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如何成为武器——抗日救亡背景下的“摄影武器论”及其实践

抗日救亡背景下诞生的“摄影武器论”,经历了早期的“国防摄影”、沙飞个人的“摄影武器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摄影成为战时党的文艺政策三个阶段。作为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提出的“国防文艺”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防摄影”口号,既延续了左翼美术运动的“武器论”传统,又显示了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实际情况。全面抗战爆发后,沙飞从“国防摄影”的积极实践者到提出更加明确的“摄影武器论”,实现了从暴露现实到宣传国难的转变。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摄影武器论”由个人的理论主张上升为党的文艺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解放区的摄影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和各军区的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展开,形成了一支“文化的军队”。由此,摄影由“观念的武器”演化成“现实的武器”。

周作人“文化救国论”新评

周作人制造、发明的"文化救国论"其"中心思想",即是"大东亚主义的思想",也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同义语。周作人"文化救国论"的几个理论支柱:诬蔑气节,大反气节;炮制政治、文化二元论,人为地把政治、文化对立起来;所谓"不为国民政府守节"、"文化救国论"是一个彻头彻尾反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是对历史的曲解和嘲弄。

康有为的“物质救国论”解析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的“物质救国”系统思想是基于宏观时势条件和其个人海外特定经历,这样两个不同层面因素的交互刺激而逐步形成。《物质救国论》是反映他这一思想的典型文本,在提炼和揭示其内容主旨的同时,兼而显示出其基本逻辑脉络,即通过中西比较感知双方弱强的巨大反差,进而总结和反思经验教训,遂认定“物质救国”为所谓“神方大药”。而从康有为思想“自变”与社会相关思潮的悖合来实事求是地观照,则可对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的正负双重意义在不同价值层面作出相应的分析和评说。

“科技本位主义”的社会思潮探析

“科技本位主义”作为一股新生的社会思潮,是民众对当前科技发展在意识形态上的集中反映。以“科技本位主义”为研究对象,从其“科技”与“本位主义”的核心要素出发对其概念进行界定,通过明晰该思潮的概念主体、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完成对其核心价值观念的初步探析。而一种思潮得以生成,必有其思想渊源,通过梳理近代中国科学思潮发展脉络,找到“科技本位主义”产生的历史动因为“唯科学主义”和“科学救国论”;再依据“科技本位主义”的现实表现,从人、社会、国家三个维度提出未来科学发展应以人为核心、科学文化为基础、新理念为思路,找到“科技本位主义”发展的合理路径。

阳明学为今时救国之本论——浅谈民国学术思潮的一个面向

阳明学是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经历了清朝的沉寂之后,民国时期得到了新的发展,并成为当时的学术思潮之一。有不少学者是从日本阳明学的发展得到启发,从而引起以阳明学救国的思考,于是阳明学开始逐渐作为救国方法引起广泛的讨论。无论是将阳明学作为救国之本,以之改变社会制度,重塑国民道德,还是将之用于国民教育,改良社会风气,都代表了民国知识精英群体的良好愿望。

“国难期中学校应有的觉悟”——《厦大周刊》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

九一八事变发生,举国激愤,远在东南的私立厦门大学师生与社会各界一道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他们借助校园刊物发表救国言论。言论一方面围绕国难的性质、根源和对策,另一方面强调民族危亡之时,教育应当根据战时国家的急迫需要做出调适,并提出青年学生所应担负的责任。《厦大周刊》虽仅为一份校园刊物,但在民族救亡时为学人提供了一个言论表达、国是讨论的有效途径,也为学生救国行为提供了导引。以《厦大周刊》作为切入点,可以系统细致地考察国难发生后校园师生和校方的态度、诉求及思想动态,显现国难之下学人血性与理性救国并存的特点,也显示出近代民族主义教育已发展成地不分南北、学不分公私的普遍形态,预示着全民抗战形势的形成。

1938—1942年回族精英对抗战中心理论的建构与宣传——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为中心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是抗战期间成立的规模最大的穆斯林团体。它于1938年成立后,在官方推促和回族精英的努力下逐渐形成了遍布全国的网络体系。协会对爱国、抗战建国等大加阐扬和宣导,并顺时将持久抗战、抗战必胜和坚持抗战到底等观念融入其中,使宣传内容层层累叠而建构出一套逻辑严密的抗战宣传中心理论。在宣传实践中,协会做到与宗教信仰体系和宗教权力结构相结合、将多种宣传方式综合运用、把着眼上下层相互配合。回族精英怀揣兴教救国理想,在抗战宣传理论与策略上着力精巧,为抗日救亡宣传作出了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