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张辽传》地名误字辨析

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国志》地名误字的失校,多属前人已指谬正讹而点校者未能留心所致,如《梁习传》误“章长”为“漳长”(《三国志》卷一五,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69页)、《于禁传》误“广戚”为“广威”(卷一七,第522页)之类,清人皆已辨明(卢弼集解,钱剑夫整理:《三国志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6、1475页),点校本却未据以改订。前人已指出的谬误,今天原无继续讨论的必要,但前人考证不透彻,仍然贻惑后学之处也是有的,点校本未改相关误字,或是出于谨慎。今笔者不揣浅陋,特就所见一例略加辨析,以就教于方家。

《三国志演义》蒙译本收藏现状、文献特点和学术价值

国内外现存《三国志演义》蒙译文献不仅收藏分布极为分散,各家书目和图书馆检索目录多粗疏不确,其入藏记录和递藏线索也颇为模糊。就文献特点而言,这些文献具有书籍形态多样、版本种类多元、文本流动不稳、版本信息残缺、卷帙篇幅繁多、毁损散佚严重等显著特征。这些文献不仅是蒙古族翻译文学史料的重要部分,其整理与研究对蒙古族俗文学文献研究、蒙古族文学批评研究、汉文古代小说版本与传播研究、中国民族文学交流与交融研究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传世《三国志演义》蒙译本的特点和价值大抵代表了国内外存藏汉文古代小说蒙译本的传播情况和学术价值。

《三国志平话》的文本重塑与学者型译者行为研究

本文以两位汉学家伊维德和奚如谷的合译本《三国志平话》(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in Plain Language)为研究对象,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视角考察翻译内在生成性赋予《三国志平话》英译本的生命活力。研究发现,在翻译内层面,译文求语言之真,重塑了原文本的叙事风格;在翻译外层面,译者通过学术性序言、大量的注释和参考文献拓展了学术空间,从而实现了学者型译者务西方汉学研究之实。作为学术性翻译的典范,该译本为中西学术的平等对话与三国系列文学艺术的多元传播提供了契机。

《三国志演义》批评曹操形象的小说化书写——以其“喜”“笑”为阐述中心

曹操奸雄形象的生成有其历史性过程,由正史到小说,再到小说内部不同版本,对于曹操“喜”“笑”的关键情绪书写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呈现的客观变化,是曹操形象逐渐小说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是小说创作者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敏锐的结合。小说通过叠合、增删和衍生等方式,使曹操的“喜”与“笑”比正史书写更具备曲折与戏剧的一面,也展现曹操喜怒无常的奸雄个性。

论《三国志》中的易学思想

陈寿师从蜀汉硕儒谯周,深受《周易》学术沾溉。《三国志》的撰史旨趣与史学思想对《周易》颇多取鉴。陈寿在撰写《三国志》的过程中多次引用《周易》为其立论,《三国志》的易学思想展现出变易思想、道德思想的内涵。陈寿借助《周易》变易思想对三国历史盛衰演变的趋势加以解释,揭露了曹魏、蜀汉政权盛衰演变的历史趋势。陈寿运用《周易》的道德思想评价历史人物,他大力表彰善政贤臣,重视婚姻道德。《三国志》以《易》解史呈现四个特点。第一,陈寿重视以史为鉴,以易学的理论结合历史事件为人们提供经验教训的指导。第二,陈寿重视以盛观衰,运用见微知著的易理解释历史。第三,陈寿运用易理对三国历史中人物穷通否泰的命运予以关切。第四,《三国志》中的易学思想与谶纬预言紧密相连,陈寿运用易学思想解释历史发展演变的趋势,展现出浓厚的宿命论色彩。

多种维度的三国:评金文京《〈三国志〉的世界》

《〈三国志〉的世界:后汉三国时代》(《三国志の世界:後漢三国時代》)是日本讲谈社2005年出版的中国史系列中的一部,作者是曾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的金文京教授。讲谈社中国史系列在2014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仅仅两年之后,台湾商务印书馆亦推出新译本,可见这一系列著作在中文读者中受到不一般重视。

《三国志集解·蜀书·庞统法正传》勘误

作为《三国志》注解的集大成者,卢弼所撰《三国志集解》对于《三国志》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三国志集解》不仅对卢弼《三国志集解》进行了标点整理,而且在卢弼注解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考证,为学界提供了诸多便利。然而,整理本《三国志集解》在句读、专名号标注、注说、文字等方面仍有某些未尽之处,现以卷37《蜀书·庞统法正传》为例,将其中一些疑误之处胪列出来,以资读者和整理者借鉴。

《三国志演义》“东吴三督”比较论——兼及罗贯中创作历史小说的加减法运用

“东吴三督”是指吕蒙、朱然和陆逊。其中朱然接任吕蒙为都督的史实,得以澄清;朱然在孙权心目中的地位颇为突出,几可与吕蒙、陆逊并列。三人关系也非常密切,与孙权关系皆非同一般:吕蒙与孙权有师生之谊,朱然与孙权有同学之情,陆逊与孙权有亲属关系。荆州战役中吕蒙是指挥者,功居第一;陆逊协助吕蒙施骄兵计,且“为前部”,得到拜将封侯的重赏;朱然因“禽羽”功大而升职封侯。夷陵战役指挥者是陆逊,功居第一;朱然“并力拒备”,功居第二。罗贯中对“东吴三督”形象的塑造,较之史传是以减法为主,重要情节减中亦有加。从当代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层面来说,罗贯中所用减法之处亦是当下可用加法的有利之处,罗贯中无意中为后人留下更大的再创作空间。

《三国志》改修考补

陈寿撰修之《三国志》常为人诟病,或以其叙事简略没实,或以其正统属魏黜汉,致使后世屡有欲加改修者,而宋元以来尤著。文章针对前人讨论《三国志》改修之未及或未尽者,再作考证。

陈寿《三国志》正统观新论

从文本分析结果看,陈寿《三国志》中是以曹魏为正统、孙吴为僭伪,蜀汉是介于正伪之间的政权。《三国志》宣称刘备“垂手下膝”,是在暗示他并非汉皇室血脉而是少数民族,没有资格称帝,而非后世理解的帝王异相。《三国志》的正统观在史学思想史特别是正统观念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奠定了三国正统论在正统讨论中的核心地位,更确立了史书正统书写的一种范式。古人论正统并非“非正即伪”的二元对立模式,“正伪之间”在正统论的研究中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国志·吴书》“沤口”地望再探——兼论潘濬征讨五溪蛮的军事地理

在新近整理公布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伍]》中,出现了“南郡作唐县(界)沤口丘”的记载,通过考证可知,这应当就是《三国志·吴书》所载“沤口”,进而可以据此订正《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沤口”的定位。综合吴简与传世文献,可复原出孙吴黄龙、嘉禾年间潘濬征讨五溪蛮的战略部署。澧水沤口屯营与资水“五溪山营”、湘水临湘屯营共同构成了外围警戒防线,潘濬则率主力沿沅水深入五溪腹地,显示出这是一次筹备周密的军事行动。复原潘濬征讨五溪蛮的军事地理,也可为观察孙吴国家在南方山地的控制与扩张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探析《水经注》对《三国志》的补证——以《水经注·沔水》为例

郦道元的《水经注》是我国重要的历史地理名著,对缺少地理志的《三国志》有补证作用。以《水经注·沔水》对《三国志》的补证为例,《水经注·沔水》详细考察了沔水流域重要的军事遗迹及周围山川水势,因而可补证三国时期发生在沔水流域的战争史实;记载了三国时期重要历史人物在沔水流域的轶事,故可补证《三国志》中的名人事迹;还记述了河流沿途的宗教文化、金石遗存等,正可补足《三国志》中所缺少的宗教与金石文献。总而言之,《水经注》对缺少地理志的《三国志》来说,有重要的参证与补足作用。

《三国志》裴注词语例释二则

《三国志》作为“前四史”之一,其语言晦涩难懂,难以理解。裴松之所作注解多引用六朝史书、文献,对今人的阅读也有一定的阻碍。现选取“桀恶”“赠送”两个词语,根据上下语境,结合相关辞书、历史文献等对其进行考释。“桀恶”即“杰出人才、勇猛之人”之义;“赠送”即“赠别送行”之义,指“生者对死者的送行、送葬”。

《三国志》双音节雅言词散论

跟俗语词相映成趣的雅言词,是典故构词法的产物。魏晋时代是双音节雅言词的多产期,通过《三国志》这一窗口,可以对雅言词的构词、表意特点等方面有所了解。

基于本体的历史年代知识元在古籍数字化中的应用——以《三国志》历史年代知识元的抽取、存储和表示为例

“正史”纪传体因人记事的体例,造成了同一史实散见于史书不同篇卷的弊端。为满足专业研究者查找史实全貌的需要,本文选取较有代表性的《三国志》为例,通过历史年代本体建立的语义关联来聚集相关历史年代知识元,达到聚集同一或相关史实的目的,为古籍数字化知识发现功能的实现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思路。

《资治通鉴》取材《三国志》杂论——《资治通鉴》(三国部分)史源研究之一

本文着重研讨了《资治通鉴》(三国部分)的史源问题。《资治通鉴》在抄录、删削、改编《三国志》史料过程中,基本忠实于原始史料,其中不乏极其精到的概括,然而也存在不少错失。

《三国志》双音词研究

《三国志》双音词研究唐子恒〔关键词〕三国志双音词研究〔作者简介〕唐子恒，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邮码：２５０１００。《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一生约有一半时间生活在三国时期，东汉灭亡才十几年他就出生了。《三国志》成书于西晋初，按王力先生的看法，此时仍与先秦...

近二十年来三国史与《三国志》研究现状的定量分析

近二十年来三国史与《三国志》研究取得了许多成绩 ,但目前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核心作者群 ,平均发文量还比较低 ,文摘率也普遍偏低。其主要原因是全力研究《三国志》的专家还非常少。研究水平的升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政治生活等非学术因素的影响。研究成果的分布极不均匀 ,缺少整体布局。今后的三国志研究任重道远 ,在史料整理和专题研究等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略论余象斗与其批评三国志传

中土久已失佚的余氏双峰堂本《批评三国志传》,是罗贯中这部小说诸刻本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版本。此书首卷端题“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卷五、卷六同),而第二卷及其他各卷书题则多作“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末卷尾有木记,题“

《三国志演义》成书时间新探--兼论世代累积型作品成书时间的研究方法

《三国志演义》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篇通俗小说,百年来对它的成书时间有过许多讨论,至今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将文献学与传播学相结合,先确定讨论的文献基础,再讨论作品成书时间,可能是走出困境的有效方法。明初不具备诞生《三国志演义》的政治条件和文化环境。明中期社会走向腐败,统治者的控制力减弱,社会思想开始活跃,文化生活呈现出与前期不同的面貌。弘治五年(1492),朝廷大规模征集图书时关注"稗官小说",刺激了通俗小说的发展。弘治七年(1494),蒋大器作序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极有可能是这次活动的产物,编写者疑为蒋大器。此书嘉靖元年(1522)由张尚德整理作引并由司礼监刊行,成为《三国志演义》的最早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