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右文库》文献编《易》类著作提要七则

介绍著作人的生平仕履情况,各书之卷次结构、各卷内容、学术源流以及版本流传情况等,并交代《江右文库》本次影印各书所依据的版本。

唐宋时期花馍艺术探赜

唐宋时期,花馍艺术进入历史发展的繁荣昌盛阶段,但因唐宋两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经济发展状况、社会制度、政治格局、时代风尚、审美趣味等方面的不同,花馍的造型种类、艺术特征、民俗价值和精神内涵等方面各具鲜明的时代特色。由唐到宋的花馍风格的嬗变集中呈现在:由贵族化转向平民化,由重形式的精美转向重内涵的深厚,由色彩之美转向种类之丰。

论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对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继承与发展

作为首部广泛流传的八大家选本,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自刊刻以来,对文人学者在唐宋文接受及唐宋文选本编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清初储欣就是其中之一。储欣编选《唐宋八大家类选》,在选篇、体例、思想上继承茅坤《文钞》。但因受明末清初意识形态、文体流变等因素的影响,承中又有变化,体现了文学观念、学术思想流变对古文选本的影响。

论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对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继承与发展

作为首部广泛流传的八大家选本,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自刊刻以来,对文人学者在唐宋文接受及唐宋文选本编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清初储欣就是其中之一。储欣编选《唐宋八大家类选》,在选篇、体例、思想上继承茅坤《文钞》。但因受明末清初意识形态、文体流变等因素的影响,承中又有变化,体现了文学观念、学术思想流变对古文选本的影响。

汉代《诗经》学人才的地理分布及其变动

汉代《诗经》学人才的地理分布受历史遗风、都城所在地和经师传授等因素影响,呈现动态变化特征。汉初《诗经》学人才集中于鲁、东海、琅邪、山阳等郡国,徐州、兖州、豫州和青州等刺史部可谓学术中心。西汉中后期,京兆尹和右扶风所在的司隶成为新的中心。东汉时,司隶的右扶风和京兆尹、荆州的南阳、扬州的会稽和豫州的汝南等郡国都出现较多《诗经》学人才,而东海和琅邪所在的徐州、平原和齐所在的青州等渐趋衰落。在秦汉、汉代/汉朝/两汉等叙事语境下,东汉与西汉的差别容易被忽略,而东汉与西汉相比已经发生巨变,《诗经》学人才地理分布的变动即是例证。

唐宋变革视域下的吴越国杭州城考

唐末五代是杭州城城市发展的重要阶段,历经吴越国王钱镠三次大规模扩建,其一跃成为东南地区重要的城市。从都城布局形式上看,吴越国杭州城采取了近似于北宋东京城的嵌套式三重城制,这与唐长安城外郭城、皇城、宫城的不完整相套式布局不同,为南宋临安城宫城、外城的定型打下基础。处于唐宋变革期的吴越国杭州城的布局情况,为我们解读“中世纪都城”布局模式向“近世都城”布局模式的转变提供了方向。

基于古诗词文本挖掘的唐宋三峡人文景观特征及审美认知研究

三峡作为长江标志性风景带与文化带,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立先行示范区的重要选址地段。研究三峡人文景观特征,有利于彰显三峡作为中华代表性符号的特性,促进其标志性文化资源的识别保护与价值诠释。唐宋时期是三峡相关诗词数量激增、代表性最高、影响力最广的关键时期。文章梳理440首唐宋三峡诗词中的景观地理信息,利用文本挖掘技术,结合ArcGIS空间分析法,实现三峡人文景观空间分布可视化和审美认知分析。结果表明:1)唐宋时期三峡人文景观在景物类型上主要由城镇景观、遗址胜迹、寺观宗祠和名人故居组成;2)在空间特征上呈沿江线性串珠式分布,并围绕奉节、巫山形成核心景观集群;3)在语义网络上形成了峡江大观、白帝古都、西陵胜景、巫山云雨等6类景观主题。文章对各主题的审美思想进行剖析,从而提出以诗词引导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三峡段空间布局和诗意场景营造的建设建议。

基于诗词文本分析的唐宋长沙城景观形象挖掘

为再现唐宋时期长沙城的景观风貌,文章选择唐宋时期咏颂长沙城的诗词为研究对象,借助文本挖掘、社会网络分析等数字技术量化分析方法,从274篇诗词文本中总结唐宋长沙城的景观形象。结果表明:1)山峰、船只、黄鸟是唐宋长沙城的核心景观;湘江、岳麓、湘西寺是唐宋长沙城的核心景点;唐宋长沙城具有寺阁胜景、江洲夜景、麓林暮色、江岸翠景4类景观意象。2)长沙城中清雅秀绝的山水自然景观风貌在唐宋时期已形成;唐宋长沙城具有佛儒文化气息的人文景观风貌特点。

塑造陶渊明:《宋书·陶潜传》发微

《宋书·陶潜传》在“陶渊明形象塑造史”上具有奠基作用。宋传文本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陶渊明的诗文,一是撰者叙述之语。宋传的文献来源是早期“陶渊明集”的手抄本,以及陆子真巡行寻阳时采获的相关信息、文献。宋传在排比、措置陶渊明的仕宦文献资料时出现阙略、错误,导致陶公仕宦历程长期未能得到清晰的呈现。宋传记述陶渊明辞彭泽令事重点刻画了陶渊明的“风度”,但却遮蔽了陶公辞官的真实隐情。宋传作者重点记述了陶渊明的“酒事”,以此强化陶公的绝世风流,但它对陶公酒后“抚弄”无弦琴的叙述则无疑是一种误解。宋传忌讳叙及陶公在晋宋易代之际的真实政治态度,每以淡墨轻轻扫过。宋传并没有勾勒出一个完全真实的陶渊明形象,但却为人们塑造了一个风神绝代的陶公,它承载着“后风流时代”的文人士大夫对前贤风流的无限回忆与向往。

唐宋国家礼乐机构变迁考

古代中央王朝素重礼事,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观念。由唐至宋,国家礼乐机构职能关系几经迭变,其原因关涉社会实际需求的变迁,以及中央官制的调整,尤与尚书六部体制的调动关系密切。礼部、太常寺共掌礼事的格局是建立在尚书六部政务运行体制下的,当尚书省地位下降,职权被剥夺时,会有新机构代替礼部、太常寺行使礼乐职权;只要尚书政务运行体制存在,礼部、太常寺共掌礼事的格局就不会被打破,即使在不同时期仍会有一些临时性的礼乐机构,但这些机构无法对礼部、太常寺权力造成分割。

清初理学视角下的“三苏古文”选评——以张伯行为中心

清代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与明代茅坤的选本同名,但体例与价值取向完全不同。张氏选本中“三苏古文”比重大幅下降,张氏虽折服于三苏文采,但批评三苏学术,张氏选评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清初理学家古文选本中文统与道统间的矛盾。

唐人稱引《周易》王、韓注側證——以《文選》李善注爲中心

唐宋間《周易》文本經歷了最爲重要的一次遞嬗,即從寫本切换至刻本。本文以《文選》李善注所引《周易》王、韓注爲中心,參照約略同時的《後漠書》李賢注,以及稍晚出的官修類書《初學記》引文,同時參校宋刻《周易》經注本,以及敦煌唐寫本、陸德明《經典釋文·周易音義》、魏徵《群書治要》、李鼎祚《周易集解》、郭京《周易舉正》等唐代或唐前文本或異文資料,從而揭示唐人引文的特徵,並由此回溯唐代文本樣貌,進而探求唐宋《周易》文本遞嬗的規律性。唐人注解及類書引文大體上忠實於原文,基本上可以反映其所從出之底本的原始樣貌,雖然具有個性化和不穩定性的特徵,甚或經過一定程度的主觀改造。總體而言,唐宋《周易》文本具有穩定性和連續性,在從寫本時代進入刻本時代的遞嬗過程中大體保持統一,並未發生大的變易。

《周易》“易位空间”观念在宋代山水画中的呈现

《周易》的空间观是以“象”为依托而建构起来的,其主要显示在由“爻”变所带来的时空运转的形式结构之中,以此形成和谐的动势,潜在地影响了宋代山水画的基本法则。其具体表现就是,由“变易”形成的“易位空间”观念在融入想象因素的同时,借助“构图”营造出了一个虚实循环相生的“异在”空间,进而使得宋代山水画之意境的营造呈现出了独特的审美意蕴。

中国古代的“保富论”

唐宋以来，中国社会崛起了一个新的阶层——富民阶层。富民阶层的崛起，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变革，由此形成一个新的“富民社会”。在此背景下，一大批思想家纷纷发表言论，肯定富民的重要作用，主张保护富民，从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保富论”立足于社会发展和处理国家与富民的关系，要求保护中国社会内部新的发展力置，实为一种具有崭新时代特征的经济思想，标志着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重大转型与社会深层变迁。

论唐宋时期茶业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我国的茶叶生产历史悠久。进入唐宋以来,茶业成为社会经济的新兴产业,发展十分迅速。茶业经济的异军突起,对唐宋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茶业不仅大大促进了唐宋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商品经济的力量,而且促进了社会制度的变革和文化的快速发展。

承古、远古与变古适今:唐宋时期的家礼演变

唐宋家礼有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唐代家礼以"承古"为主要特征,按据经典旧仪撰著礼文;北宋虽亦以《仪礼》旧文为基础并承袭前代家礼仪制,但是参以时宜、折衷古礼传统的"远古"倾向已经变成北宋家礼的主旋律;至于南宋,家礼修撰呈现出新的面貌,"变古适今"原则在家礼中充分凸显出来。由唐至宋,家礼的发展过程,是家礼从集中于世家旧族之中逐渐扩展到科举官僚士大夫家族之中,再渐趋外延到广泛层面的士庶家族的过程,也正是在此过程中,家礼影响在不断扩大。

唐宋园林诗词文化和园林意境研究

园林诗词随着文人造园的产生和园居活动的频繁,逐渐形成一支风雅华丽的诗歌种类。唐宋园林诗词在不同时代审美转变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影响下不断变化。本文通过诗词中"物境、情境、意境"和园林中"生境、画境、意境"的对比,探索园林诗词的"三境"特点。并从"三境"出发,研究唐宋诗词意境流变的物质基础、哲学思想和社会背景,阐述园林诗词意境流变的动态变化并剖析其原因。

唐宋士大夫与西南、岭南地区的移风易俗

唐代西南地区由于经历魏晋南北朝二次“蛮夷化过程”,文明程度出现逆转退化,山南、剑南儒学教育文化落后,民间流行多神崇拜,湘西南与岭南人口买卖现象严重;宋代云南、四川原始巫文化仍然甚为盛行,杂祠淫祀现象严重,为全国典型的淫祠区。西南地区地方官员尤其是流贬士大夫执着于以破除迷信、引导文明生活方式的移风易俗活动,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治理效果,也典型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处江湖之远”而自觉践履儒家“以夏化夷”、“有教无类”的思想情怀。

宋代书铺再认识

宋代书铺大致有刊书售书、专门从事社会服务型及兼及二者三类。它萌芽于唐代中后期,至迟在北宋仁宗庆历时已形成规模,北宋末年已出现专门从事社会服务的书铺。书铺(指专门从事社会服务者)不是法定的国家机构,而是凭藉某种资格在民众、政府及民众与政府之间开展业务,获取薪酬的民间组织,并不是"公证机构"。书铺的出现及其发展,揭示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在唐宋之际发生了变化。换言之,唐宋之际在原有的社会结构中出现了居中协调、处理官民及他们之间利益的民间组织,而书铺就是它们中的突出代表者。而这些社会组织的存在及其发展,不仅是唐宋之际社会变迁的体现,更是宋代社会显著进步的重要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