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用之间:朱熹与王阳明哲学的比较

传统学术界将理学分为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两个阵营,理学与心学皆秉承了传统儒学的仁学观念。仁即生生不息、大化流行,仁即仁爱,属于道德的行为。作为道德行为的仁内含理,仁的行为依据于理。行为是用,故理在用中。用之体不仅有形体,而且有性体。性体即性。理在人、物身上便为性。理在用中,性在体中。朱熹偏重于从用中寻理,王阳明偏重于以良知即性为本。从体用区别的角度来看,朱熹重用,阳明重体;从体用不二的角度来看,二者所说的内容几乎相同。因此,朱熹哲学与王阳明哲学差别不大。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多重维度及其具体展开——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理论品格

中国思想体系中的“体用”范畴,具有主体与功能的关系、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原则与方法的关系等多重维度。习近平文化思想秉承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观点、中国传统体用论的主要内涵以及实现这两者的有机结合,从文化自信的高度理解文化的功能,强调文化自信的前提在于文化主体性确立和巩固,明确提出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和发展方向,揭示出文化发展与文化建设的一般规律;系统阐述了文化建设中的若干根本原则及其具体运用,如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导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遵循与方法路径等;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不断推进文化理论创新与文化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充分彰显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理论品格。

宋明理学中的宇宙论与形而上学——从沃格林和牟宗三的差异谈起

在沃格林看来,中国思想从未完成对宇宙论的突破,即“神性根基”未在超越与开端两个方向显示自身。与之相反,在牟宗三的哲学史书写中,宇宙本体论恰恰指向了对宇宙的超越。然而,在宋明理学中,作为对紧凑宇宙论的突破,体用论的形而上学不导向对开端的探问,也没有对超越之创造者的寻求。道之体用所表达的“实在之过程”与以终末论为标志的“居间”有着差异,道并不表明自身为某种作为“端点”的“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