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魏前期拓跋氏皇族的儒学素养与文风趋尚

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之后,为实现长治久安,迫切需要向更加先进的汉族文化学习,并深刻认识到文化教育对于提升鲜卑贵族自身素养的重要性,通过发展皇室教育培养鲜卑统治人才。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鲜卑皇室的儒学素养,更使得鲜卑拓跋氏文士化倾向渐趋明显,并逐渐有文学作品产生,其文体风格多偏向于实用,明显带有北魏前期文学质朴文风的影响,代表了一定时期的文学风尚和审美趋向,为北魏后期皇室的儒学接受和文学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清“士商互动”对岭南私家园林风格的影响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士与商阶层打破彼此间的隔阂,逐渐产生互动,引发了社会结构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变革。岭南因地理位置的优势,在对内对外的商业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士商互动现象更为明显也颇具特色。文章从士商互动的角度出发,选取以文人园林为代表的苏州园林和以商贾园林为代表的扬州园林作为参照目标,将二者与岭南地区私家园林风格进行比较,以期发现士商互动现象对岭南私家园林风格形成的影响,从而更好的理解社会和文化以及思想对中国古典园林的深远影响。

论中唐文人社会角色的变迁及其特征

士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社会角色。唐前士人的社会角色经历了曲折的变化。唐代士人社会角色的变迁是与唐代社会政治的变迁紧密相连的。儒士、文人和官僚的三位一体,构成了唐代文人的基本面貌。从社会身分的角度看,活跃在唐代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几种社会角色,基本上可说是郎官、翰林学士、谏官、幕僚、州官等等。这几类人中,除了翰林学士是新产生的一种社会角色外,其他几类基本上是在原有的官僚体制格局中略作调整;但郎官、幕僚和州郡官之流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中尤为活跃,所起的作用也更加明显。科举和入幕,特别是科举,成为士人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转换社会角色的两大基本途径。大多数士人都走过这条坎坷不平之路。而科举和入幕的共存,集中体现了唐代士人社会角色变迁的时代特征。

论士人的心理构成对南宋词风的影响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变化,士人的心理世界也随之生变。爱国主义精神、理性意识、闲逸心态共同建构了南宋士人的心理世界。词至南宋几乎为士人所独享,士人们的心灵世界无疑会直接影响到词风的形成。于是,在士人们旋律不一的复杂心态的影响下,豪放、风雅、疏狂成为南宋词坛的主要风格。从南渡词人张元干、朱敦儒、陈与义到中兴词人张孝祥、辛弃疾、陆游;江湖词人姜夔、吴文英;再到遗民词人周密、张炎,等等,这些南宋主要词人的作品无不或轻或重、或隐或显地呈现了这样的艺术风格。

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论略

根据对唐代科举选官制度和文言短篇小说创作情况的考察,本文提出:唐代的科举制度造就了一个不同于往古的读书士子人群,也造就了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作者和读者群体;在科举制度下形成的唐代士风--科举士子所共同体现出来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精神心理、文学风习等,是中国散文体短篇小说在以往叙事艺术积累的基础上得以成熟的"必要条件",同时也决定了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的精神内容和美学风貌。

眉山苏氏家族名字号与宋代士大夫社会生活

名字号富含社会生活气息,折射着特定的时代之光。宋代眉山苏氏家族富藏诗书、文人辈出、政声卓然,其族人于名、字、号别有讲求,命名取字多出入经史,行号则多称“老”、“翁”,并向心仙佛,渗透着传统文化气息和鲜明时代特色,展示了一个士大夫家族的文化分量,透示着宋代士大夫以儒为主、兼融佛道的三教合一信仰生活。

关帝信仰与道德崇拜

关帝信仰是中国特有的民间信仰。这种民间信仰的实质是对关羽身上所体现的“忠、义、礼、节、勇”的道德规范的崇拜。它是一种被历史上统治阶级标准化了的儒家伦理规范。关帝信仰由民众自发信仰被纳入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内,既说明了民间信仰的可利用性,也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所面临的深刻政治危机。

宋代文人自称“老子”的文学文化学解析

宋人自称“老子”自北宋范仲淹始,至苏轼、黄庭坚而成时尚,至陆游、杨万里而泛滥。宋人自称“老子”的原因一是对老敏感,好言老弱病懒的时代文化心理,而这种心理又有多种成因;二是向往晋人风神;三是几个典故都合宋人口味;四是范仲淹的正面效果;五是宋人好以才学为诗;六是“老子”一词可影响作品风格、显示作者的个性。

士人文化心态对北朝诗赋文体的吁求——对北朝诗赋特质成因的文体学考察

文体不是孤立的语言现象,在其话语体式的背后,有一个话语主体的心理—精神结构所指向的社会文化背景。作家创造的话语符号结构,与其精神、心理结构具有同构对应性。文体作为文学话语的结构模型,既受到文化的制约,也同样表征着文化。特定文化中主体的行为方式与精神结构,包括体验世界的心理图式,是文学文体话语体式演化的内在规律。南北朝时期,北朝文化往往以胡、汉文化,也即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冲突为表征。文化的整合形成北朝士人的特殊文化心态,如文化隔漠心态,畏祸心态与羁臣心态等。这是造成北朝诗赋凝重古奥的文体特点的内在原因。

宋初儒士张扬个性对时代文风的影响

宋初文风发展几经周折,它的演变固然与当朝政治、文学本身的发展有关,同时也与当朝儒士的个性紧密关联。宋初儒士张扬自信、有胆有识、刚勇有为的理想个性赋予作家责任与担当,用敢作敢为的血性磨砺了批判的刀锋,成为宋初文风变化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因而宋初儒士对时风的批判是有力有效的。而宋初部分儒士偏激狂妄的个性在有助于彻底一击时风的同时,又将文风引向艰涩或狂怪,使宋初文风呈现曲折变易的发展轨迹。

略论两汉士大夫的异同

在儒学与皇权政治的结合过程中,两汉士大夫在政治取向、学术风格等方面都分别呈现出明显的共性和个性。追求入仕,师、吏并重是两汉士大夫的共同特征。论其异,西汉士大夫固守“天下为公”的理念,忠君意识淡漠,以师道和言灾异制衡皇权,以“王道”改造政治;学术上兼容,学以致用,侧重于整理经典和阐释义理。东汉士大夫则忠君意识强化,师道式微,缺乏独立的政治人格,缺乏道德的自我约束;学术上思想谨固、保守,重视考释、注疏和训诂。儒学的政治化是造成上述变化的主要因素。

江南文化的浮沉与吴中四士论

初唐诗如何走向盛唐诗是研究盛唐气象生成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更多地是关注文学繁荣的政治、经济等因素,而忽视了在文化整合过程中江南文化的价值。江南文化在初盛唐之际从隐没走向复兴预示着唐代文学观念的本体回归,而吴中四士以淡泊旷达之人格境界、放浪自由的行为姿态进入北方社会而自觉接受北方文化的熏染,其江南水性的诗风在客观上促进了南北文学交融,成为初盛唐诗歌嬗变的一个关键所在。

清初学者刘献廷的游历与交友

在清初经世致用学风中有不少学者是逃避功名的遗民及其子弟,他们性情大多特立独行、不入流俗,交游大多以性情中人为同类,人生境遇大多坎坷,所学无用武之地。京籍的刘献廷便是这一风气的代表人物。

明代中篇文言小说与“才子佳人”的婚爱模式

与唐宋传奇相比 ,明代中篇文言小说虽然从质量上来讲有不少都是粗制滥造之作 ,但它们却以其系列化制作形成了“才子佳人”之婚爱模式 ,折射出某些文化观念 ,对后世的情爱小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唐宋士人柔弱的文化心理倾向与词尚婉约

中唐至两宋时期,随着国势的逐渐衰弱,士人的文化心理表现出了明显的柔弱化倾向。这不仅直接导致了唐宋词的崇尚婉约,而且士人对女性的同情、尊重心态也深刻地影响到了婉约词的“雅化”进程。

唐代文人认为作品最重要的艺术特征是什么

本文认为唐代骈文仍然昌盛,虽有一部分文人提倡古文,但势力、影响均不及骈文,因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评价标准并没有大的变化。唐代大多数文人仍然认为作品最重要的艺术特征是骈体文学的语言美,即骈偶、声律、词藻、用典之美。唐代一部分古体诗文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风格明朗质朴,我们今天的作品选本与文学史往往对它们介绍较多。如果据此认为在唐代此类作品已占主导地位,那是一种误会。

从“二十四友”看西晋文化精神和文学风貌

"二十四友"是西晋惠帝朝"暗主虐后"政治环境下的特殊产物,是强权政治下士人攀附权贵的一个典型。他们是当时热衷政治的代表人物,又都能"著文章"。西晋一朝的文化精神和文学风貌在"二十四友"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元初绘画中的陶潜情结——以钱选、赵孟頫、何澄为例

陶潜情结,可以说是元代士人的象征符号,是在大统一背景下,知识阶层自我反省和自我体认的一种忠实态度。而钱选、赵孟頫、何澄等人在笔墨中对这种情怀的体认,在当时便颇具代表性。仕与不仕的姿态或深或浅都会影响到他们笔墨情趣的表达,他们执着于陶潜情结,并不是为了向世人宣扬个人的政治立场,而是更多地出于调和自我的考虑。这种心绪一旦在笔墨中挥发出来,便很自然会晕染出一个时代的绘画风格来。

论唐末五代南方士人群体的奢侈之风

唐末五代虽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乱世之一,但这一时期的南方士人群体的境遇较好,心态与北方士人相比也不同。他们与王权保持着一种疏离的状态,内心深处眷恋盛唐时期的繁荣,行事上讲究物质享受,标新立异,人情放荡,风雅不羁。唐末五代士人的奢侈之风,对当时社会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加速了南方各政权的灭亡。

宋初复古士人诗学思想管窥

宋初复古士人如柳开、田锡、释智圆、王禹偁等人的诗学思想普遍体现出对现实的关注。他们赞赏豪健的诗风,这在他们对李白的推崇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也推崇杜甫,这显然与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有密切的关系,但杜诗在宋初的地位并不十分突出。作为宋初诗歌三体(白体、晚唐体、西昆体)之一,晚唐体特别受到复古士人的喜爱与接受,这与晚唐体诗人大多为方外之士、具有"古"气及"平淡"的精神气质有关。宋初复古士人的诗学思想不仅在当时独具特色,而且对北宋中后期诗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