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妇女参与的组织路径与实践机制——以赣州“清洁家园”活动为例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作为面向农民生活的治理,其在实践中遭遇农民冷漠和不满的困境,需要激活和重建农民主体性,实现外部行政力量与内部自治力量的融合。在村妇女的“主内”特性及上升地位使其成为重要的治理主体资源,赣州“清洁家园”活动表明借助制度吸纳、事务匹配和双重激励等方式将妇女组织起来后,妇女能够通过调动村内治理资源,明确治理单元,累积自身治理权威等方式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现治理的低成本与高效能。基于此,面向农民生活的治理要充分重视并推动在村妇女参与,但同时也应警惕生活化治理事务带来的固化女性家庭角色的风险,真正推动妇女参与公共事务,让妇女在村庄治理中发挥更大治理效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集体土地所有权关系的现代化重构

自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通过以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我国的法秩序中从“类型化法律术语”转变为“专用型法律概念”,但这一概念所指代的现实对应物一直模糊不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致力于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重建和发展提供新的法律框架和制度保障,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重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律关系。为此,应当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构建产权明晰、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改革目标,着力打破“行政区划型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理论藩篱和制度迷思,然后按照“经营性—非经营性”标准合理解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相关规定,从而最终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分别享有并行使部分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律制度。

“政经分离”模式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效率探究

在农村经济改革的进程中,“政经分离”模式的应用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管理效率产生了显著且深远的影响。文章深入剖析了“政经分离”模式的内涵与意义,详细阐述了其对财务管理的多方面作用,揭示了现存问题,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策略,为优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管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发展权能、政治认同与基层党组织权威再造机制研究——基于莱西市G新村党建的个案分析

产业振兴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物质基础,准确把握和分析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产业振兴中的功能发挥,是深刻理解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权威再造的重要突破口。以莱西市G新村党建的实践探索为案例,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权威再造机制为着眼点,致力于呈现农村基层党组织权威再造的过程机理。研究发现:G新村党总支在实践中,通过跨村空间资源优化整合机制提升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通过乡村复合型组织结构创新促进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发展权能变现;通过村域多元主体治理联结构建机制提升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为民服务力。此外,农村基层党组织制度性权力与经济生活有机融合并作用于村庄的日常生产实践,引发了村民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认同,从而实现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权威再造。

基层党组织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现实问题与实践路径

在实现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征程中,基层党组织建设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与组织保证,为化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各种社会风险提供有力支撑。然而,基层党组织建设助力乡村振兴也面临诸多现实问题:基层党组织人员受教育水平参差不齐,政治引领力有待加强;基层党组织队伍建设不足,组织力有待加强;转型中的中国乡村潜在各种社会风险。为此,要加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与队伍建设,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整体文化素质;通过自身“造血”与外来“输血”,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通过强化乡村治理与廉政自律,提升基层党组织化解乡村社会潜在风险的能力。

农村基层党组织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四维作用——基于湘西自治州马王溪村党支部案例分析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关键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如何加强思政教育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成为广大农村亟待破解的现实难题。该文以湘西自治州马王溪村党支部为研究对象,采用单案例分析方法,深入挖掘该村基层党组织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基层党组织通过发挥愿景引领力、政策疏导力、产业发展力和思想引领力的四维组织领导力作用,凝聚农民力量,提升农民思想政治素质,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保驾护航。因此,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思政教育职能是促进农民全面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途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合村并组:实践样态及其内在逻辑——以鄂西侗族乡Y村为经验样本

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合村并组有助于地方党委和政府参与和引导村庄实施乡村振兴。由于合村并组改变了村庄的利益格局,其推行面临着来自村庄的阻力。基层政府采取干部和机构两种调控手段予以应对。合村并组的过程暗含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即国家对村庄的政治规制。政治规制的实现有助于国家权力进村,为乡村振兴的有效开展提供指导。鄂西侗族乡Y村的合村并组实践完整地展现了这一过程及其内在逻辑。

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政治生态建设:意义、困境与路径

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政治生态是我国农村地区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建设党的农村基层组织优良的政治生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对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都具有重要意义。坚持问题导向,抓好党的农村基层组织中的“关键少数”,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理顺农村基层组织权责关系等,从而有的放矢推进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政治生态建设。

合力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农民组织化

文章提出通过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集体层面的统一经营,发展以合作经营为基础的土地股份合作社,深化农村集体企业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发展合作经济和农民合作组织等,合力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发展集体经济,深化基层民主政治改革,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三者是同步发展,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统一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

“双轨政治”重构与农村基层行政改革——激活基层行政研究的社会学传统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提高了地方政府行为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也给农村基层行政带来了未曾预料的后果。通过激活农村基层行政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建构"双轨政治"的理想模型,总结当前农村基层行政的特征,并结合地方政府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体制的丰富经验,提出依法行政的体制改革仍需尊重基层社会的自治传统,充分利用有效的自治资源,支持不同类型农村社会组织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和团队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兰考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调查报告

文章以兰考县五乡五村为例,对2003—2009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进行考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提高耕地规模经营和利用率、增加农业收入、改善社会关系、形成主导产业生态化等方面,与小农经济具有质的区别;其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表现在村两委主导型、能人带动型、公司+协会+农户型、股份制公司型等四种合作社类型在结构和功能上均存在一定的不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内因在于农民合作发展与农村能人带动的对立统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农村基层组织的对立统一的本质规定,外因在于以宏观政策为主导、市场经济为主体的外部环境、条件的改善。本研究提出了国家应坚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设实践方向等建议。

农村留守妇女的村庄政治参与及其影响因素——以16省660村的留守妇女为例

在农村男性青壮年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中国出现了为数众多的留守妇女群体,她们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然而,关于留守妇女在村庄中的政治参与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却非常少见。本文利用16个省份2414名留守妇女的抽样问卷调查资料,对留守妇女在村庄中的政治参与现状以及个体、家庭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留守妇女的整体政治参与率较低,相较于丈夫外出务工前虽略有提高,但变化不显著;留守妇女所拥有的闲暇时间、健康状况、所在地区的经济水平等都会对其政治参与产生影响。为了提高留守妇女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一要扩大留守妇女的参与范围,参与治理与参与选举两者并重,二要改善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状况,三要重视留守妇女互助组织的能力培育作用和合作生产公共产品的作用。

在促进农村妇女参与村委会选举中推进社会性别平等——妇联组织与民间妇女组织的努力

文章对在促进农村妇女参与村委会选举中妇联组织与民间妇女组织的努力、效果与挑战进行归纳、分析与比较,指出妇联组织与民间妇女组织具有各自的优势,这形成了二者合作的基础。

转型社会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角色功能研究——以东莞为例

通过对东莞的案例研究,表明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出现了"经济性挤代"、"政治性挤占"和"服务性替代"的现象,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失调,这种功能失调在经济条件恶化等风险的影响下将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陷入严重的功能危机。而以经济方式转变为契机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割断对村民和公益事业的无限责任,强化其对农户个体经营的生产服务能力的功能格局是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良性发展的可行路径。

建国初期“党支部下乡”与农村政治整合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大规模的"党支部下乡"运动,基层党组织不断地向乡村延伸。乡村社会由此全面展开了政党化、政治化、组织化的进程。党政权力以党的组织网络为基础,重组了乡村权力结构、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和价值体系,实现了对农村空前的政治渗透和政治动员,把农民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中,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农村一盘散沙的状况。这种以政党权威进行的政治整合,对农村政治以至各方面的发展产生了长远影响。

新时代农民政治认同与有序参政的维度分析

新时代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推进必须依靠农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政治认同,进而促进其有序参政。建国以来,农民政治认同业已经历了两个"U"型发展阶段,2006年以后是第三个"U"型阶段的生成期,在这个阶段出现的诸如城乡差距持续拉大、农民进城容易留城难,城镇化征地损害农民利益等不良现象,导致有些农民产生了相对"被剥夺感"和对政府的抵触情绪。这些消极社会心理严重降低了农民的政治认同,使农民政治参与热情不断式微,这对推进四个全面战略背景下实现农村政治稳定和基层民主有序发展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因此,弥合农民政治参与的国家需求与现实状况之间的裂痕,必须强化农民政治认同这个情感基础。而要强化农民政治认同,必须以农民为主体,从利益增进、权利实现、制度改革、文化建设等维度多管齐下,从而合力引导农民有序参政。

乡村权威再造: 基层政治的一个经验解释

从国家和社会两个维度来讨论乡村权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制度权威的政治逻辑是什么,另一个是社会权威的同意基础是什么。前者要讨论乡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与作用,后者要讨论村民自治共同体的社会政治意义。当前乡村政治整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发挥和界定两种权威的政治社会功能及其边界。在乡村社会结构分化和意见多元的情势下,把民意纳入地方政治秩序,这是基层政治获得均衡的关键,也是把基层政治秩序维持在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分歧范围内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1951-1966)——以农村基层政治工作干部实践为分析主线

从农村政治工作干部实践出发探讨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一般认为,中国农村政治工作干部始设于1960年代的学习解放军运动。考诸历史,并非如此。新中国一经成立,中共就已着手建立相关制度以适应乡村社会治理新形势,并将设立农村基层政治工作干部提上议事日程。从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设立政治工作干部是农业集体化的体制性需求,并经历了地方提出、中央推广的阶段,具有地区和发展程度的不平衡性,后又与人民军队政工制度相结合。开展农村基层政治工作形成了两个路径:一是依靠并发挥农村党支部的核心作用;二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成立自上而下专门的农村政治工作系统,但最根本的仍然是党的基层组织。农村基层政治工作干部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受思想认识、组织制度、人员素质等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落实思想政治工作不力等现象。

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合法性资源的变化及其分析

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合法性资源经历了从依赖意识形态教育、领袖权威崇拜、经济绩效到民主建政的历史变化过程,成功地将短期可变性权威资源转化为理性的制度化型权威资源,巩固了党和政府在基层的权威地位。在新的历史时期,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建设的核心在于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将农村基层治理纳入到民主化的轨道,不断增强基层政权的民意基础,这是建国以来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建设的基本经验启示。

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发生在国家官僚体系末端和乡村社会的接合之处,自上而下的国家意志与自下而上的村庄需求相互碰撞博弈,形成各种微观的权力技术和精致的互动模式。要真正理解当下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需要对它的政治文化传统,尤其是"皇权不下县""准官员文化""民间精英文化"等进行回溯性研究。传统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当时国家治理能力较弱而社会内部组织化程度较高有关。虽然经历多次基层政权建设,但是传统政治文化依然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对当下中国的乡村治理产生持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