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义利之辨新论

该文从君、士、民不同对象入手,重新分析了孟子义利观的思想内容,揭示了其丰富性和复杂性。该文认为,孟子义利观不能简单地用重义轻利、先义后利、见利思义等来概括。对于君、士、民不同对象而言,它有着明显不同的思想内涵。“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对于“君”而言,孟子希冀君主言“义”而不言“利”,以百姓之利为利,强调君主要奉行王道仁政,重视对民之“利”的满足;“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对于“士”而言,孟子认为士人应该有较高的价值自觉和修养,强调“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由仁义行”,主张士君子应该为“义”而义,不能为“利”而义;“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对于“民”而言,孟子特别重视其对物质利益的正当要求,主张要制民之产,要养民、富民、教民。

孟子的人格意识与士节

孟子承袭孔子所开示的人格意识与士节基础,将社会知识分子的自觉推向新的高度。他以“义”为支点,建立了以“仁义”为核心的道德理论,再通过“居仁由义”的道德实践,达到理想人格的最高典范:大丈夫。同时,孟子倾力批判了各种寡廉鲜耻的奴性人格,从而最终形成了完整的人格意识与士节体系。这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后世知识分子影响深远。

孔孟与宋代理学家人格理想之比较

孔孟追求君子人格理想。宋代理学家多体现出追求成圣的人格理想。从君子到圣人 ,既体现了宋代理学家对于孔孟人格理想的继承与发展 ,又体现了宋代理学家人格理想的时代烙印。孔孟与宋代理学家实现人格理想的途径有外王与内圣的不同取向。

道势之争:明初儒士与皇权关系的政治文化解读

皇权之于儒士的态度,明初有着从礼遇到打压的演变轨迹。《孟子节文》是皇权从打击儒士的具体行为到悍然入侵儒学思想领域的重要事件,显示了皇权不惜与儒学断然决裂的情绪。儒士"从道不从君"的话语定位及其实际抗争活动,对"势"的反击作用微乎其微,道统不得不屈服于政统,"道"为"势"曲。儒士与皇权政治文化方面的交织关系,透视出儒学工具化的内在本质。

拒斥·卫道·好辩——论孟子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批评

孟子对先秦诸子批评的对象主要是道家杨朱学派和墨家的"兼爱"、"节葬"、"非命"等观点,而其批评的锋芒还涉及纵横家、农家、法家、阴阳家、杂家、小说家以及所谓"兵家"。孟子对于道家杨朱学派的批评虽抓住了杨朱思想中最重要的主张,且切中了其可能产生的流弊,但未能"同情"地理解杨朱学说的立论目的和宗旨,存在强人从己的偏颇。孟子对墨家"兼爱"、"节葬"、"非命"等观点的批评,既可见出其儒家思想与墨家的歧异和对立,也反映出其明显的独断论倾向。而孟子对纵横家、农家、法家、阴阳家、杂家、小说家以及"兵家"的批评,也并非对它们进行全面的分析评判,而多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他。孟子先秦诸子批评的特点,既与其以儒家卫道士自居的立场有关,同时也是当时学术发展的现实情形使然。

孟子仕隐观的社会正义原则及其对文人心态的影响

孟子对待出处仕隐,标举独立人格操守,坚守更高一层社会正义的伦理范畴。他讲求实现社会正义的责任感,赞成"以直报怨",揭露了乡愿(老好人)自私而无社会责任感的卑劣实质。唐末林慎思强调孟子社会正义观,用高于"私义"的更符合普遍利益的范畴来解决"不能复仇尽孝"矛盾。古代文人所受孟子熏陶是系统、整体地接受。中唐后表现民间精神的豪侠文化带来了林慎思对孟子正义思想理解阐释的新视野。应结合作品流,切实考察不同历史阶段之中"国学"内在价值流向的转化变更。

稷下学风与孟子之“辩”

"好辩"是孟子语言的主要风格,在纵横论辩之风盛行的战国时代,孟子因其善"辩"而卓然自显。人们多把孟子的"好辩"归因于战国时代的纵横风气,却忽略了作为文化中心的稷下学宫对孟子的影响:稷下的文化地位满足了孟子起而"辩"的需求;稷下盛行的"议论"风气促成孟子采取"论辩"的形式;而稷下"相生相灭"的辩驳特色,又影响了孟子的论辩风格。

《孟子》士辩艺术范式及其现代启示

孟子不仅好辩,而且善辩,可谓是辩无不胜。究其关键是孟子善于抓住辩手这一根本,因人设辩,循类责问。以此视角考察《孟子》之文,其辩术呈现为劝辩式、讲辩式和驳辩式三种艺术范式,形成了《孟子》独具特色的士辩艺术。就其影响和价值而言,它在以道立辩、以情驭辩、以技骋辩和以识促辩过程中蕴含了众多的人生启示和深远的艺术感染力,极具现代人文价值。

论民国学者对墨家“兼爱”的阐释--以儒墨关系为中心

清代乾嘉以来,墨学逐渐走上复兴之路。民国时期,墨子及其学说,尤其是"兼爱"一义成为学者热衷议论的话题。在这一时期,对于"兼爱"的各种讨论基本上以回应孟子的批评为出发点:学者或突出墨家对"孝"的重视,力证"兼爱"与"无父"这一标签没有关联;或将"兼爱"视为批判专制和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或继承孟子的立场,对"兼爱"予以猛烈抨击。此外,个别学者在赞同孟子批评的基础上将批判的矛头着重指向了墨家后学。通过这些梳理和论述,我们可以把握民国学者对儒家、儒学及对儒墨关系的基本态度。

韩诗渊源考论——以韩诗后学对孟子的承传为例

从韩诗后学入手是探讨韩诗渊源的一个绝佳角度。从诗说、著述和人格精神等方面进行探讨,可以发现韩诗后学对孟子有普遍的关注和明显的承袭,这对于厘清韩诗的渊源关系具有辅助作用。

从优选论看音译的制约条件

音译是将外来语调整优化为符合本族语习惯的完善的语音组合和结构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到了一系列音译制约条件。优选论这个理论框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调解各方面因素的问题解决模式,以制约条件排序作为筛选机制,规范着源语的音译,对所有可能的候选项筛选,获得优选语言形式,促使音译词这一异质文化因子适合目的语规范及文化习惯,从而更好地进入目的语语言体系。

《三国演义》中“舌战群儒”的文化解读

“舌战群儒”是《三国演义》写诸葛亮最集中的“大文戏”之一。在这一虚构的情节单元中,“君子儒”与“小人儒”之辨是其核心。诸葛亮在小说中是“君子儒”的化身,寄托了古代士人对“君子儒”理想人格的生动想象。

孟子士入仕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孟子深刻揭示了士入仕的核心内涵与伦理规范,将政治与伦理紧密相连。他认为士入仕是一种君子之事,是在一定政治环境中能够从仁义之道的志业。并且,孟子将士阶层及其入仕的伦理规范归结为士的人格、士志于道、士的道德责任三个层面。孟子认为,士的人格是以保持自身尊严的大丈夫为目标的;士志于仁义之道,以弘道为己任;士的道德责任是致内心而生发出来的关怀天下的良心。孟子的思想也具有当代价值,继承和发展孟子士入仕的思想,对于当今有志于从政的知识分子来说,将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