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重庆城市发展中沙磁地区的空间形态演变(1926-1946)

以1926年市政组织成立至1946年抗战胜利期间重庆在行政地位、市域范围、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城市发展为线索,基于重庆城市近代化进程三个阶段:城市发展探索期、城市发展突进期、城市发展调整期的背景下,以小区域人文地理的视角及方法,研究重庆西郊沙磁地区的空间结构、区域定位、产业布局的演变与特征,指出沙磁地区在自主发展与疏散迁建的共同影响下,经历了单极主导—组团发展—区域融合的空间形态演变进程。在这段特殊的城市近代化中,沙磁地区受到山水格局、战争刺激、政治权力等因素的驱动,由传统场镇迅速转化为近代重庆的主要功能区与远郊发展的过渡区域,形成了现代沙磁地区的小组团的空间格局基础,空间形态的演进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和“小组团结构”的不均衡态势。研究以沙磁地区为典例,根据区域与城市的拓扑映射,再现近代重庆城市史中沙磁地区的空间发展进程,旨在为重庆近代小区域研究的深入进行理论与实践的补充,并为今后城市规划与发展提供经验与启示。

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作品中的“独身女性”叙事

五四时期,在西方女权运动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女性作家笔下开始建构“独身女性”叙事。抗战阶段,女性解放话语融入民族解放洪流,在社会问题更突出、矛盾更尖锐的大后方,“独身女性”叙事得以保留,这也是大后方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所决定的。“独身女性”叙事既是特殊时期对实现女性社会价值的实验,亦是对五四时期女性解放道路的反思和探索,更是艰难环境中女性为确保不再度沦为历史进程中缄默者所作出的选择。体察这些“独身女性”叙事,可以进一步了解战时女性的真实生活境遇;通过与西方社会“独身女性”成因形成观照,可以进一步理解我国女性解放进程的独特性与复杂性。

中国共产党利用木活字印刷术开展革命出版事业考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根据地以农村为主,交通落后,经济和技术基础薄弱,又屡遭敌人封锁,铅印、石印、油印的设备及耗材严重匮乏,无法满足革命宣传和教育普及的需要。民国年间南方地区由于纂修家谱等原因,木活字印刷业仍较为活跃。其成本低廉、操作简单、方便转移,于是中共党政军机关主动利用木活字印刷革命读物和文件传单。这一现象主要出现在土地革命时期江西、湖南、湖北和安徽等地的苏区,出版物以初级教育课本为主。此外,中共还通过刻制木活字补充损坏或者缺少的铅字。传承千年的木活字印刷得以发挥余热,有力推动了当地的扫盲和群众动员工作,为偏远地区传播革命火种。

抗日战争时期苏北根据地的财经措施

抗日战争时期,财政经济工作是苏北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内容,对坚持敌后抗战、巩固苏北抗日根据地以及在财经战场打击敌人等具有重要意义。苏北抗日根据地成立银行,发展根据地金融,促进经济发展、保证合理负担,活跃市场贸易、打破日伪经济封锁,开展货币斗争、维护根据地利益,为夺取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安徽抗日民主根据地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及启示

安徽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党风廉政建设实践中通过加强思想教育,筑牢思想防线;健全完善财经制度和强化制度保障;加强监督,构建长效机制;厉行节约,精兵简政,奠定廉洁政治的物质基础;从严治吏,狠抓“关键少数”等有效措施取得了长效的实践效果,为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提高思想认识,以更加积极的历史主动精神将党风廉政建设向纵深推进;勇于自我革命,夯实党风建设的主体力量;深化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汲取党建工作的历史能量,永葆党的生机活力。

全面抗战时期徽州经济统制政策探析

抗战爆发后,徽州作为江浙皖一带最大的国统区,周边地区都沦陷为敌占区,物资交流异常困难。迫于严峻的经济形势和经济困难,徽州地方政府为了维持战争时期社会稳定以及经济的正常运行,实施战时金融统制,扩大战时生产,发展合作事业,不断加强对敌的经济封锁,并对粮食进行统制,保障军粮民食的供应,这些举措客观上起到了经济“助推器”与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不仅维系了徽州地方社会的稳定状态,也有效地支持了周边地区乃至全国的抗战。随着抗战进程的推进,国民政府为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逐步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抽取力度,徽州稳定的社会秩序背后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全面抗战时期国立第五中学大后方办学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先后在大后方创设34所国立中学。办学八年,国立中学在提升中等教育水准、助推高等教育发展以及推进中西部文教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深远影响。鉴于目前少有从兴学育才的视角梳理与考察抗战时期国立中学大后方办学理念与实践的专门研究,选择1938年创办,1946年复员,始终坚持在甘肃天水办学,最终形成优异的办学质量,作育大批优秀人才的国立第五中学作为研究个案,以学校办学历程为主线,综合运用文献史料,还原与再现烽火年代国立五中艰难办学和作育人才的历史图景,加深对其遵循教育规律办学,重视培养学生全面发展教育理念的认识。国立五中在八年办学实践中形成了重视培育抗战精神、重视延揽品学兼优之良师、重视文化育人、重视积极影响大后方建设等办学特色,足资后世借鉴。深入研究国立五中的办学育人实践,既有助于传承与弘扬抗战文化与抗战精神,也可为推进和深化当前中学教育发展与改革提供历史借鉴。

全面抗战时期璧山县国民教育的政教关系研究(1940—1945)

抗战大后方的璧山县在“新县制”推行的背景下,开始实施“政教合一”的国民教育体制。研究表明,“裁局设科”后的璧山县域国民教育行政体系,虽秉持新县制“政教合一”的制度设计,使得县域国民教育管理呈现垂直化的趋势,导致基层教育主管机构的权力缩小;地方社会行政与教育两方围绕国民教育人事的冲突与矛盾,更反映了大后方基础教育政教关系的不稳定性。如何找到政教双方分工合作与相互联系的具体路径,是战时大后方国民教育实施的核心内容。

抗日根据地合作经济研究的现状及趋势

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所倡导的合作经济模式是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是中共乡村治理的探索与尝试,也是与中共革命未来走向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在完备的资料体系支撑下,海内外学者在抗日根据地合作经济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涉及合作经济与乡村社会的变化,合作经济与中共革命的关系,合作经济组织模式,合作思想等几个方面的议题。在此基础上,将中共合作经济研究纳入近代乡村社会变迁的视野中,对合作经济的基层实践过程进一步细化研究,考察其对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影响背后的原因,仍有值得探究的空间及价值。

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计口授盐

抗战爆发后,沿海重要产盐区先后沦陷,国民政府虽然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但成效有限,导致盐荒蔓延。鉴于此,一些省份先后实施计口授盐。至1944年,计口授盐在国统区已较普遍。大体而言,计口授盐采取了直接利用保甲、设食盐公卖店和运用消费合作社三种形式,授盐定额每人每月五两至一斤不定。计口授盐缓解了后方盐荒,但也存在较大局限。在一定程度上,计口授盐反映了国民政府在抗战中对民众的组织能力有限,由此亦可窥见国民政府持久抗战的一个面相。

典与赎:全面抗战前后晋西北农村的土地交易

典地作为农村土地交易的主要方式之一,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晋西北农村虽常见却不甚发达。一方面,典地交易多点散发,呈遍地开花之势;另一方面,各地典地发展状态存有差异,且典地户和典地数总体较少,又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不平衡性和滞后性。尽管如此,参与典地交易的阶级来源仍十分广泛,基本涵盖了农业和非农业的各类从业者,其中高利贷者(包括商人高利贷者)、中农和上升中农构成承典主体,而没落地主及部分富农、中农和小商人成为出典主力。对出、入典双方而言,典地行为不仅是战时环境、政策调整和物价变化等外部刺激催生之物,更是两者依其自身经济状况、生活习惯及风险偏好等作出的必然选择。晋西北农村地区典地回赎政策在全面抗战前后的不同时期几经流变,其中以中共的典地回赎办法最受瞩目,对确立农民主人翁地位、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意义重大。

抗战时期日伪对桑干河流域社会文化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日军入侵和扶植伪政权,桑干河流域沦陷区的社会文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日伪对桑干河流域沦陷区学校和文化教育设施的破坏,在学校和社会上推行奴化教育宣传和殖民化政策,逼迫农民种植鸦片,公然提倡赌博,广泛兴办妓院,深刻影响了桑干河流域沦陷区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急剧败坏了桑干河流域沦陷区的社会风气、民间风尚。

效率何为?——抗战大后方建筑设计化用传统木构之思

效率作为建筑实践最重要的议题之一,长期被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者忽视。与此相应,抗战大后方建筑长期未受学界足够重视。战时建筑讲求多快好省,是研究建筑效率问题的绝佳样本。文章以效率问题为切入点,研究抗战大后方建筑,基于档案查阅和田野调查所获一手史料,梳理抗战大后方化用传统木构的诸多案例,包含不同类型的42款屋架,归纳其技术类型和特征;重点研究位于重庆的三个项目,运用结构力学方法分析其技术特征,以实践逻辑剖析设计者在空间效率、结构效率、材料与构造效率之间的复杂权衡,初步建立起建筑效率理论框架,揭示抗战时期中国建筑的“效率转向”,并指出其当代意义——关注建筑效率的设计思维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无足轻重。

抗战时期大后方漫画运动特色综述研究

抗战大后方漫画运动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救亡图存时代背景下的文艺救国运动,运动范围广,介入历史进程深,社会影响力大,是我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的重要篇章。文章对抗战大后方漫画运动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并依据抗战时期的漫画设计文献理论对抗战漫画的设计主题与特色进行详细梳理与分析,以客观勾勒还原抗战漫画运动的整体面貌。

抗战时期延安及周边红色戏剧团体在陇东革命根据地演出的历史意义及现实启示

抗战时期,甘肃陇东作为相对比较富足且巩固的边区,成为中共发展革命力量的重要地区之一,并在那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为抗战文艺的开展、创作及其演出创造了理想的条件。这一时期,根据地政府为了动员群众、教育群众、宣传革命及相关政策,利用红色戏剧团体在陇东革命根据地深入前线、深入农村、深入群众进行演出,在演出中红色戏剧团体秉持“为战争、生产及教育服务”的剧运总方针,充分利用戏剧这一鲜活、生动又贴近生活的武器去动员群众、鼓舞群众、帮助群众。在这一时期起到了积极地动员、教育和宣传革命的作用,同时为巩固根据地革命成果,发动群众,传承革命精神,弘扬革命事业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当地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戏剧人才。他们的演出活动犹如一架架播种机,在陇东革命根据地的黄土沟塬上撒下了一粒粒“为战争、生产及教育服务”的金色种子,对陇东及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抗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建设具有强大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何将新时期党的创新理论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学习教育,创作优秀的文艺作品,抗战时期红色戏剧团体在陇东革命根据地演出活动给我们深刻的现实启示意义。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麻雀战

麻雀战是一种典型的游击战战术。在华北抗日根据地,面对日军的武器优势,根据地军民充分运用麻雀战以阻滞、袭扰和恐吓日军,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力量。游击战争在敌后抗战中具有的战略属性和抗日根据地阻滞袭扰日军、打击日军小股部队的现实需求,是麻雀战在根据地广泛出现的主要原因。麻雀战通过分散武装不断消耗日军,以多点出击的方式迟滞日军,以军民联合作战的方式恐吓日军,对日军形成了强大的心理威慑。中共领导的武装部队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抗日武装对根据地群众进行了常态化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根据地多种类型的武装实现了有效协同,这些因素为根据地军民广泛开展麻雀战准备了基本条件,促进了麻雀战的广泛开展。麻雀战是人民之战、群众之战,具有保护根据地、捍卫群众利益、鼓舞民心、动员民众的重要意义,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在华日本人反战组织研究(1941—1945)——基于华中地区敌后抗战的考察

1940年8月,以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成立为契机,在新四军战斗的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起日本人反战同盟支部。1941—1942年,华中地区的日军俘虏初步建立了日本人反战同盟鄂豫支部、苏中支部、苏北支部、淮北支部、淮南支部。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华中日本人反战同盟各支部之间长期处于分散和独立的状态。1944年,为了统一领导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日本人反战同盟支部,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抗战时期,在新四军各师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敌工部的领导下,华中日本人反战同盟各支部在争取和瓦解日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突出成绩。

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公立图书馆生存策略探究——以重庆市立图书馆为例

文章通过挖掘重庆市档案馆所藏图书馆事业档案,对全面抗战时期以重庆市立图书馆为代表的大后方公立图书馆的生存策略进行了考察。在大后方各公立图书馆中,重庆市立图书馆通过利用社会力量开展馆务、积极争取政府经费支持、努力改善馆员福利、多渠道加强馆藏资源建设等措施应对危机,并取得明显成效,成为管窥战时大后方公立图书馆生存策略的一个范本。

抗战时期冀中根据地文艺工作及其启示

冀中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敌后平原根据地。冀中抗日根据地坚持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文艺工作,对开展抗日文化宣传、动员人民群众参与抗战、坚定人民抗战信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冀中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主要涉及文学作品创作、开展歌咏活动、表演抗战戏剧等领域,具有先进性、战斗性和群众性等特点。中国共产党在冀中抗日根据地文艺建设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为当今开展文艺工作提供了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祭祀黄帝陵的文化认同与政治分歧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和社会各界通过清明节到黄帝陵扫墓、祭祀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仪式,对于增进民族文化认同、提振民族自信心、凝聚抗日救亡力量,发挥着积极的社会作用并产生了广泛影响。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主持的连续9次清明祭祀活动中,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仅参加3次,其身份为“从祭”“陪祭”,国统区官方新闻只字不提。文化仪式的背后,是国共两党政治分歧的严重撕裂与政党属性的巨大差异。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没有妥善化解分歧,消除差异;而共产党则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求同存异,善于在把握大势大局中求生存,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