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皖人的史志编纂活动

元代皖人积极从事或参与正史、方志、谱牒等史志编纂活动。正史如辽、金、宋三史、元朝实录、典制等,地方史志如方志、谱牒等,皆是皖籍官员或学者文人关注和编纂的重点。皖人致力于各类史志的编纂,主要是为了实现传承文明、经世致用,以及弘扬乡邦文化、保存地方文献等目的。

陈焯《宋元诗会》的编纂特点及其评价

陈焯《宋元诗会》编纂体例承近效钱谦益《列朝诗集》,远仿元好问《中州集》。其特点是以诗存史,表现在排序以帝王为先,收罗范围广备,诗人小传详备精致。王士禛对《宋元诗会》评价不置一辞,实际评价不高,多由其编纂体例所致。

金元医籍词语例释:以《儒门事亲》为考察对象

目的通过研究《儒门事亲》医籍文献里的口语词汇,为辞书编撰增补义项,完善辞书编撰,丰富医籍史和汉语词汇史研究。方法对比《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以及《汉语大词典订补》等语文工具书,采用文献考证法、历时溯源与共时比较、医理与文理相结合的方法举例阐释《儒门事亲》辞书编撰失收的词语义项。结果因篇幅有限,举例考释九组词语义项,如“通口”“困弱”“退落”“提正”“合定”“软快”“开发”“强力”“快利”等。结论词语考释期望能发前人之所未发,在收词、释义、提供语源和始见书证等方面能对各类语文辞书的编纂和修订起到补充完善和纠误的作用。

从“正统”到“中华一统”:元修三史正统观新解

辽宋金三史的议修贯穿整个元朝,根本原因在于正统的争议。元修三史所涉“正统”之争,史官的理论依据既有传统的华夷之辨正统观,也有受“大一统”思想影响而出现的“大一统正统观”,以及源自《南史》《北史》编纂思想的“复线正统观”。元朝实现的“中华一统”格局不是单一民族体制下的一统,而是多民族凝聚而成的共同体,反映在正统观上,元朝不再拘泥于将某一政权作为正统承续对象。元朝最终以辽、宋、金三朝同为正统,本质上即承认三者皆为中华王朝,同属“中华”。由于三史在时间、空间上均存在重合,虽为三朝之史,实则彼此关联,三者所组成的完整体系便是10至13世纪的“中华”,故命名为“史”,而未命名为“书”。元朝则是超越“正统”之上的“中华一统”。“中华一统”观念历经明、清两朝发展,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意识走向自觉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论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

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源于更早时代的图经,而其中的地名解释、乡里风物等内容则是承袭了地记的传统。唐代图经记载“乡里”尚不普遍,且内容限于乡数,可能还有乡名。北宋方志记载“乡里”的情况已较普遍,其中祥符《州县图经》“统一体例”的编纂原则确立了“乡里”类目在方志中的地位,不过此时尚未以专门的类目统御之。南宋时,方志中的“乡里”部分进一步发展,表现在记录“乡里”方志的数量大增,“乡里”部分大多有了专门的类目,“乡里”内容大大丰富。“乡里”类目的存在,除了资政以及满足官员基层治理的需求外,还具有教化功能。宋元方志中“乡里”类目的所属关系及编排方式之所以表现出层级差异大、统辖关系模糊等杂乱无章的特点,原因可归结为:方志资料的多元来源、方志编纂的时空差异性、编修者的变化、宋代基层管理体系的“在地化”特色和宋代基层管理体系与方志书写之间存在落差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