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阳地区东魏北齐墓葬地域特征探析

晋阳地区东魏北齐墓葬和邺城地区存在相似性的同时又具有较为强烈的地域特征,在墓葬形制、随葬品、葬具与葬式、墓葬壁画等方面均有表现。晋阳地区东魏北齐墓葬地域特征的形成,可能受到了拓跋鲜卑旧俗和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并与晋阳本地军政状况等密切相关。东魏北齐政权结构决定了晋阳特殊的军政地位,进而可能影响了晋阳地区墓葬文化的形成;而晋阳与邺城两地既相似又不同的墓葬特征,可能是东魏北齐时期晋阳怀朔勋贵与高氏统治者之间既相辅相成又充满矛盾和斗争导致的。

百年来北朝长城研究述评与展望

北朝时期中原政权并立、北方民族势力逐强,长城作为护卫特定地域的军事防御设施对各政权有重要作用。百年来,学术界关于北朝长城史的研究逐步深化,在充分利用文献资料、考古发现及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考察了北朝长城的起讫点地望、分布走向,成果丰硕。通过对北朝长城研究成果的爬梳,有利于明晰长城的整体情况,还原其历史地理原貌。然目前北朝长城研究缺乏系统性的成果,研究视角不足;部分长城起讫点地望研究尚未达成共识,个别位置尚无可考。今后仍需使用新技术、发掘新材料、增加新内容,深入北朝长城相关问题的研究。

厍狄回洛墓木椁复原的再探讨

山西寿阳厍狄回洛墓出土的木构屋形椁是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相关论著虽多有涉及,但仍存在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可能。本文以新进行的木椁构件三维扫描工作为契机,关注了此前未有明确认知的部分构件的形态特点,并基于此,以全面梳理木椁披露资料所得的构件类型、形制、尺寸信息为主要凭借,参考前人研究成果与同时期建筑形象资料,展开了关于木椁檐下形制、屋架结构等方面的新探讨。本文的复原推想从构件本身出发,试以各类构件之间形制关系与尺度关系的自洽为基本复原原则,并在研究过程中关注了已有复原方案未作探讨的重要木椁构件和未充分利用的构件尺度信息,期待为厍狄回洛墓木椁研究以至魏晋南北朝晚期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隋卢诠墓志考释

2019年隋代卢诠墓志在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底张镇陶家村考古发掘出土,志主为西魏时期依周礼建六官的卢辩次子。卢诠历官北周和隋两代,以武功见长。可从卢辅世系、卢诠经历、家族文治武功来解读该墓志,同时探索西魏北周时期山东望族的分裂和西迁。

东魏北齐都城结构考述:兼论两都制下的晋阳与山西

北魏末年,高欢和孝武帝在迁都问题上的矛盾难以调和,最终演化为军事冲突,加速了北魏的分裂。其后不久,高欢改立孝静帝,迁都于邺,形成邺城和晋阳隔太行山东西联动的都城格局,对东魏北齐的政治演进和空间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以政治地理的视域看,高欢迁都是新形势下寻求政治环境与地理空间相契合所做的必要调整,具有较强的主动性。迁都以后,高欢以邺城为政治中心,以晋阳总摄军事,实质上形成了军政分离的两都制架构。随着形势的发展,两都制在形式上逐渐固化,但权力重心却出现向晋阳倾斜的趋势,这种变化对山西地区的政治地理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东魏、北齐时期的“道”探讨

东魏、北齐时期,国家设置"道"作为大都督、临时行台和地方化的稳定行台的活动区域的规定。但是,随着东魏、北齐国家军事征讨制度的改变,逐渐取消了大都督和临时行台的设置。在这个过程中,"道"与地方化的稳定行台成为固定的结合,因此,"道"成为地方化的稳定行台区的代称。这种"道",实际上,是东魏、北齐国家控制地方的重要军政区域,在对外实行军事防御以及保证国内统治秩序的稳定上,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汉唐药物剂量的考证与研究

为考证东汉至五代的药物称量 ,参阅有关文献及出土度量衡实物 ,证实东汉时期 1斤为 2 2 0～ 2 50g ,1两为 1 3 .75～ 1 5.62 5g,1升为 2 0 0ml。魏晋南北朝的称量虽有增大 ,但药物剂量仍沿用东汉制 ;陶弘景称量有比例失衡及偏小之嫌。隋唐五代实行大小两制 ,“合汤药”基本上用小制 ,亦为东汉量值。东汉末至五代的 70 0多年中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药物剂量 。

怀仁丹扬王墓补考

本文对正史记载的九位"丹扬王"的官爵变迁和丧葬情况逐一考察,将山西怀仁县丹扬王墓墓主人的生活时代缩小到北魏时期,然后根据墓葬形制的特殊性,推断是孝文帝时期重臣刘昶与三位公主夫人的合葬墓,后因迁葬而空穴。并对该墓出土人物画像砖和甬道壁画的文化来源稍做分析。

两晋、萧梁、北魏宗室起家制度比较研究

六朝为适应门阀政治,普遍奉行重用宗室的策略,并积极推进其士族化进程,宗室顶级贵胄的地位突出表现在初仕意义的起家问题上。截取中古制度传承链条的关键节点两晋、萧梁和北魏,比较其宗室起家状况,有助于捕捉时代特色。结果发现三朝宗室起家年龄均未及弱冠,且有提早到成童之年的趋势,起家品级完全跨越旧令六品士族线,部分跻身四品以上宗室选,起家官类型频繁抢占清显职位,整体水平凌驾庶姓高门,彰显第一家族的权势气派。萧梁和北魏宗室起家制度基本翻版晋制,但在铨叙实践中又自成一系,分处不同的发展线路,中古南北形势之梗概由此可见一斑。

盖天保墓砖铭考

以大同城东南(平城东南八里)新出土的北魏盖天保墓志志文为据,对墓主人盖天保的籍里、官职、北魏平城的地理位置进行了考证。特别是从志文提供的新资料,"向定州大道东一百六十步,"对平城东南通向中山(今定州)的官道作了详细推考,首次提出自平城直达定州进而南向中原的战略要道总称定州大道,而史书所载直道、莎泉道、灵丘道则是它的异名或分段修筑时使用的名称。从"墓中无棺木,西葙(厢)壁下作砖牀"的记述,对照同时期墓葬,特别是大同地区出土的诸多北魏官僚墓葬的形制,指出在北魏平城中后期,随着墓室的逐步扩大并向房室化、厅堂化发展,葬制也随之更多地再现着夙兴夜寐的现实生活。空旷的墓室替代了局促的棺椁,床榻、灰枕也给行将就木者以精神的慰藉。这种颇具生活意味的葬制可能与这一时期河西走廊以远的葬俗有关。

东魏北齐邺京里坊制度考

里坊是古代都城构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坊之置始于北魏平城,洛阳、邺京沿置。邺南城400余坊,北宋时已不可名状。稽诸石刻,可考证出东魏北齐邺京28里3坊,里、坊置正,分掌管理和治安。城内置坊,城外置村。里承汉制,坊启隋唐,邺京里坊制度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与作用。

山东北部北魏晚期至东魏的石刻佛像造型分析

本文以山东北部北魏晚期至东魏的佛教石刻造像为中心,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采用考古类型学与美术史样式论相结合的方法,对主尊佛立像造型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以下结论:洛阳地区的石刻技法与定州地区的金铜佛工艺应是山东北部北魏晚期石刻佛像的技术来源;北魏晚期至东魏初期佛像流行波状发髻和磨光发髻,但螺形发髻是东魏佛教造像的主流形式;山东北部北魏晚期至东魏的佛像以服饰为表现中心,四肢与躯体的空间关系比较模糊,因此这些造像体现了鲜明的地域和时代风格。

高欢父子霸府述论

高欢在晋阳缔造霸府,控制东魏的军国大权,掌握实际的权力,东魏皇帝成为傀儡,东魏朝廷形同虚设。经过高澄、高洋发展,霸府统治日益成熟。高欢父子霸府机构庞大,僚佐众多,保障了霸府的顺利运转。高欢父子霸府统治运转的方式有:京台机务,情寄深远;晋阳霸府机构和职能的扩充两个方面。东魏、北齐的更替,在高欢父子的霸府统治基础上得以顺利完成。

东魏北齐史官制度与官修史书——再论史馆修史始于北齐

东魏迁都邺城,学术文化中心转移,北魏太和以来积累的文明成果萃集邺下,为东魏北齐史官制度的发展与《魏书》编纂提供了良好条件,并由此形成了史馆修史与大臣监修制度。大臣监修与史馆修史二者一体,史馆是一专门修史机构,似在宫禁集书省与起居省内,已不同于北魏秘书省之"史阁"。大臣监修改变了北魏以来秘书监、丞典领国史的传统,入馆修史加兼著作,脱离了秘书著作系统。著作从秘书省游离出来,与集注起居形成更加密切的关系。东魏北齐沿承北魏,置集书省和起居省,北魏以守尚书典注起居,东魏北齐以散骑常侍等侍官监领或撰修起居注。史馆修史与起居集注,造就了《魏书》、《齐书》、《齐纪》等史书。东魏北齐史官制度变化的依据为礼制的修订,唐代礼多因循北齐,故其史馆修史制度亦上承北齐。

北齐韩祖念墓出土鎏金铜器和金银器的无损检测研究

北齐韩祖念墓位于山西太原市北郊区小井峪乡小井峪村。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发掘,共出土了22件鎏金铜器和金银器。利用无线显微镜、X射线荧光能谱仪等科技手段,对这些器物进行无损科学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鎏金铜器均为铸造而成,然后采用金汞齐表面热处理,金银器在技术和风格上均受到了西域文化的影响。研究成果为全面了解北齐时期金属器制作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中古丝路上文化的传与承——以墓葬所见有翼神兽为例

森穆夫(Simurgh)是记载于祆教教典的一种具有守御性质的神兽,这一形象于萨珊波斯时期流行,并被广泛发现于中东地区。北魏时期,身兼商旅的祆教教徒通过丝绸之路同中原文化交流。文章具体通过北朝发现的一些有别于前朝的墓葬有翼兽形象同祆教存留的古籍记录进行参照对比,并分析其宗教艺术形象在中国的传播与承接的进程,进而证明中古时期丝绸之路外来文化通过这条道路对于古代中国艺术以及文化上的影响。

东魏北齐造像碑研究

本文以考古发现及馆藏的纪年东魏—北齐造像碑为对象,根据表现形式将其分为扁体造像碑和方柱造像碑两大类,再根据碑像类型等进行类型分析,将造像碑分为东魏初—北齐初,东魏末—北齐末两期,并归纳其时代特征。通过造像碑的纪年及分布区域分析,发现造像碑集中出现于豫北、豫西地区,东魏时期有少量出现于晋西南和鲁中。到了北齐时期,向晋中南、鲁西南、皖北扩张。从类型来看,以扁体造像碑为主,占全部的近八成。方柱造像碑主要流行于北齐时期,分析其类型、样式可知,应当为佛塔的模拟。从造像题材及发愿文来看,超过三分之二的造像碑没有明确的信仰指向,结合供养人的身份,说明当时的中下层信众更加重视供养行为本身。

北魏洛阳时代墓葬的发现与研究述评

"北魏洛阳时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作为反映北魏社会信息载体的已发掘的墓葬资料,多分布在豫、晋、蒙、冀、鲁、陕、甘地区。中外学者从其墓地制度、墓葬形制、墓葬图像、随葬品等方面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为探索洛阳时代的历史原貌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但在一些主要问题的认识上,也还存在着视点相同、思考模式同一化等问题,变换视角,重视细节,应是未来研究中需要强化的着力点。

山西中南部北魏晚期至东魏石刻佛像造型分析

山西中南部指以长治为中心的太行山西麓,此地北魏晚期至东魏石刻佛像造型主要吸收了新都洛阳造像因素,也部分地继承了旧都平城佛像特征。这些实例存在多种袈裟形式,体现了浓厚的地域和民间色彩。占主导地位的双领下垂式袈裟佛像,根据袈裟微观表现形式的差异可分为四组,均不同程度受到龙门窟龛佛像造型样式影响。其他袈裟形式佛像在主要吸收洛阳造型因素的同时,还部分延用了大同云冈石窟佛像因素。佛像身高延续洛阳实例比例关系,人体造型均较为清瘦。这些造型特征,反映了该地区匠工倾注心力模仿洛阳造型新风尚的情形。

响堂山石窟东魏至北齐石刻佛像造型分析

响堂山石窟东魏至北齐佛像根据着衣形式的不同可分为四组,归为三期。第一组佛像年代最早,以北响堂第六窟主尊佛像为代表,着敷搭左肩式袈裟,衣装造型特征与河北中南部东魏佛像相似,此为第一期。第二组佛像创于北齐初,以北响堂第九窟中心柱正面主尊佛像为代表,身着通肩式袈裟,衣装厚重,衣褶在第一组佛像基础上变为粗大的高低棱状线组合。第三组佛像为北响堂第九窟中心柱左壁主尊佛像,大体沿用了太原天龙山东魏佛像着衣形式,形成右肩半披中衣搭肘式佛装,质感依然厚重,衣褶雕刻与同窟第二组佛像类同。第二、三组佛像同为第二期。第四组佛像包括北响堂第四窟及南响堂、水浴寺的众多实例,身着中衣搭肘式佛装,衣装轻薄贴体,衣褶线雕刻存在多种样式,与河北中南部地区其他北齐佛像等同,此为第三期。这些石窟佛像基本延续了中原北方此前开窟造像的形式,与河北中南部流行以白石材质雕刻的单体造像在雕刻工艺上区别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