独规定无效事由,违背公序良俗法律行为直接归于无效。通过对351件婚外同居赠与判决研究发现,通常因违背此原则合同被整体判定无效,而类案民事裁判理由书写部分存在界定模糊、说理不足等问题,并将公序良俗原则范化为社会一般道德评价,缺乏分类评价体系。基于此,应当在适用公序良俗原则裁判时把握其本质内涵,遵循消极适用原则,并在适用时针对案件事实性质严格区分,对法律行为合俗性进行单独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