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宗族到联宗:闽西石壁村落联盟的形成

闽西石壁乡民以张姓居多,聚族而居。明中叶以来,在士大夫家族的示范下,石壁张氏的宗族组织发育出聚居宗族、散居宗族、同姓联宗等多种形态,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各不相同,且有明显的地缘性特征,同姓联宗俨然是颇具规模的村落联盟。闽西石壁村落联盟的形成,揭示了不同宗族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聚居宗族是王朝国家文化制度的具体实践;散居宗族是聚居宗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实是乡族内部竞争社会经济资源的结果;同姓联宗与散居宗族在世系建构上相近,由虚体性组织实体化则是为了应对超血缘、跨村落的区域性事务。这表明,为适应不同的实际需求,宗族的组织形态可在文化性虚体组织和功能性实体组织间灵活切换,它们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宗族社会视角下的闽台民俗体育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福建和台湾都是经由移民社会过渡到定居社会的,宗族意识和组织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并深刻影响了闽台居民的日常生活。民俗体育既受宗族意识和宗族势力的推动,也在闽台宗族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不同阶段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土著社会中扮演宗教祭祀功能的民俗体育,在移民社会中更多地承担了族别认同和文化内聚的功能,而到了定居社会则主要是维持宗族秩序和社会稳定。闽台民俗体育目前仍具有文化认同与传承、促进经济、健身娱乐和教育未成年人等重要价值,需要体育、文化等部门联手,通过不断创新来开启民俗体育发展的新局面。

清代宗族“保甲乡约化”的开端——雍正朝族正制出现过程新考

自宋代以后士大夫与国家主张以宗族、乡约、保甲治理基层社会,明代发生宗族乡约化,清代进一步出现宗族保甲乡约化,宗族因受保甲、乡约的影响更加组织化。清雍正四年(1726年)出现的族正制正是这种宗族保甲乡约化的重要标志。本文通过解析新发现的福建、浙江总督觉罗满保的两篇奏折以及朱批等资料,探讨了族正制出现的过程,并确定了族正具有宗族保甲乡约化的属性,进而阐发了对于明清宗族特点以及宋代以后基层社会体系发展历史趋势的看法。

“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史料钩沉及其史实考析

明代“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虽不乏记载,然大都语焉未详,且多所乖。本文基于相关史料钩沉与史实考析,认为明初并没有发生过一次性赐“闽人三十六姓”或“闽人三十六户”之史事。“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应该是一个陆陆续续的历史渐进过程。其中既有元末明初的“避乱安居”者、明廷拨赐海舟时随船而去的“善操舟者”、海上贸易交流过程中的“通事”,还有明中期由政府差遣赴琉办事“逗留他国”后的“补赐”者。正是诸此不同身份的闽人,为了求得更好的生存空间与发展机会,陆续定居于琉球久米村,成为久米村闽人。

读书仕进是提升明清家族社会地位的基本途径——明清福建几部族谱的分析

明清福建经历了迅速中原化的过程,家族发展就是典型的例证。为了壮大家族,发展教育、谋求入仕和仕途升迁成为其不二选择。族谱本身往往就是家族在入仕和仕途晋升中成就的体现。首先,在谋求入仕过程中,经商成为改善家族经济条件、为子弟读书提供物质保证的中间手段。家族教育的兴盛有赖于退职致仕官员、经商致富者及广大族人。其次是通过国家官员考核机制决定升降。在这个阶梯里,再次决定社会地位的高低变化,第一步未能走好,成为下层等级的官员还可以获得再次爬升的机会,而第一步即走入高级统治阶层的人们,也可能在这个阶梯游戏中丧失已有的地位,被贬为下层官员甚至平民。科举选拔机制和官员考核机制的结合,才构成一个普通民众社会地位变迁的全过程。

闽台家族移民与保生大帝信仰的传播

保生大帝信仰从一个地方性的信仰,发展为一个区域性的信仰,主要依靠的是迁移扩散的传播方式,闽台家族移民在其中起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各地保生大帝宫庙普遍存在着的从家族私祀到社区公祀的发展形态,使得家族移民的迁移扩散带来的不连接的信仰点或信仰小区,得以彼此连结起来,进而在整体上呈现出片状的分布态势。保生大帝在移民开发中的作用,超出了心理抚慰的范畴,而成为移民的一种"生存技能",在促进闽台早期的开发,起着积极的历史作用。家族移民与保生大帝信仰传播的历史,在闽台地区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允许与严禁:闽粤地方对妇女出洋的反应(1860-1949年)

近代中国出洋妇女 90 %来自闽粤地区 ,其中又以广府妇女、闽南妇女为最多 ,其次为客家妇女和潮汕妇女 ,而以海南妇女为最少。闽粤妇女移民模式可分为三种 :依附型迁移、被动型迁移和主动型迁移。所谓依附型移民是指随着丈夫和家人迁移的妇女 ,被动型移民是指违背本人意愿、被拐卖出国的妇女 ,主动型移民则是自愿出洋谋生或留学的妇女。闽粤地方政府、地方士绅、宗族和家庭对不同身份妇女出洋反应不一 ,并采取了不同的防范措施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不同伦理观念和经济利益的趋动下 ,闽粤地方对妇女出洋的推动或限制。

宋代南外宗正司入闽及其影响

南外宗正司是宋代管理外居宗室的机构。宋金交战 ,为躲避战乱 ,它辗转迁入福建泉州。南外宗正司的机构非常健全 ,宗室在闽蓬勃发展。南外宗正司的入闽 。

新文化史视野下家族的病因认识、疾病应对与病患叙事——以福建螺江陈氏家族为例

从福建《螺江陈氏家谱》来看,疾病与医疗贯穿陈氏家族史始终。面对疾病,陈氏族人及其亲朋好友往往将病患置于具体的社会文化境况中加以认识而非一味追究医学上的解释,具有强烈的人文性;陈氏族人应对疾病的方式主要有割股疗亲、诉诸超自然力量、求助于医生和药物等,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但没有明显的主次之分和高下之别。当把病因认识、疾病应对放在文本叙事的整体语境中进行解读时,我们会发现福建《螺江陈氏家谱》这一文本中的病患叙事隐藏着陈氏家族彰显儒家价值观念与强化家族文化认同的努力。

嬗变的传统:赣南闽西重修族谱的过程考察

当代赣南闽西地区的修谱活动,既很大程度地继承了传统,也在传统的基础上发生了一定的嬗变,体现了一些符合时代特点的新特征。一方面,修谱活动的组织过程保持了诸多传统的特色,如"谱局"的成立、"调草"、发谱仪式等。另一方面,当代宗族也注重吸收现代社会的组织理念和新鲜经验,比如成立更趋民主和平等色彩的现代组织机构"理事会";经费筹集上更多地是采用灵活多样的市场化手段,如成立"董事会"、实施灵活的"套餐计划"鼓励捐赠等。这表明,宗族不是一个静态的组织,并不封闭、保守,而是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与开放性。

清代闽台螟蛉子收养习俗及地区差异

清代闽台各地区的螟蛉子收养习俗存在较大差异。闽西北地区以自然经济为主,社会流动性小,宗族组织注重血缘关系传承,螟蛉子收养习俗并不流行。螟蛉子无权继承养父宗祧,也不具有宗族的正式谱系地位,只能继承养父的部分财产。闽东南地区则因社会流动性大,商品经济发达,宗族组织相对开放而盛行功利性收养螟蛉子。螟蛉子拥有宗祧继承权和正式谱系地位,也能继承养父较多财产。台湾地区的螟蛉子习俗主要体现移民社会特点,普通家庭买养螟蛉子的目的以解决承祧需要为主。螟蛉子的宗祧权和财产权与亲子并无分别,螟蛉子在台湾家庭中基本上享有与亲子同等的地位。

闽南福佬人的形成及人文特征——华南汉族族群研究之五

闽南福佬人的形成分为东晋至唐和宋代两个时期。南宋以后闽南人“走广”的浪潮兴盛不衰 ,入广的闽南人被称为“福佬人” ,故从整体上审视应统称为“闽南福佬人”。闽南福佬人具有飘洋过海闯世界的海洋情结、重商贾善经营、以家族为核心以及喜欢功夫茶的人文特征。

闽西客家传统婚俗仪式及其文化意义

闽西客家传统婚俗仪式要经过"看妹子""合八字""扎定""送日子""担席""迎亲""做客"等步骤,这种仪式极富地域特色,是当下闽西客家社会长期盛行的婚俗文化。闽西客家文化深受中原宗法制度文化的影响,其传统婚俗仪式背后折射的文化内涵则是需要探讨的另一方面。

天地会与福建武术发展研究--区域社会的视角

综合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科研方法,以区域社会为考察视角,对天地会的形成、衍变,及其对福建武术发展的影响展开研究。结果显示:(1)福建历史沉积的能动治理、尚武抗争、会盟结社等传统,奠定了天地会萌发于闽南地区的思想和现实基础。(2)闽南宗族社会实施区域治理的“异姓合一”组织是天地会的早期雏形,宗族竞胜(械斗)武力(术)成为治理的重要手段。(3)天地会在参与本土区域社会及其外延社会发展过程中,主要通过营构“类宗族”组织认同和“南少林”符号认同发挥作用,而在跨文化语境中则主要通过闽籍商团凝聚力量,从而推动包括武术在内闽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海内外传播。研究旨在为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注脚,为讲好天地会这一典型“武术故事”提供更为翔实的素材。

闽海系(民系)形成原因探析与地域文化

闽海系五大支系的形成与闽方言的形成密切相关。但方言并不是民系产生的唯一条件。文章论述了闽海系的形成受到了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①语言因素、②外界条件、③自然地理条件。

多元一体、两岸一家——以福建小溪张氏为个案研究

中华文明横贯数千年,地域跨越上万里,融汇了多民族血缘与多民族文化,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大家庭。福建漳州平和小溪张氏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缩影。该家族融合了畲族、回族以及客家、福佬的多民族和民系的血缘文化,体现了坚贞不屈、抵抗侵略的民族品质和迁徙繁衍、勇于拼搏的民族精神,是多元一体、两岸一家的有力代表。

闽南族谱资料价值得失论

闽南族谱资料的重要价值 :(1)补充正史和地方志之不足 ;(2 )校勘史籍之误差 ;(3)解决历史之悬案。族谱资料的误差是由以下原因所造成 :(1)由于战乱 ,谱牒散失 ,造成失误 ;(2 )人们攀附历史名人的心态致成差错 ;(3)地理因素制约造成失误。

闽西客家民俗舞蹈的文化特征——从文化生态视角看

生态文化孕育出传统民俗舞蹈的生命,闽西客家民系因其特殊的历史原因、独特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环境,使其民俗舞蹈形成具有山地农耕文化的印迹、中原移民文化的烙印、多元宗教文化的内涵、族群性格文化的显现等文化特征。从民俗舞蹈与文化生态的关系视角出发,对闽西客家民系民俗舞蹈的文化特征进行探析,旨在观照客家传统民俗舞蹈在当前文化变迁中的生存与发展。

从闽南人开发台湾的聚落看闽台宗亲文化

明清时期,大批福建闽南人迁居台湾,他们在开发台湾以至定居的过程中,为了争取生存空间,依靠宗族、乡亲的关系,团结互助,一致对外,表现出强烈的宗亲意识,形成富有特色的宗亲文化,对开发台湾的聚落产生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也有排斥外族、外地人的消极因素。总体看来,闽台宗亲文化在清代台湾开发前期积极作用明显,而在后期由于宗族势力的强化产生消极的影响。这种通过移民传承的闽台宗亲文化,是闽台关系的重要纽带,也是闽台文化的主要特色之一。

汤氏之入闽与在闽台之播迁

汤氏起源于中原,唐时郡望为河北之中山、范阳,但此后便不断南迁。目前,全国汤氏第一大省为福建,占全国汤氏总人口的15%。唐代是汤氏入闽的高峰期,除唐初随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的汤智公、汤简公兄弟外,唐宪宗年间有太师汤泽率其子孙移居闽浙两地。正是汤氏族人代代南迁繁衍,才形成今日福建成为汤氏之第一大省。明清时期,汤氏族人也是随同浩浩荡荡的垦殖大军渡台开发台湾的,其中既有闽南人,也有客家人。大体与迁台同时,汤氏族人从清代起就有拓展海外的记载,其中应以闽南汤氏族人为多。这些迁居海外的汤氏族人活跃在当地的各行各业,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