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学

国学是中国古代教化官员的学堂而非其他学堂,是中国的治国之学而非中国之学。国学与阶级、私有制和国家同源,五帝及其王官在明堂上分别教化现任、候任官员如何治国富民并适当获利,国学学堂和治国学问即同时产生。周末至清末各级政府举办公办国学,春秋末至清末有识之士举办民办公助的国学,均对候任官员进行文化基础知识和治国理论的教育,具有学历教育和岗前培训的双重属性。治国学问,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为先王之道,记录先王陈迹、体现先王之道的,就是春秋中晚期周天子王官定型传世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文本;春秋战国之交,孔子师徒祖孙系统研究先王陈迹,总结发展先王之道,创造了新王之道;战国至清朝后九代,以先王之道、新王之道为理论核心,又先后吸收了战国子学、汉至清代经学的理论精华,形成了后九代的治国之学。治国之学始终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理论渊薮。五千多年来,国学利人利己、共同富裕的本质属性,仁学、礼学的理论体系,亘古未变;但君子获利的依据,九代论功行赏,后九代按位取酬;国学的学术外延,因时空环境变化而屡有变化。

《论语》“君子儒”与“小人儒”涵义考辨

儒家经典《论语》言“儒”,仅见于“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一章,这很不寻常。学界诠释大多直陈观点而少有理据。要明确“君子儒”“小人儒”词义内涵,考察时代背景尤为重要。分析孔子时代“儒”之卑下地位和柔懦性格,诉诸孔子个人身世抱负及对“新君子”理想人格的塑造,我们认为孔子时代之“儒”都是“小人儒”,即地位低下之儒,“女为君子儒”不过是孔子的期待与自励,希望儒者通过“修德取位”和“以德正位”,成为德位兼具、勇毅刚强的“君子儒”。经孔、孟、荀、董仲舒等历代儒者不断诠释,“君子儒”最终成为两千年来推进政治治理、推动文化发展的中坚。

并非“扩音器”——重评钱玄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

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借用与转化中国传统的经学与小学资源,将中国传统学问融入五四思想革命、文学革命、汉字革命之中。首先,钱玄同转化章太炎与康有为的经学资源,将“经”贬黜为毫无价值的“史料”,颠覆所有经书,从传统经学内部获得反叛传统的可能性,使五四思想革命具有“飓风”般的爆发力;其次,钱玄同作为小学大家,在进行文学革命时,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学理来证明五四白话文理念有其建立的可行性;再次,他在推行五四汉字革命时,仍以传统小学资源来论证“改用拼音”的学理性与时代必然性,用极端的方式推动了中国汉字的现代变革。钱玄同从中国自身的学术主体内部促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让五四获得了一种新的方法论,这使他有自己独立、独特的“声音”。

从“新儒家哲学”看“新文科建设”与“西学”资源问题

“新文科”与“儒家哲学”两者的汇聚点,就是“新儒家哲学”。存在着三种不同含义的“新儒家哲学”,即宋明新儒家哲学、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哲学和21世纪的当代新儒家哲学。它们都进行了传统哲学的转化和发展,即都进行了某种意义的“新文科建设”。就其学术资源来看,其共性是:它们都汲取了某种“西学”资源。具体来说,宋明新儒家汲取了“西天取经”意义上的“西学”资源,即佛学;而现当代新儒家汲取了“西学东渐”意义上的“西学”资源,即西方哲学。因此,在思想学术资源这个问题上,“新文科建设”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应当是:在保持文化主体性、“中国性”的前提下,积极地吸纳“西学”的资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儒家思想、道家哲学、古代诗词文化、中医文化、茶道文化、传统节日及传统手工艺等。新时代新阶段,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依然具备多元价值,充分认识并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不仅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重要方式,也是建立民族文化自信,有力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内在要求。基于此,该文分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论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提出了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策略,力求能够提高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尊重,利用其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经济发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在新时代持续焕发光芒。

儒学传统与晚清新小说中的“未来中国”想象

晚清一些小说家从超越西学的向度出发,重新发掘儒学传统的救世价值,并将其引入对未来中国的理想叙事之中。这些小说以儒学原则构建未来中国形象,使它与那些片面推崇强大的西方国家区别开来;以儒学目标定位未来中国形象,使它表现出“真文明国”的模样;以儒学品格打造未来中国形象,使它拥有了“明体适用”的生长机制。整体而言,小说家们对儒学传统的重新发掘,没有只停留在对儒学词汇的誊写层面上,而是蕴含了对文化主体在构建未来时如何凭籍儒学的新思考。

从“第二个结合”看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的融通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化我们对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认识,从“第二个结合”的视域审视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在理论维度的切合性、实践维度的融通性,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融通的现实路径,对于深刻认识和高度认同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对于更好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对于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更广阔的历史舞台上焕发生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冯友兰《新理学》对“性”的重释

作为近现代哲学家中新儒家的代表性人物,冯友兰在《新理学》中对“性”进行了重新阐述。首先,冯友兰继承并发展了朱子“性即理也”的观点,将人性的本质规定为理性。其次,冯友兰分别从真际、实际、实际的物、社会等层面对性进行了分析,得出了性善的观点。再次,冯友兰根据宋明理学的性二元论与自身的性三分论对性恶的来源进行了充分解释,表明恶并非人之性所发出之事,因此人性本身并非为恶。质言之,冯友兰《新理学》中的性论具有“完善性善论的论证体系”的理论意义与“引导当代社会向善的风气”的现实意义。

张君劢新儒家诚信观与研究生学术诚信观培育:实践逻辑与培育路径

学术诚信观既是研究生学术研究的核心品质,也是高校诚信教育的目标和科研风气养成的基础。近代新儒家学者张君劢以扬弃传统儒家诚信思想为伟业,以书院诚信教育为依托,以诚信制度建设为方向,以中西方诚信文化互融互生为方法,提出“四大力戒”的学术诚信主张,建构了“立诚为本”的诚信观。通过考察其诚信观的本质意蕴,鉴古知今,以提高研究生学术诚信品质、塑成内在学术诚信人格、完善学术诚信制度顶层设计、推动高校学术诚信教育、加强中西方经验互融互生为培育路径,旨在重塑当代研究生的学术诚信观,凸显学术诚信、学术争鸣、学术“真”问题研究的本质意蕴,以改善研究生的学术风气和提升学术研究品质。

中国哲学的哲学建立——以《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牟宗三哲学论集》为线索

牟宗三先生凭借其无所不包的“道德的形上学”体系,哲学地建立起了“中国哲学”的逻辑思辨与哲学架构;而王兴国教授《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牟宗三哲学论集》一书,则旨在从形上学、美学、逻辑学、认识论、科学、政治、道德、宗教、文化和哲学史等多个维度,动态复现这一庞大的哲学建立历程,最终使其以“中国哲学的哲学建立”之形式,与“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互为表里。

融会通达:儒家“和合”思想对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启示

儒家“和合”思想是以“和”促“合”的同心协力之道,是尊重历史与求同存异、追求同频与共通共生的多重理念的交叉聚合,秉承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具有“天人相合”“仁善之德”“知行并进”“和而不同”等丰富意涵。随着时代的发展,儒家“和合”思想融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浪潮之中,由人际“和合”渐次升华为人类“和合”,以其深厚的文化根基、鲜明的价值导向和广阔的发展路径实现二者的同向同构。在新时代,儒家“和合”思想所涵摄的世界观、社会观、实践观与发展观,使得人类文明新形态能够基于中华文明的现实资源不断丰富通达,为塑造人类文明新格局、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重要启示。

打孔家店与“思想界底医生”——新文化运动时期顾颉刚的孔子研究述评

新文化运动时期顾颉刚的孔子研究摒弃骂来骂去的浮浅之论,梳理辨析事实,挖掘思想的根脉。顾颉刚打破汉儒对孔子所做的各种附会,着力戳穿汉儒道统说,其打破奴隶思维,解放理性,灌注科学精神的行为,本身就是思想革命的一部分。从大的方面讲,顾颉刚打倒了消极的传统,建立了积极而富有时代特质的学问路径。顾颉刚可称之为“思想界底医生”。

蒙文通经学思想中的“齐鲁之辨”

学界一般认定,近现代蜀学大师蒙文通一生学术经历“三变”:一变为“古史三系说”,二变为周秦之变与儒法斗争,三变为汉初新儒学。然而鲜有人注意到,蒙文通经学思想中始终有齐鲁之辨的问题意识,分辨齐鲁之学是蒙氏早年学术道路的起点,也是他晚年经学研究的高峰。蒙文通早年研究齐鲁之学,依据廖平以礼制、地域分今古的观点,视鲁学为今文学正宗,视齐学杂采法、墨、阴阳各家,当务之急是“屏除阴阳,而一断于礼”。但晚年蒙文通具备了周秦之变的历史运动观,指出齐学杂采各家,反而体现出儒家是不断发展的学说。对比蒙文通早年与晚年关于齐鲁之辨的不同说法,既有助于学者深入把握蒙氏的学术道路与思想关怀,更有助于人们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进步性、创新性。

儒道文化的乡风文明观比较研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结晶,与乡风文明建设命脉相连。推进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既要弘扬、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效应。儒道文化的乡风文明观虽在哲学依据、道德基准、价值依归方面存在契合性,但在乡民德育目标、乡村治理方式、构建和谐乡村方面具有差异性。以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为统摄,在“两个结合”的视阈下,探赜儒家和道家文化的乡风文明观的融合性和差异性,以多文化视角揭橥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的经验,助推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不断注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密码。

儒家文化融入齐鲁工匠精神培育研究

培育齐鲁工匠精神是山东职业教育实现新质生产力劳动者要素升级的重要突破和创新。在职业教育中创新儒家文化培育齐鲁工匠精神,有助于探索职业教育立德树人新模式,有助于培养“爱岗敬业、崇尚品质、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甘于奉献、追求卓越”的工匠型人才,有助于山东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有助于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新发展。将儒家文化有机融入齐鲁工匠精神培育中,需要创新儒家文化育人理论,在文献研究、调研分析、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创新性发展儒家文化,创造性转化儒家文化育人资源,探索“资源开发模块化、模块应用项目化、项目嵌入灵活化”育人资源开发新模式,构建“育人主体、培养方案、育人理念、资源呈现、考核评价”融合新路径。

基于易经的中国商业伦理与管理

现今中国社会存在一种综合的儒家商业伦理,从《易经》的思维角度看,这种商业伦理有着较为复杂的结构。中国的商业伦理以《易经》的宇宙本体论作为向导,与哲学流派间有趣地融合,成为中国商业与经济中一种指导经济行为的实践哲学。从《易经》的思考模式解析了这种从儒家德行伦理到升级的儒家伦理的发展融合过程,以及后者在商业上的实际运用。通过整合责任伦理、功利主义甚至是权利伦理来完成一种现代性的转换。这种转换的成果称之为综合的儒家商业伦理。在兼顾经济发展与国家整体发展的过程中,它将是中国商业与经济领袖们手中的有力武器。

第五阶段儒学的发展与新新儒学的定位

儒学发展的五个阶段 ,首先是儒学发展的原初阶段 ,第二阶段为从古典儒学到汉代儒学 ,第三阶段为宋明新儒家 ,清代可视为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 ,第五阶段为当代新儒家。第五阶段中新新儒学的兴起在面对当代新儒家的盲点与弊执而进行再启蒙并回归原点再出发。此有两重点 :重点之一在掌握自我以掌握宇宙本体 ,掌握宇宙本体以掌握自我 ;重点之二在掌握天人一体的整体以面对现实 ,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新四书”与“新道统”——当代儒学思想体系的重建

儒学的基本表达方式是经学,经学是儒学的学术载体,是儒学的学统。经典诠释是儒家构建思想体系的传统。儒家的基本道统是仁学和礼学,我们应和合孟、荀,借鉴宋代理学综合融汇前人学术、重建经典系统的方法,建构儒学理论体系。

论荆公新学的思想特质、历史地位及其与理学之关系

荆公新学以接续孔孟之道为己任,以内圣外王为基本框架,其学术特征以道德性命之义理为主旨而展开。王安石之易学思想,内圣与外王并重,强调盛德大业之完成。从思想史角度审视,荆公新学是第一个成功地全面取代汉唐注经之学的义理之学,其与理学之歧义落实于本体与工夫之上。

新儒商的商业伦理观及其管理模式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学者认识到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已经受到了当今社会环境的制约,企业管理应建立以新儒商文化为基础的商业伦理观与经营观之上。本文从管理理念与模式的角度分析了新儒商的伦理价值及其经营观,提出了"新儒商管理模式",旨在为构建和谐企业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