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思政视域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教学思考——以“十七年”时期革命战争题材小说为例

在课程思政视域下,中国当代文学的课堂教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该课程具有鲜活的时代性,教学内容具有迷人的魅力,其中蕴含的思政元素与“中国故事”高度契合,在课程思政方面颇具优势,但同时也面临着某些教学改革的困惑。本文从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特点出发,结合“十七年”时期的战争题材小说,分别从修订教学目标,优化教学内容,完善考核方式,创新教学手段等方面具体探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实践路径,以期切实提高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的实效。

“十七年”时期中央文学研究所对文学新人的培养

“十七年”时期,中央文学研究所开启社会主义文学新人培养工程,培养新中国文学的新生力量。办学模式方面,侧重“小而精”的培训,招生计划、教学安排、师资队伍配备等体现了培养工农文学新人的诸多努力与创新。办学理念方面,既自由活泼,鼓励讨论争鸣;又严肃紧张,突出政治规训。办学质量评价方面,尽管人们常常诟病中央文学研究所培养的大作家和创作的名作品少,但综合考量其办学目标定位、生源质量与培养成效,大体实现了办学初衷,且对20世纪50—70年代乃至新时期初始作家队伍建设和文学生态建构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十七年间的亚非拉文学翻译研究

“十七年”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重要而特殊的阶段,出于外交和政治目的,该时期对亚非拉文学翻译掀起了高潮,但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在此方面的研究十分有限。国外研究停留在“冷战”时期,且多聚焦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领域,冷战时期的文化研究被严重遮蔽。国内相关研究虽然也处于沉寂状态,但相较于国外而言,在翻译文学史和中外文学交流史著作中多有关于亚非拉文学翻译的讨论,而且也有研究专门讨论了十七年间拉美文学、亚洲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情况,但研究该时期非洲文学在中国翻译的成果依然缺席。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十七年间亚非拉文学翻译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学界应深化相关研究,为当下中外文学交流互鉴和国际关系发展提供经验。

从个人与历史的辩证关系再论“十七年文学”--以《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为中心

长期以来,学界对“十七年文学”现象褒贬不一。有学者认为“十七年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意义不大,没有再谈论的价值;有学者则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是“一场反抗西方的现代性文学实验”,有再批评的空间。长期思维受限,导致“十七年文学”的“文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相分离,使得整个时期的文学近乎被学界否定。然而,或许正是因为意识形态的介入,个体对于民族国家想象的增强,才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获得更为丰富的“国族”叙事,进而从中获得“文学性”的表征。本文将从个体和历史的关系论出发,对“十七年文学”进行解读,力求发现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倾向,并给予新的体认与阐释。

论《中国季刊》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

《中国季刊》是英语世界第一份专门研究当代“中国学”的重要的综合性学术期刊,自1960年创刊至今,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保持着关注和研究。这家期刊上发表的关于这个时期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对“红色小说”英雄形象塑造的研究,结合文本辨析“十七年小说”中的英雄主义情怀和叙事模式及其特色;二是对反映农村合作化与城市工业建设题材小说的研究,呈现出英语世界中国学研究者试图透过小说研究以观察新中国初期社会经济建设状况的意图;三是从一定的性别理论与女性主义视角切入,探讨了这一时期中国女性、家庭与社会关系的嬗变;另外,该刊物还关注到“十七年诗歌”的创作环境与隐喻及意象的关系,涉及当代诗学建构的深层问题。这些研究文献不但有着重要的学术史料价值,而且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中国当代文学中红色基因的赓续——以“十七年”战争题材小说为例

中国当代文学蕴含着丰富的红色基因,并以生动的文学艺术形式赓续着。以“十七年”革命战争题材小说为例,蕴含其中的三大红色基因分别是“坚定的理想信念”“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正确的群众路线”,其赓续红色基因的三种主要艺术形式分别是以鲜活的英雄形象承载红色基因、以典型环境为红色基因的传承营造氛围、以情感共鸣助推红色基因的传承。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在高校课程思政改革中做好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和实践者,高校应该充分发挥中国当代文学课程优势,扎实做好红色基因的赓续,让红色基因的赓续成为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有效渠道。

劳动、集体与女工形象建构——以十七年小说中的三部女工题材小说为例

女工作为工人群体在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虽然没有男性工人那样的主流地位,但是在小说中展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鲜明的时代精神。《古小菊和她的姊妹》《沙桂英》和《检验工叶英》中的女工形象,即是典型形象。这些女工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劳动”与“集体”的作用。女工在劳动中重塑集体、建立尊严、带来责任与互助意识,丰富了女工的内在精神。而集体则成为女工劳动发生、建构自我认同、性别认同的场域。十七年小说中的女工形象展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女性工人在集体中构建“主人”意识、通过劳动解放自身的努力。

从个人与历史的辩证关系再论“十七年文学”——以《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为中心

长期以来,学界对“十七年文学”现象褒贬不一。有学者认为“十七年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没有意义,没有再谈论的价值;有学者则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是“一场反抗西方的现代性文学实验”,有再批评的空间。长期思维受限,导致“十七年文学”的“文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相分离,使得整个时期的文学近乎被学界否定。然而,或许正是因为意识形态的介入,个体对于民族国家想象的增强,才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获得更为丰富的“国族”叙事,进而从中获得“文学性”的表征。本文将从个体和历史的关系论出发,对“十七年文学”进行解读,力求发现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倾向,并给予新的体认与阐释。

“历史”的多样化叙述——关于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对话

中国当代文学走过了 5 0年的风雨历程 ,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也到了一个重要的转型阶段。今天 ,我们面临的当代文学史写作现状是多元与多层的 ,这是一个好现象。但其中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当代文学史如何选择“经典”文本 ?十七年文学应该如何评价 ?当代文学史写作如何回到“文学”与“历史”本身 ?

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与认同——论“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品格

20世纪80年代至今,现代性理论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中的一大热点,也导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由革命-政治性叙事话语向现代性-文化叙事话语的转型。在这一转换中,“十七年文学”以及作为其渊源的30年代左翼文学,却被许多研究者认为不具备现代性而受到冷落和摈弃。实际上,中国的现代进程,具有独特的中国现代性的品格,在相当长时段里,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为中心的。相应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命题,是对现代民族共同体和未来中国的独立强大的热烈想象,以及热切认同和赞颂。这一特性与世俗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反思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等,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多重因素。

1949—1966年美英解读中国“十七年文学”的思想逻辑

1949—1966年,美英论者站在西里尔.白之所谓"我们"的立场上,将新中国"十七年文学"视为一种异质的"他者"进行观察和言说。这种特有的"看"与"被看"的对立关系,构成了冷战语境中的美英解读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基本框架与展开言说的思想逻辑。美英所谓的"我们",有时是冷战意识形态维度上的,有时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层面上的,有时则是文学审美观念上的,不同的"我们"所解读出的"他们"有所不同,但在更多的时候是借以阐发其政治意识与文化理念,是一种自我想象性的话语表达。

“十七年文学”评价与文学经典性问题

"十七年文学"的评价充满争议,其背后蕴含着与对文学经典性密切相关问题的不同认识。首先是文学评价的标准问题,它关系着文学经典最根本的原则,也是"十七年文学"评价分歧的重要归结点。将文学标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统一,我们既能认识到"十七年文学"的价值,又看到它与经典的距离;其次是文学经典构建中的外部因素问题,它也深刻地影响到"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和评价。客观辨析这些外在因素,同时更应该认识到建构文学经典的最根本因素是文学性。"十七年文学"评价问题对中国新文学的经典建构提出了建设性的启示:一是回到以文学为中心的评价标准;二是强化对文学规范的建设;三是客观认识非文学经典作品的意义。

历史情境与世纪回眸——关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研究的思考

研究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必须将落脚点置于历史的情景中 ,在关照历史情景中进行研究 ,既不能忽略当时特定的历史情景否定当时文学的价值 ,也不能以当下的审美标准简单的批判当时文学的意义。在真实关照当时的历史情景中细致深入地研究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 ,对于全面梳理与研究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与曲折 ,总结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教训 。

对“当代文学”的不同理解——1979年前后文艺界的分歧

1979年前后,伴随"文革"结束,针对如何看待"十七年文艺"等问题,文艺界一度产生的共识开始破裂,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和派别,以林默涵、刘白羽等为代表的一方坚持维护"十七年"开展文艺运动与批判的合法性被视作"保守派"或"偏左派",而以周扬、陈荒煤、冯牧等为代表的一方则将"十七年文艺"所存在的问题定义为"左"的错误并试图推动正在进行中的"新时期文学"超越"十七年文艺"的主导框架则被视作"思想解放派"或"惜春派"。这场分歧表明:文学史书写的内容和对象并不是一个"客观存在"之物,同一段历史可以因为不同的评价标准和阐释框架而变得迥然相异。

英雄形象塑造与十七年《人民文学》的爱情叙事

作为建国后十七年时期的权威文学期刊,《人民文学》集中反映了那一时代的文学风貌。透过十七年间《人民文学》的英雄塑造和爱情描写,我们发现,通过“大众化”、“典型化”以及“两结合”等一系列叙事策略的转型,解放区文艺的创作原则和叙事范式得以确立,并在之后的文学实践中得到了彻底的贯彻和实施。

在瞻望黄金世界中迷失现在——读解《洼地上的“战役”》兼及17年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路翎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是否不恰当地描写了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与朝鲜姑娘金圣姬之间“不该发生的”的爱情 ?17年文学的“现代性”应该以何为标准 ?这是本文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一切对文学文本的重读与文学史著的改写 ,都具有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史”特征。半个世纪后的今天 ,重读《洼地上的“战役”》 ,会有一些令人激动也令人伤感的收获 ,由此亦将引发一个关于 17年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深长思索。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命题——采访罗鹏

访谈中,两位学者以"中国现代文学"诸概念为焦点,就域外现代文学的研究影响、海外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新近成果、"八十年代"和"十七年"文学的重估、多重主体身份的冲突与杂糅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翻译文学期刊构建的“世界文学”图景——以建国初期的期刊文学译介为例

《译文》(1959年之后更名为《世界文学》)是建国初期17年间唯一从事文学翻译活动的期刊。对该刊物的统计表明:苏俄文学的译介数量最多,其次是西方国家的进步文学,再次是亚非拉文学。该刊物一直将构建"世界文学"图景作为刊物的主要目标。建国初期的17年间,文学和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译文》(《世界文学》)也受到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操控,政治正确成为了期刊文学译介的主要标尺。"政治正确"在该时期有如下三个方面的体现:"现实性"和"战斗性"并重;文学形象的选择性呈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兴盛。

集体主义对个体意识的改造与消融——从“延安文学”到“十七年文学”的一种考察

从 2 0世纪 4 0年代的延安文学到解放后的十七年文学 ,集体主义始终是左右作家创作的主导思想。不仅人物塑造要工农兵化 ,而且作家主体也需集体化 ,任何打有个体印痕的私人话语都在工农、人民等集体概念改造、消融下趋于式微 ,“谁在说话”、“说什么话”的政治立场成为衡量文学作品的唯一标准。

现代性的选择与失落——对“十七年”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一种阐述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创作被要求表达新中国的现代性诉求。为此“现实主义”被进一步规范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过程中,“写灵魂”遭到否定,“典型”这一概念被改造。文学的内部因素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变异,现实主义作家对“人”的生存状态思考大大弱化,现代性所要求的“人的生成”被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