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民警执法武力使用规范化探微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当前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社会利益矛盾时有发生。公安民警作为一线执法人员,所面临的执法环境日益复杂,且警务量繁多,工作压力巨大。近年来各地区都相继出现了暴力袭警事件,对公安民警的执法权威与职业安全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由于当前有关公安民警武力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且从司法层面对警察的保护力度相对比较薄弱,因此导致公安民警的执法权威与人身安全面临极大威胁。面对公安民警的武力使用问题,应从执法规范化角度出发,正视公安民警武力使用的级别与特点,分析当前公安民警武力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才可能找到相应的解决之策。

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公安专业小样本知识抽取方法研究

当前公安业务工作信息化、数字化飞速发展,在公安工作中产生了大量执法办案数据,但是其文本种类较多、信息量较大,导致一线民警在阅卷工作中常面临阅读效率低、信息难以聚合等问题。为更进一步利用执法办案文本,需要对其进行智能分析、知识抽取,但受限于公安专业执法办案文本的专业性、数据敏感性、保密性,以及公安数据出网要求等,仅能获取到少量学习训练样本,使用传统的深度学习模型抽取效果不尽如人意。因此提出使用较少资源和数据构建垂直领域大语言模型,实现模型对公安专业适配的方法,利用知识编辑技术MEMIT、低资源微调技术LoRA、提示模板,提高模型对警务术语、警务常识等公安知识的理解能力。为进一步提高模型的知识抽取效果,设计小样本执法办案文本数据抽取流程,以更好结合模型中的相关案别专业知识。实验结果表明,融合抽取流程的公安专业垂直领域大语言模型在各类知识抽取任务中准确率较之传统方法显著提高,有助于帮助一线民警快速、客观、准确分析执法办案文本,挖掘案件潜在信息,支撑公安工作智能化发展。

行刑衔接视角下公安机关参与企业合规建设路径分析

随着企业合规制度建设的不断推进,行政合规的重要性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由于目前行政机关尚无配合刑事机关参与合规案件的法定义务,导致行刑衔接不畅成为合规建设完善过程中不可逃避的问题之一。对合规建设之路的有效探析,仅靠检察机关合规前移的努力显然独木难支。从行刑衔接的视角出发,利用公安机关的双重属性,通过适度延伸参与行政合规,立足公安机关与企业、行政机关、社会及其自身队伍建设四个方面,进而探寻公安机关参与企业合规的有效路径,以适度参与行政合规举措完善刑事合规建设,实现行刑衔接机制的双向优化。

市区一体化:公安执法办案管理的模式创新——来自浙江省舟山市的实践样本

当前,传统公安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一般是以区县为主的模式进行建设,但这一模式对于城区常住人口在100万至300万的Ⅱ型大城市和城区常住人口在50万至100万的设区的中等城市而言,往往难以统筹市区两级的主体责任,且容易出现警务资源浪费或多头重复建设等问题。为此,浙江省舟山市公安局积极探索实践,创新出一套“以市带区”“以区提质”的“市区一体化”公安执法办案管理模式。该模式以新建设的公安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为载体,将舟山市区两级公安执法办案在空间和运行上实现了一体化。该模式系统回答了如何落地建设公安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的系列问题,积极探索了市区两级公安执法办案中“侦”“办”有机融合的行动方案,丰富和完善了公安执法办案管理的制度体系,进一步拓展了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具体内容,具有巨大的可推广价值。

夜间经济背景下警务工作困境与对策研究

我国夜间经济方兴未艾,发展规模持续增长,目前已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随之产生的夜间治安问题也日益凸显,相关场所案件频发,安全风险骤增,治安难度加大,给社会治安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和压力。警务工作在夜间治安实践中面临警力资源严重不足、应急警务运行不力、警务协作机制不畅和警察执法保障不够等现实困境。公安机关应从构建夜间警务运行体系、加强夜间警务协作、构筑夜间群防群治防线、提升警察夜间执法能力等方面积极探索改进之策。

基层公安机关执法能力提升的逻辑缘起、制约因素与创新路径——基于社会治理现代化视角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基层公安机关执法能力提升推动社区治理进程,有效契合了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研究认为,基层社区、基层公安机关及公安机关治理能力锚定了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升的基础治理空间、重要治理主体及关键影响要素。基层公安机关在社会治理中主要存在执法理念规范性不高、执法人才储备不足、执法范围边界模糊、执法手段相对滞后等问题。在今后实践推进中,可以从基层公安社会治理主体协同性、理念科学性、内容精细化、手段多元化、队伍专业性等方面予以优化。

我国生态环境治理样态、机制及对策研究——以公安机关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为视角

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合作式治理”方式一直以来是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公安机关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执法行动样态入手,解读公安机关执法过程中的多元联动机制,由此构建“关系—嵌入—共生”的三重治理机制框架,以此说明其在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行动机理。同时,从社会互动的视角出发,探索其中的多元互动和联动机制,即“复合型治理”模式。由此提出公安机关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路径,即从“制度再造”入手,促进制度渐进式改革;通过各组织间的相互融入,进而建构系统化组织治理模式;建构“复合型治理”模式,从而互构多元主体共治体系。

公安交警远程执法技术的实践与思考

交警远程执法模式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融入“公安大脑”建设、推进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数字勤务改革的一项举措,有效地提高了执法效率。但交警远程执法作为一种新的执法模式,实践先行于理论,在技术规范、执法程序、法规依据等亟待完善。在非现场执法和移动政务研究基础上,通过与传统执法模式对比,分析了当前交警远程执法执行方式、特点、适用场景、优势和不足。从执法政策依据、社会认可、技术支撑等方面得出了交警远程执法的可行性。最后针对交警远程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和对策,从而确保执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研究结论可为今后交警远程执法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制定提供参考。

新时代公安工作现代化的建设路径

公安工作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起着重要作用。公安工作现代化是现代化在公安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公安工作现代化建设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和鲜明的时代要求,应从加强法治公安建设、智慧公安建设、基层基础建设和过硬队伍建设等四个方面构建公安工作现代化建设路径。

资本市场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实施问题研究

《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实施办法》发布实施后,资本市场行政和解制度试行结束,开始推行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制度实施过程中,除遵循制度内容和立法理念外,仍需在明晰当事人承诺执法特征的基础上,立足市场实际,着力提升执法效率和透明度。当事人承诺的“柔性执法”、所采取措施的综合性及不认定当事人违法行为,使其呈现独有的执法特征。案件处理过程中,应注重及时用承诺金赔偿投资者、对当事人履行承诺情况的监督以及执法信息的适度公开。承诺认可协议是否属于行政协议影响着该类争议受到司法审查时应当适用哪种标准,而其作为行政协议进入司法审查程序,会对行政执法及监督产生一定影响。

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提质增效研究

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模式自推广以来提升了执法办案效率,促进了执法规范化进程。为进一步强化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使用管理、健全完善落实各项配套制度机制,2022年公安部出台了《关于加强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结合A省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的运行模式与实际建设情况,由于重视程度不足、相关职能部门参与度不高以及缺乏一支专业的管理团队等原因,导致当前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普遍存在专业人员配备不到位、合成作战支撑度不够、场所设置单一、刚性制度与执法办案环境不匹配等现实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合成作战、合理规划分中心设置、优化工作流程、构建常态化全融合运行模式等对策建议,为实现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的优化升级和提质增效提供建设思路和经验借鉴。

法理学视域下公安执法中的私权保护

公安执法是公权力的体现,具有强制性特征,公安执法又常常涉及公民私权,这使得两者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出现冲突。由于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社会私权意识的缺失、现行公安管理体制的制约、执法中私权保护的法律依据不完备、不重视公安执法的程序性、个别民警的执法能力不足等原因,公安执法领域还存在一些侵害私权的现象。应完善立法,健全管理体制,明确公安执法权运行规则,提高民警的执法素质并加强对公安执法过程的监督,以实现公安执法过程中的私权保护。

执法司法责任体系改革背景下公安法制员制度探究

公安法制员制度是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安机关执法内部监督的一大保障。在执法司法责任体系改革背景下,要守牢基层执法生命线,以法治助推公安高质量发展。公安法制员制度从2010年创立至今,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实践过程中还存在法制员角色定位不准、法律素养层次不齐、工作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公安机关应当从完善配套规章制度、加强人才队伍培养、完善激励机制以及推进“智慧法制员”建设等方面着手,不断健全完善公安法制员制度,为深入推进执法司法责任体系改革与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自媒体时代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提升路径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已进入网络环境更为复杂的自媒体时代。公安机关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的执法机关,其执法警察与人民群众接触最为密切,同时也处于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如果公安机关对涉警网络舆情处置不到位,经自媒体传播后,极易扩散、发酵。涉警网络舆情危机频现,会使公众对公安机关的信任度降低,造成执法公信力下降,不利于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在自媒体时代,要提高公安机关的执法公信力,首先应全力提升公安民警的法律素养、执法办案能力和水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其次应建立涉警舆情的事前预警机制,同时及时跟进,妥善应对和处理;此外还应做好法治宣传,加强与媒体和社会公众的沟通,优化警民关系,赢得公众的理解和信任。

基于GWO-SVM模型的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评价与提升研究

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提升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针对规范化水平量化评价缺失的问题,从5个维度构建了11个评价指标,提出了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评价的GWO-SVM模型。和传统的SVM评价模型相比,GWO-SVM评价模型对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评价的准确率高达95.8%,远远高于SVM评价模型。将GWO-SVM模型应用于城乡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评价中,结果表明城市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明显高于乡镇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同时近几年城市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也呈现出波动变化的趋势,这对提升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提供了数据参考。

交通警察执法办案机制的改革探索——以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为例

随着现代警务机制的全面推广和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面临众多自身、外部的工作掣肘,亟需通过执法办案机制改革寻求破局之道。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全面推进执法办案机制改革,改变了交通警察传统执法办案模式,强化了现场执法规范,降低了争议案件数量,提升了执法办案质量和执法效率,增强了交通警察执法公信力。在新的形势下,要进一步破解执法办案机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必须强化顶层制度设计和制度供给,加强法制监督,建强专业队伍,坚持数字赋能,全面推进交通警察执法工作现代化。

权力规制法治视域中的公安现场执法困境

从近几年发生的案例来看,公安现场执法似有陷入困境之虞。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所期待的"规则之治"未能如期而至,关于这个问题,"权力规制法治"范式有很高的解释力。要解决公安现场执法难题,须在增配公安部门权力资源和减缩公安事权两个方面着手,其中确保警察充分运用自由裁量权和分化剥离非警务活动是突破口。应当将包括公安现场执法工作在内的公安工作置于法治建设视域之中考量,达成新的发展共识。

中国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及其完善

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在保障基金业的健康发展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信息披露有自愿性和强制性之分,强制性信息披露代表着立法的介入。就中国投资基金市场的现状而言,确立强制性信息披露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中国自一开始起即十分重视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建设,但是就目前的情况看,中国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依然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并寻求完善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新路径,是中国经济法学界面临的又一个课题。

公安机关的角色定位和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公安机关的角位定位应从根本上改变观念 ,与现代法制文明相适应 ,确立其是一个执法机关和服务部门。对严格、公正、文明执法要把握精神 ,正确认识和落实。

关于森林公安队伍建设与发展的思考

阐述了森林公安队伍建设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从思想上、组织上、业务上、队伍素质上对森林公安队伍建设与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森林公安队伍建设与发展设想：创新机制，促进执法规范化：突出林业执法特色，建设“高特专”森林公安队伍；拓宽信息主流渠道，重塑价值典范；落实职业保障，提升民警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