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官批民调及其对现行委托调解的启示

清代民事调解有一种半官半民的特殊形式,即官批民调。其表现类型多样,具有固定流程,是清代社会治理结构、司法体制特点等多种因素作用的产物。黄宗智先生将清代这种半官半民的中间地带称之为纠纷解决的"第三领域"。现行委托调解也具有半官半民的性质,与官批民调同属"第三领域"的民事调解,但二者在产生动因及内容构造上存在明显差异。不过,就适用范围界定和调解人甄选而言,官批民调能为委托调解提供有益启示。

清代法制史研究路径探析——以黄宗智著《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为中心

美国学者黄宗智在考察清代基层社会的法律秩序时提出了“第三领域”的概念 ,试图以此超越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观念。不过 ,黄宗智在立论过程中过分强调了国家与社会的差异性 ,陷入了国家 /社会二元论的窠臼。围绕清代基层社会法秩序这一共同话题 ,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对话 ,中、美、日三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力图勾画出清代基层社会的法秩序 。

自媒体与公益传播

在自媒体时代,极具平民特征的自媒体对于社会公益产生的作用,无论在平台提供、爱心集结还是在体制质疑、舆论监督以及意识传播等方面,都是其他媒体所难以比拟的。而这些作用,除了形成了对具体社会民众的帮助之外,也在不断地推动着社会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展开角力,推动着中国"公益"的转变。

弗雷格的思想理论

可以把弗雷格的思想理论概括为10个论题:思想是直陈句或疑问句的涵义;思想有真假,若为真就永远为真;思想有结构:主目—函数结构和复合结构;思想不属于外部世界,它是非物质的和不可感知的;思想不属于内心世界,它是公共可分享的;思想属于第三域:独立自存,不占时空,因果惰性,永恒实体;思想可以被人理解和把握;判定思想的同一性至少有两个标准;思想通过作用人的内心世界,影响人的意志,从而作用于外部世界;思想的客观性可以确保逻辑和数学的客观性。

对波普尔“世界3”理论的批判性考查

波普尔认为除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之外,还存在一个由科学理论体系、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组成的"世界3"。图书馆实验、对数案例以及因果作用的类比论证共同保证了"世界3"存在的客观性、实在性、自主性以及进化生成特性。据此来看,"世界3"与人工物世界在成员构成上有重合。但是二者都是人类精神创造的产物,正是在这一点上,波普尔的"世界3"和柏拉图-弗雷格的"第三域"有重大不同。基于以上的比较考查,波普尔"世界3"理论存在的三个突出问题将会被详细地阐释出来:概念分析不清晰,先验论证不充分,调节平衡方案不成功。

《当我们死人醒来时》的复合结构与终极关注

作为易卜生晚期最神秘难解的一部剧作,《当我们死人醒来时》在现实主义文本内隐寓了一种怪异的超现实主义文本:前者演绎雕塑家鲁贝克在经历、反思了两种殊异的生存境界之后,逐步走进神秘玄奥的"第三境界";后者依托一种似真似幻、扑朔迷离的陌生情境,让主人公展开终极性的艺术之思与存在之思。该剧的终极关注在于艺术与人生的意义。剧作家没有提供明确的看法,但启示了思考的方向。

以诗性与哲意为诗歌命名——沙白新作《八十初度》组诗之评论

沙白新作《八十初度》组诗,明显区别于其早期和中期诗作的清丽俊逸,表现出震撼人心的深郁与沉雄,其抒情策略所表现出来的自我超越,表明其诗艺已到达“第三境界”的新生。

论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的中国性--兼与陈丛刊博士商榷

我国体育社会组织治理具有鲜明的中国性,这种中国性难以简单地以域外理论进行解释。改革前全能主义体制的政治传统、改革开放所引发的社会转型以及国家与社会共同参与的第三领域的文化土壤,共同造就了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的中国性。通过对中国性的阐述,可以更好地分析与解释我国体育社会组织治理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更具针对性的体育社会组织治理模式转型的举措。

以第三领域视角看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运行与改革

社区卫生服务是新型卫生服务体系的基础,是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目标的基础环节,是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卫生服务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按照《国务院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的要求履行相关职能,然而,在整体的运行过程中,仍存在诸多的问题,较为典型的便是社区的全科医生配备不足,使得社区卫生服务难以较好地承担起分级诊疗中首诊的角色。此外,治疗费用的高企也常为人所诟病。以第三领域的视角剖析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运行,并提出改革建议:完善政策,引导社区卫生服务向健康管理过渡,并在考核指标上加大健康管理考核的权重;适当引流社会就医需求至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增加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经营效益,减弱“以药养医”的动机;构建约束机制,规范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行为等。

清末民初成都社会的“第三领域”

在现代城市管理体制建立以前,传统的中国城市中一直存在着国家认可、社会参与的"第三领域"。"第三领域"力量深入到城市运转的各个方面,它集中体现了国家、社会组织和城市运转模式三者之间的关系。成都城市内在运转模式在清末民初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在近代国家政权的建设过程中,国家力量强势进入"第三领域",但是由于缺乏对传统模式的合理运用,城市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

国家治理转变中的精准扶贫——中国农村扶贫资源分配的解释框架

精准扶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战略，本文旨在揭示该战略下基层扶贫资源的分配机制，并以此来理解宏观国家治理转变在基层的表现。采用实地访谈与参与观察的方法展开多案例研究，探究中国农村扶贫资源分配的路径、影响因素及其治理逻辑。研究表明，当国家的精准扶贫试图运用技术治理逻辑、借助科层制的时间压力机制进入农村社会时（表现为直接治理），与农村社会传统的受乡土规则影响的总体性支配逻辑（表现为间接治理）不适应而在介于国家和农村社会的“第三领域”引发冲突，由此衍生应对冲突的权宜策略：多重治理。多重治理逻辑是两种国家治理思路在第三领域的冲突过程中受制度因素和组织因素作用而衍生的权宜之计，即正式治理、半正式治理和非正式治理并存，从而衍生扶贫腐败、多重俘获和有效瞄准并存的局面。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从国家治理的视角发现了多重俘获，拓展了基于地方治理视角的精英俘获研究。

街道公共体制改革和国家意志的柔性控制——对黄宗智“国家和社会的第三领域”理论的扩展

城市社区建设与发展成为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和政治民主进程的温床,很多学者试图用国家与社会分野的视角,或者说市民社会概念来理解和诠释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和发展。本文以一个具体的城市社区改革案例为基础,运用个案研究方法,从中来展示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和发展,虽然有民主化的进程,但是这种民主进程仍然是中国特色的国家意志对社区公共事务的柔性控制,而不是所谓的市民社会的分殊与发展。只不过,当前社区公共治理中,国家意志的展现更加隐蔽、柔性和更具合法性。由此,本文扩展了黄宗智先生的"国家和社会的第三领域"概念,在当代中国,强财政支持下的政府已经不是通过"简约主义原则"来进行基层治理,而是通过一套更加复杂的柔性控制策略来试试基层治理。

刑事和解:刑事纠纷解决的“第三领域”

刑事和解是处于刑事纠纷解决的民间领域与国家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其作用的发挥既依赖于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作,也依赖于国家与当事人之间的合作。作为刑事纠纷解决的"第三领域",刑事和解充分体现了公力与私力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利于弥补民间私了案件与国家垄断司法二者之不足。只有合理配置刑事和解中的各种权力,才能做到既尊重双方当事人的自愿选择,减少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寻租机会,又确保国家对该程序实施有效控制,消除各种社会不良因素对当事人的干扰。

人民调解的现代定位:纠纷解决机制中的“第三领域”

人民调解是国家与社会共同参与的纠纷解决机制。相对于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来说,人民调解是国家正式权力与民间非正式权力之间的中间地带,反映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交汇与互动,是纠纷解决机制中的第三领域。纵观人民调解的历史变迁,从政治功能逐渐向社会功能转变是其发展的主要特征。人民调解的未来定位应该是纠纷解决机制第三领域中国家与社会纠纷解决权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