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华文派诗歌创作及诗学思想研究

金华文派作家群是元明之际诗坛上一支重要力量,其诗学思想在崇尚平易正大诗风、注重自得之趣的同时,强调诗歌关照历史现实、体悟山水自然之美。他们追求“合乎法度”与“本乎性情”的辩证,重视自我感情的抒发,主张人品与诗品相结合,由师古而师心,自成一派。金华文派的诗论不像宋代由于理学的兴盛将诗学导入艰涩,反倒是他们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成果引导诗学走向深入,为明代诗学批评的发展注入多元活力。

刘声木书目著录及其文学批评史意义

刘声木是清末民初著名的目录学家,通过目录著作中的类目设置、版本著录及附注记述,载录了数量可观的古代文学批评资料。刘声木书目的著录特色主要体现在关注评点文献、具有家学意识以及留意女性撰述三方面,其《苌楚斋书目》对《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更是起到补充作用,二者共同呈现了桐城派文人著作的文献面貌与传播网络,呈现出清末民初评点之学向经、史、子、集四部的渗透,并且有意识地展现评点本在清末民初文人群体之间传播、流通与保存的动态过程。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视域下考察刘声木书目,既能照见“诗文评”在晚清民国的赓续与新变,同时有助于理解古代诗文评向古代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转型。

清代瑞安学派成因探析

瑞安学派是清代乃至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近代学者崔学彭、孔昭鑫、马君武、宋慈抱等曾言及瑞安学派,然学派成因却不得而知。本文认为:明中叶至清初的学术发展、乾嘉考据学的盛行、文字狱及《四库全书》等典籍纂修和科举、书院的驱动是推动学派形成的关键因素,家学渊源、姻亲关系、师友交流是学派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内因。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研究与学派传承--以“山师学派”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整理与研究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学派传承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山东师范大学前辈学者于1959年编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期刊整理的奠基之作,在此基础上,又于1988年和北京大学同行合作推出了《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近十几年来,刘增人在这一领域的高水平成果更是实现了巨大的学术超越。这是他与山东师范大学学派相互塑造、相互成就的结果。

元代金华学派“理流为文”考

元代理学最重要的特征即"朱陆和会"。金华理学作为元代理学中的重要一脉,充分体现了元代理学"朱陆和会"的特点。其"理流为文"的过程为:金华理学自"北山四先生"之一的许谦时,已有流而为文的趋向;柳贯、黄溍以逮宋濂、戴良等人在流为文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理学虽流而为文,但理学之影响仍在,只是"文显道薄"。造成这一变化的最深层原因是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碰撞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士人心态的变化。

南社与词学研究新体系的建构

清末民初是中国学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时期,南社学人在这个过程中的成绩颇为可观。具体就词学而言,他们一方面在文学通史中对词进行了整体的观照,另一方面以专著的形式对词学进行普及和梳理,此外更开始撰写了规范的词学论文,所有这些对于现代词学研究新体系的建构有着开拓性的贡献。

雍正帝的“夫子好辩”——曾静吕留良案考论

文章叙述了清雍正间的文字狱大案——曾静吕留良案的来龙去脉,着重分析了雍正帝和乾隆帝对案件的处理,指出孔孟程朱的思想义理是一把双刃剑,可以用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也可以作为反对清朝的理论武器。雍正帝勇于在天下人面前与吕留良辩论,说明清帝对汉族文化的深入掌握;乾隆帝回避对清政权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则体现出清帝更为成熟、理性的统治策略。文章最后推测曾吕案可能对乾隆帝不喜欢理学、讲学有重大的影响,乾隆帝的这种态度促进了考据学的成长。

论明初金华文派的古文主张和思想归宿

明初金华文派是一个符合"严格"文学流派要求的古文流派,在文学思想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他们重视文统的思想纯洁性,重视创作主体的修养论和文法的"辞达"论。金华文派内部"必然"会爆发王绅与方孝孺之争,虽然他们都走儒家内圣外王的传统路线,主张文以载道、齐君化民,但王绅更侧重道的及远,方孝孺则侧重个人道德的提升。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路径的新省思——以明代文学流派论争研究为例

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称谓并不统一,研究宗旨和路径也差异较大。其中最值得重视的,当是中国古代文论在文人主体、文学批评范畴和文学批评方法上的理论体系建构范式。而从明代文学流派论争研究出发,也可以综合揭示文学流派论争对于文学批评空间拓展、文学理论催生和文学批评升华的重要作用。

晚清文界革命期间的桐城绝响

后期桐城派代表人物在晚清文界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以独立的主体精神介入和推动文界革命;他们的译著形同替古文开出了一个"新殖民地";他们善因善创,创辟了一个新的古文傍支——莲池文派;他们在对古文实行开放性持守的同时,致力于写作经验的提升,产生了具有集大成性质的"文章学"著作。然而,封建理学和传统文化的沉重因袭,使桐城派不能打破自身文化改良的桎梏,最终走向了五四时代"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精神的对立面。

《东方杂志》与中国现代文学流派——以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左翼文学为例

《东方杂志》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构建了一个合适的公共空间,各种文学流派的作家作品都能在其中自由呈现,体现了一种特有的包容性和公共性。本文以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左翼文学为例,揭示了《东方杂志》与中国现代文学流派的密切关系,以及为文学流派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金华文派研究》对文学与文化关系的新发掘

伴随着文化研究在全球范围内的盛行,近年来中国的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持续升温,佳作迭见。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罗海燕博士所撰《金华文派研究》一书,即是其中的又一力作。该书研究视野宏阔,在学术与文学关系研究、地域与文学关系研究,以及民族与文学关系研究等诸多领域,皆有创获。尤其是,其在文学本位研究前提下,将"地域""学术""文学"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对目前尚显薄弱的元代诗文研究无疑是一种有力的推进。

“以诗为名”——谈文学研究会与学衡派间的一桩公案

《文学旬刊》是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文学研究会将其作为自己发表新文学观念和打击旧文学的阵地,文学研究会与学衡派之间的论争也主要是在这里进行的。细查《文学旬刊》,发现这场持久的口诛笔伐竟始于当时南京高师学生编辑出版的报纸"诗学研究号"。透过这段历史,可以一睹两派之间的恩怨过节,更可以深入地理解南北学风的差异以及这场论争对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产生的影响。

明代诗文评中的七子派论评研究

明代诗文评中的七子派论评研究涉及七子派的取法问题、摹拟流弊问题、作家作品评价问题以及七子派与其他诗文流派的比较关系等问题。明代诗论家对七子派的批评体现了明代诗学理论化、体系化和专门化的特色。总体来看,明人对七子派的认识有较强的反思和辩证意识,能客观地认识到七子派振兴诗风、引领诗文变革的功绩,对于清代诗学体系的建构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辨章学术源流 寻绎文化精神——评萧晓阳《近代桐城文派研究》

萧晓阳《近代桐城文派研究》以桐城派在近代的发展为个案,阐释了中国文化精神在近代的遗存与延续。从诗性精神的高度揭示了梅曾亮、曾国藩与马其昶之文并未失去诗性精神;从音乐韵律角度尝试从江南文化、文章之用韵与桐城文章的写法等多侧面对近代桐城派文章的音乐性作了深入的梳理;从画境与古文的关系,阐述了桐城古文与江南风景画在文化渊源上的一致性。该书确立了近代桐城文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对于重新认识桐城派及近现代文学之演进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清代诗文评中的七子派论评研究

明七子派的接受经历明中后期、明末,到清代达到最高峰。清代诗文评中关于明七子的论述可谓数不胜数,对前朝的反思和总结是清朝学术建立起来的基础,对七子派的评论也是在继承了明人论说基础上,如对摹拟之风、复古取径和方法的批评,增加了对门户之习的批判。对于学唐学宋问题,清人的反思也是经历了最初的宗宋到后期的兼取唐宋,显示了清人理论的综合性。

古典文学的“现代批评者说”

古典文学的现代研读存在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两种不同路径。京派以现代批评的方式介入古典文学,在批评测度及其表述、批评方法、批评视域上都显示出文学批评进入"现代"之后的鲜明特色。在这种古典与现代的对话中,京派批评家立足民族审美传统、同时积极将文学和文学批评推向现代的思考和实践,迄今仍启人深思。

元代金华文派散文创作的特点及文学史价值——以“金华三先生”为中心

元代金华文派由金华学派衍变而来,其源于宋,盛于元,而延于明,持续百余年。黄溍、柳贯、吴莱等"金华三先生"构成了金华文派的第一代核心。他们重视散文创作,广采博取,传承不限于一朝一代,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者之文,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古代文论与中学语文古诗鉴赏教学

古诗与中国古代文论都是宝贵的中华文化资源,从充分重视我国古典文学传承性和实用性的角度出发,将中国古代文论宝库中具有典型性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和诗画相通等理论与中学语文教学相结合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将中国古代文论引入中学古诗鉴赏的课堂,不仅能够有效解决目前诗歌鉴赏教学所存在的问题,提高中学生诗歌鉴赏能力,而且可以借此探索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之路,从而切实地树立文化自信。

建构古典诗歌流派的研究范式——读张震英教授《诗意的凝聚:姚贾诗派研究》

张震英教授《诗意的聚凝——姚贾诗派研究》是唐代诗歌流派乃至古典诗歌流派研究领域取得的又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具有学术研究的范式意义。著作第一次提出姚贾诗派的概念并论证了其成员组成及发展历程,重建了中晚唐诗坛格局;书中采取动态的方式演绎诗歌流派的发展历程,打破了传统文学流派中以宏观论述结合作家作品为中心的静态写作模式;该著作从中国古典诗歌史的实际出发审视文学流派,对文学流派的内涵和外延作出学理层面的现代解释,彰显出一种新的学术观念,已在自觉建构古典诗歌流派的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