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宋学与韩愈思想

初期宋学与韩愈思想之间的关联甚为密切。宋代士人不论是尊韩还是非韩,均可体现他们试图吸收韩愈思想,在尊孟的共识下,进行文化秩序重建的想法。其中,柳开、石介、欧阳修、王安石在初期宋学的发展史中地位最为重要。分析此四人对韩愈思想的态度,可看出宋学初期的士人如何在承继前人观念的基础上,为以后宋学的深入发展做好准备。

阳明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对民众道德培育的影响

本文重点对阳明心学在日本传播发展的主脉——日本阳明学始祖中江藤树的阳明学思想,以渊冈山为代表的主内省派及其衍生出的石田心学、以熊泽蕃山为代表的主事功派及其衍生出的"报德教",以及近代日本的阳明学运动进行简要考察和分析,揭示阳明学对于日本近世庶民道德的培育以及近现代国民道德建设的作用,以期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公民道德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马一浮儒学思想体系的王学特质分析

马一浮儒学思想体系是在试图融合朱王的理论构建目标下的儒学的阳明式展开,是王学在近代历史、思想背景下新的发展。马一浮沿用王阳明的思路融合朱学思想成份,建立以王学化的"天理"为中心的本体论,提出基于王学心物论基础的新心物论,并以"主敬"为手段确立以"致良知"为根本目标的修养理论。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马一浮儒学思想体系,可见其承上启下的思想地位,研究马一浮的新王学思想体系有助于理解整个现代新儒家学派。

朱熹人欲思想在日本近世的误读——以古学派对“无欲说”的批判为线索

在朱熹思想中“欲”和“人欲”是不同的范畴,其讲“灭人欲”“去人欲”并非要人“灭欲”“无欲”,而是主张克制不合于理的过分欲望。虽然朱熹人欲说在中国后世也招致了误解,但日本近世对朱熹人欲说的漏读与误读却呈现体系化的特征。这一现象酝酿于藤原惺窝、林罗山等所谓朱子学的“忠实介绍者”当中,至古学派兴起后,其内部各家儒者开始对宋儒人欲说进行猛烈抨击,然而观点不尽相同:山鹿素行区别了周敦颐和朱熹无欲说的差异,贬周而褒朱;伊藤仁斋、伊藤东涯认为“主静”不合于“天地生物之心”,指出无欲是无意义的修养工夫;荻生徂徕、太宰春台则考究“人欲”在《礼记·乐记》中的内涵,批判宋儒人欲说是对古典真意的背离。朱熹人欲说被古学派如此误读,与近世早期朱子学与阳明学对欲望的严格主义演绎有关,藤原惺窝、林罗山等的人欲说中并未传递出朱熹对“欲”“人欲”的区分,而阳明学者中江藤树与熊泽蕃山则极力表现着儒家无欲境界的奇妙。这些诠释传统共同构成了古学派理解朱熹人欲说的历史文脉。

阳明后学的复卦诠释进路及其走向——以王畿、颜钧、罗汝芳为中心

阳明后学对《周易》复卦的诠释主要集中于宇宙图景和工夫次序的表达,在宋明诸儒中特色鲜明。王畿、颜钧、罗汝芳等人主导王门后学的复卦诠释方向,不仅形成了以“天地之心”“不远复”与“七日来复”为中心的诠释主题,还在各自的诠释进路中显现出王门后学的易学话语特征与走向。王畿、罗汝芳以主体化的方式将“天地之心”的本体主宰义消解于当下造化之机,从而逸出朱子与阳明的复卦诠释方向。“不远复”被阳明后学视为第一义工夫,王畿、罗汝芳将其界定为一念即觉的见在、现成工夫,聂豹则指出其诠释进路易流于自然感应知觉的弊病。“七日来复”在颜钧强调本心发用流行、率性而为的诠释视野下,突显出心学的主体体验性与工夫次序性,为心学工夫的宗教性神秘主义表达提供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