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嚼“鸡肋”条款——破坏交通工具罪传统阐释的质疑

本文认为通说的理论基础“犯罪对象决定论”违背了犯罪性质与犯罪客体同一性的原理 ,以此为依据对条文进行的阐释不仅曲解了立法者的本意 ,还容易对司法实践造成误导。本文立足于“犯罪客体决定论”阐述了笔者对破坏交通工具罪的认识 ,并对通说中的一些观点做出相应的补正。

最佳说明推理及其困难与辩护

最佳说明推理(IBE)作为一种非演绎推理,其合理性问题引起了许多争论。以利普顿为代表的学者捍卫并改进IBE,以范·弗拉森为代表的学者则质疑IBE的合理性。那么IBE是否具有合理性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梳理争论双方的观点和论证,将选择假说时的IBE称为狭义的IBE,而将包含狭义IBE和贝叶斯的IBE称为广义的IBE。通过分析认为,狭义的IBE的确是一种最佳假说推理,它需要贝叶斯理论来帮助它完成对可靠性的确认,从而成为广义的IBE。对狭义IBE的质疑,并不能动摇广义IBE的合理性地位。

迈向“最佳解释确信”的司法证明

面对日益复杂且趋于技术性的案件事实与证据,传统司法证明方式在探求真相与实现裁决公正的目标上力有未逮。国内学者开始转向哲学领域的解释性理论,以期获得证明方法上的启示。作为解释性理论应用于司法证明领域的标志性成果,相对似真性理论基于自然认知理性,通过赋权诉讼当事人与比对和判断的方式,可以对事实争议予以有效解决。然而,其仅从外部层面解释证明标准,未进一步区分辩方的具体抗辩类型,忽视了事实的“未知空间”,并面临科学化调查方法的挑战。结合信念解释理论和技术性证据的标准化解释流程,对相对似真性理论进行改良,在此基础上,可提出司法证明的最佳解释确信理论。该理论既观照了中国具体司法语境,又弥合了自然理性与技术发展之间的鸿沟,深入反映了司法证明对信念程度的要求,更加符合诉讼认识规律与庭审运行特征,能够有效实现科学、准确以及经得起检验的司法证明。

应用最佳说明推理方法探讨中医伏气学说

伏气学说溯源于《黄帝内经》,经历代医家的发展,至晚清时期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最佳说明推理是一种对非证明性推理的原则性说明,其核心思想是说明的动因在于引导推理,科学家从可获得的证据中推断出假说,如果该假说是正确的,那么它将是对证据的最佳说明。应用最佳说明推理对伏气学说产生的认知过程进行逻辑的刻画,探求伏气理论产生的思维方式与最佳说明推理思维的一致性,伏气学说产生的过程可以被看做是最佳说明推理的逻辑思维过程,而说明在整个推理过程中起到了先导作用。

印证≠印证证明———对印证、印证证明及其相互关系的反思与重塑

立足逻辑学和法学的交叉研究,审视当前国内学界有关印证、印证证明问题的研究,不难发现其中还存在不一致、模糊甚至混乱之处。究其实,印证和印证证明是具有不同指向的两个概念:印证仅指来源不同的证据之间存在着相互吻合和相互支持关系;印证证明则指来源不同的、存在着相互印证关系的证据对于案件事实的证明。印证证明虽然建立在既有印证的基础上,但其本质所指仅为证明。印证与印证证明在所关注的问题、所反映的关系、所涵盖的支持模式、所依赖的哲学基础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