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兴西方,法流东国”:《大唐西域记》的佛教传播史意义

《大唐西域记》是玄奘西行求法的实录,是对求法所见、所闻的亲忆、亲述,在佛教传播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它对众多佛本生、佛传、佛弟子故事、佛教的重大活动、佛教遗迹以及佛教内外论争等的记载详尽、完整,对佛教传播路线和传播规律的体现清晰、显明。同时,它口述性、文学性特征突出,是一部宗教性与文学性相结合、学术性与普及性兼具的佛教传播史著作。

禅宗:追求精神自由与灵魂安宁的一贯之道

禅宗传入中国后,在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延续了印度禅宗的"止啼"宗旨和自由精神。虽然教授方法发生一些改变,但诸如机锋、棒喝、体势之类的教授方法只起启发作用,无实质性内涵。慧能没有改革禅宗,跟迦叶和达摩一样,他所做的只是指示方向,引导更多人踏上探索精神自由、灵魂安宁的漫漫旅程。

梁武帝舍道事佛考辨

梁武帝舍道事佛的时间,佛教典籍中有四种记载。虽然这些文献记载多有矛盾之处,但武帝舍道事佛之疏、敕文不为伪作。据法琳《辩正论》辑录相关文献中数人身份的考察,武帝舍道事佛当在大同后期(539～545),与自己欲出任白衣僧正有关。舍道事佛对道教的影响非常有限。在唐初佛道论争日渐激烈的情形下,僧人依托此事攻击道教、弘扬佛法。

《嘉兴藏》的刊刻、出版与当代价值研究——兼谈《嘉兴藏》与嘉兴的渊源

方册大藏经《嘉兴藏》谋刻于浙江嘉兴、终刻于浙江嘉兴;嘉兴楞严寺在《嘉兴藏》刊刻、补刻的200多年里一直作为流通发行之所;嘉兴人在《嘉兴藏》的刊刻与流通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嘉兴藏》因其重要的佛教文献价值和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而广为流传,并在近世得以影印出版,嘉兴随之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浙江嘉兴而言,《嘉兴藏》是嘉兴地域文化的宝藏、文化交流的纽带和人文精神的源泉。

论汤显祖“为情作使,劬于伎剧”思想的成因

达观禅师之所以提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这一佛学论断,其用意在于劝说汤显祖以理破情,进而皈依佛法。在佛学层面上,汤显祖虽然认可达观的这一说法,但是两人在人生哲学、文艺观念等方面存在着的诸多差异,使得汤显祖对于情理问题有着不同于达观的独特思考。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儒家救世情结,加之达观实践人格的实际影响等等因素的交互,最终坚定了汤显祖"为情作使,劬于伎剧"的人生道路。

论柳宗元的“儒佛同道”思想

为了揭示柳宗元"统合儒释"命题的内涵,采用文献解读的路径,认为儒佛之所以可以融会、统合,其基本依据就在于佛教与"孔子同道",即表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在思维方式上儒佛中道思想对把握世间万象具有相似方法论意义,在哲学内涵上儒佛心性论及反对天命的理性精神相通,在政治、经济与伦理生活中展示了对规范性的共同要求。

韩愈与佛教

论题对韩愈与佛教之关系的三个方面作一分析和说明:1.韩愈作为中唐儒学复兴的主将以排佛著称,但他所倡导的儒学思想则可以说是在佛教思想的刺激与启发下逐渐形成的;2.韩愈是以其特有的原则和方式来与有文才的僧侣交往的;3.韩愈对僧人大颠修养境界的推崇与折服,既在于他是一无身心修养的文士,又在于他对儒家思想只停留在粗浅的认识上,并未能真正去关心和推进儒学自身的理论建设。

印顺法师与贵州佛教

印顺法师是当代中国佛学大师,民国年间曾振锡贵州,住持贵阳大觉精舍,创办大觉佛学院和觉华图书馆,弘扬中观和唯识之学,并在贵阳完成其名著《唯识学探源》,从而影响和促进了贵州现代佛教教育事业和学术活动的发展,提高了贵州佛教的信仰层次和文化水准,与贵州结下一段难得的佛缘。

从《大藏经》有关史料审视唐武宗的灭佛事件

本文通过对《大藏经》辑录的有关唐武宗灭佛史料的辨析,认为唐武宗面对当时日益高涨的佛道矛盾,不能正确视之;在处理佛道矛盾的问题上,又采取了崇道毁佛的极端手段,这是灭佛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并且认为正是有了像唐武宗灭佛这样的洗礼,才使佛教逐渐在中国走向本土化的归程。

出世与入世——辽金元时期北京城市与寺院宫观研究

元大都及辽南京、金中都的城市中都分布有大量的寺院宫观,构成城市景观中不可忽略的部分,宗教生活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也是这一时期城市生活的重要内容。本文分别从社会经济生活、城市景观及寺观分布等几个方面出发,分析了出家之人对于俗世社会的依存关系,并指出宗教建筑的兴造受着城市政治经济与文化资源的吸引而渐渐汇集在城市之中,通常情况下,在都城这样的大型城市中,中小型寺观的分布会受到城市生长方式的制约,而像国立寺院这样的大型寺院由于其规模以及在宗教和经济生活中的影响,与城市之间会形成互动关系。

智旭对《周易·大过卦》的佛学解读

晚明高僧智旭所撰的《周易禅解》是易学史上首部系统地以佛解易的佳作。本文探讨了其中解《大过卦》的一节。在这一节中，智旭通过对《大过卦》的佛学解读，依傍《大过卦》中的易学原理阐明了佛教修行中“定”与“慧”的互利关系，指出只有“定慧兼济”、“定慧双修”才能最终修成正果，并告诫要防范因“定”或“慧”太过而造成的“增上慢”或“枯木禅”现象。最后笔者指明了智旭以佛解易对现代易学解释的启示。

唐诗中的长安大兴善寺影像

长安大兴善寺是隋唐王朝的"国寺",殿堂巍峨,法相庄严。不幸的是,大兴善寺在唐武宗会昌年间排佛运动中遭受灭顶之灾。此后,大兴善寺其名不见经传,其貌不得其详。所幸的是,唐诗中有20多首诗歌涉及大兴善寺,为我们了解大兴善寺风物风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这些诗作绘声绘色地摹写了大兴善寺的池、院、松、贝多树等自然景观,由此依稀可见唐长安大兴善寺风物粲然。

岷州大崇教寺经济与民众社会生活的互动

大崇教寺是明清以来统治岷州地区藏传佛教的中心枢纽,其影响巨大深远。现存的200余件寺院契约文书,记录了大崇教寺昔日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点滴史迹,为我们探讨明清时期整个岷州地区的寺院和社会经济生活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通过对明清时期32件契约文书的再考察,勾勒出明清时期岷州地区社会生活概况及大崇教寺对本土社会文化的影响。

《红楼梦》大观园蕴含的儒释道思想探析

中国古典园林哲学意蕴非常深厚,《红楼梦》大观园的设计和营建就深受中国传统儒释道哲学的影响。儒家思想影响了大观园修建的目的和意义;禅宗思想影响了大观园的微观设计;大观园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最大,注重师法自然,妙造自然。

儒释道精神的沉沦——论《沉沦》主人公的死因

儒释道精神的杂糅汇合构成了我们复杂的民族性格。作为一个中国人,《沉沦》主人公“他”也无法摆脱儒释道精神的束缚。“五四”历史转折时期,“他”在日本受到黑暗现实的压迫,支撑其文化心理结构的儒释道精神全面崩溃,只能走向死亡。

缅语巴利语借词研究

本文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缅汉词典》中的巴利语借词为语料,借助文化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从借词的语音、形态、语义分布、语义变化、借用程度和作用等方面,对缅语巴利语借词进行分析,旨在探索缅语巴利语借词的规律。在进入缅甸语后,巴利语借词在语音及形态上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同化,集中体现在每个词的最后一个音节上。借词语义主要分布在与上座部佛教相关的抽象概念以及社会上层建筑领域,借词语义或不变,或扩大、缩小,或以概念隐喻的方式发生转移。借用程度方面,缅语对巴利语中佛教专有人名、地名及普通名词借用程度最低,对上座部佛教教义及哲学相关概念借用程度较高。巴利语借词填补了缅语中有关抽象概念的语义空白,并成为缅语意译西方科技、文化相关概念的重要工具。通过研究,可以较为具体地了解巴利语对缅语的影响,对分析缅语在吸收外来词时表现出开放性和保守性的前提条件有重要意义。

方以智的“不落有无”说

方以智针对"有"、"无"这一对范畴提出了"不落有无"说。经过对"半提"与"全提"的批判,他在"允中氏之则天"、"子思之言‘中、和’"与"孟子之创为‘养气、践形’之说"三个方面,详细阐释了"大全提"意义上的"不落有无",从而指出"大全提"才是"不落有无"的真正内涵。方以智"不落有无"说的提出最终导致了其学术取向上的"统合三教"主张。

大智法王班丹扎释的家族与世系--以《西天佛子源流录·佛子本生姓族品》为中心

大智法王班丹扎释是明代著名的藏族高僧,他所出自的岷州后氏家族自元代以来即为岷州地区的地方豪族,世袭土司,对当地乃至西北地区的历史发生过重要影响。本文以成书于明正统年间的《西天佛子源流录》的清代抄本为基础,对岷州后氏家族来源及世系等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后氏家族与北宋时期著名的岷州藏族包氏家族关系密切,共出于叠州白石山一带的藏族部落。通过梳理三种文献记载的后氏家族世系,本文对其中不同名称的祖先进行了勘同,并厘清了班丹扎释家族和后朵儿只班家族的关系。对于后氏家族中的重要历史人物,如扎释巴和后朵儿只班,本文将他们与历史文献中的相关人物进行了勘定。最后讨论了后氏家族对于岷州佛教的影响,并揭示出后能在大崇教寺修建过程中的作用。

元代佛教经济研究的珍贵史料——扬州出土元《江淮营田提举司钱粮碑》的重新录文与考释

《江淮营田提举司钱粮碑》是一份详细记述元代皇家佛寺大护国仁王寺在江淮地区所属寺产的珍贵史料。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依据已经公布的碑文拓片,重新校补录文,并就碑文涉及的负责管理元代官寺大护国仁王寺的专门机构会福院的下辖机构——江淮营田提举司、大护国仁王寺在江淮地区的所属寺产、地租形式与租额,作了一些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