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外而内:秦汉、孙吴时期新安江流域的政区演变与地域开发

中国东南地区虽多为山地、丘陵地形,但气候条件、生物资源较好,很早便出现人类生产、生活等活动。秦汉至三国时期,中央王朝的政区设置既是推动其地域开发的重要初始力量,也是衡量其开发进程和水平的重要标准。在山地广布的新安江流域,秦至东汉中后期是其地域开发逐步开展的初始阶段,东汉末年至孙吴时期是其政区体系基本完善、社会经济发展颇具规模的阶段。秦汉及孙吴政权的行政区划设置以及演变、山越势力的兴衰则是这一过程的重要表征和表现,也展现了王朝疆域“由外而内”的动态变化过程。

《三国志·吴书》“沤口”地望再探——兼论潘濬征讨五溪蛮的军事地理

在新近整理公布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伍]》中,出现了“南郡作唐县(界)沤口丘”的记载,通过考证可知,这应当就是《三国志·吴书》所载“沤口”,进而可以据此订正《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沤口”的定位。综合吴简与传世文献,可复原出孙吴黄龙、嘉禾年间潘濬征讨五溪蛮的战略部署。澧水沤口屯营与资水“五溪山营”、湘水临湘屯营共同构成了外围警戒防线,潘濬则率主力沿沅水深入五溪腹地,显示出这是一次筹备周密的军事行动。复原潘濬征讨五溪蛮的军事地理,也可为观察孙吴国家在南方山地的控制与扩张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吴蜀立国策略与荆州之争考论

从地理形势上看,吴国和蜀国在立国之战略规划方面存在重叠的部分,这是二者矛盾集中的焦点。从短时期看,孙、刘集团皆对荆州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故而集中争夺此地。从长远的策略来看,吴国企图占据包括益州在内的长江上游的战略规划难以实现,而蜀国从荆州北伐的策略亦在荆州争夺失败后无从执行。这一切的转折点即以蜀国失去其所占荆州部分为标志。总之,在“三足鼎立”的格局中,吴、蜀二国基于立国之策的冲突,导致二者对曹魏攻势减弱。而占据北方广阔地域的曹魏,在长期与吴、蜀的征战之中,削弱了对手的实力。曹魏灭蜀后,西晋代魏而占据益州地利,利用处于长江上游的军事地理优势征伐孙吴,最终统一天下。

秦汉三国时期盐业官印辑考

古玺印是古代昭示信用的凭证,在古代文明史、社会制度史以及古文字学等研究领域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盐业官印是各朝代盐业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盐业官署机构以及官员的权力象征,在盐业史研究中具有较为重要的资料价值。文章共收集16种秦、汉至三国时期与盐业相关的古官印(含封泥、戳印陶文),加以说明与考释,并结合这些官印材料进一步探讨各朝代相关的食盐生产与盐业制度等问题。

从长沙出土“君教”简牍文书看东汉三国县级长吏的徭使

秦汉国家的中央与地方,各级机构所涉日常事务繁多,除通过文书上传下达政令外,须有大量官吏被外派活动于基层行政一线,办理外务,时称“徭使”。不少学者借助出土简牍讨论吏徭问题,但就时段而言,主要关注秦及西汉,而研究对象主要是属吏徭使,鲜少谈及长吏徭使问题。近年来长沙市中心出土汉、吴简牍中均存在形制、内容特殊的“君教”文书,一般认为展示了临湘县级僚佐集议的行政过程。本文通过梳理君教文书的相关注记,结合史籍、简牍资料,探讨了东汉至三国长沙临湘地方县级长吏从事外务而徭使的案例,发现佐官丞与尉常奔走厘务,而长官长久滞留在官署以外的情况少见。长官如不在署,往往实行他吏代理制,东汉末至三国,常见以主簿代理相关事务。

三国地方武装叛乱与治理比较研究

三国时期,由地方豪霸、武人集团、乱民、非汉民族等群体引发的武装叛乱活动在南北政权间各有异同,产生着深刻影响。南北方叛乱的分布有一定的地形倾向性。面对叛乱,各政权积极应对,并尝试将叛乱军事力量化归己用,其中北方的教化效果更为明显。总体来说,北方得以恢复国力,增强了自身安定,加剧了南方的离心,同时统治者的个人素质与执政风格也牵动地方的稳定。南方非汉民族问题导致了地区叛乱多发,但蜀汉和孙吴境内又各有区别。蜀汉和孙吴版图的空间形态与地方安稳也不无关系。在关注三国外部军事对抗的同时,我们对各自统治区域内部存在的地方武装叛乱与治理进行比较总结,以期理解三国对峙下的地区异同以及治乱有别。

《三国志·明帝纪》“为汝阴郡”校勘平议——兼谈曹魏汝阴郡的辖县名目

《三国志·明帝纪》“为汝阴郡”中的“为”字属于衍文性质,“汝阴郡”乃宋县的上属郡。曹魏时期新置的汝阴郡由汝南郡析置,辖域范围以汝南郡东南部颍水流域为中心,同时兼取汝水下游部分区域。这样的区划不仅在地域上易于分割,同时也体现了魏晋之间政区的连续性。汝阴郡拥有汝南郡东南部除城父、山桑县外的全部辖境,至少领有十四个县级政区。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玖]》释文校勘札记

将《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玖]》整理者的释文同图版相比对,发现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笔者对其进行了细化整理,从误文、脱文、衍文及未释四个方面提出部分校勘意见。

晚清民国刊印新技术与《三国演义》两类新印本

对于《三国演义》刊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明清时代,而晚清民国《三国演义》刊印发行情况,尚无文章进行系统描述。晚清民国时代,既有从西方引进了新的印刷技术,又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对于文学与语言之新观念的洗礼,此时《三国演义》的刊行中出现了两股风潮,一股是“增像”风潮,另一股则是“新式标点”风潮,这两类印本分别倾向于采用石印和铅印技术,形成了迥异的版本面貌,在内容上亦有诸多差异。

论三国时期代词“汝”和“尔”的格

通过定量与定性分析 ,历时与共时对比 ,对学术界存在争议的人称代词“汝”和“尔”的“格”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考察了三国时期二者在“格”上的变化 :它们都可用于主、宾、领格 ,除个别文献外 ,“汝”三格的频率和比例均高于“尔”,先秦汉语里“汝”

三国时期的薄葬风俗述论

丧葬的厚与薄同伦理道德、政治经济状况、社会舆论、政府导向等因素密切相关。三国时期 ,丧葬风俗由两汉时的多为奢侈转为力求薄葬 ,具有范围广、已形成于律令、丧制、墓葬规制与明器皆有明显变化等鲜明的特点。经济的凋敝、老庄思想的流行以及对盗墓的恐惧是产生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

历史叙事的编码与布局——《资治通鉴》对三国历史的叙述

在对于三国历史的叙述中,《资治通鉴》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它为三国历史厘定了时间顺序和叙事框架,编织了三国历史的叙事脉络,确定了三国历史的叙事焦点,它直接提供了长篇叙述三国历史的叙事经验,对《三国志演义》的成书有着重要意义。

略论三国时期的史学

三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重要时期,虽然时间短暂,但史学成就却十分突出。曹魏设立的著作官制度,使史职更加明确化、专门化。国史的撰修与私家撰著的蔚然成风,导致史书数量的大增和种类的丰富。西晋图籍分类的变化,与三国时期的史学发展分不开。

论《三国志》中的忠观念

本文通过对《三国志》中有关当时“忠”的行为、观念的记载及评价的分析,指出“忠”的观念在三国乱世中仍有较大的影响,恪职守忠、上谏尽忠、死节尽忠,构成了当时“忠文化”的主要内容。但由于当时的特殊时代背景,所以忠的内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君仁臣忠、审时度势而尽忠,也是当时很重要的思想观念。

试论秦汉三国时期岭南地区园艺业发展的原因

文章从秦汉时期岭南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交通的改善、国家的扶持、当地自然条件、商品经济的发展等方面，阐述了当时园艺业得以发展的原因。

浅论秦汉三国时期的食物品种

秦汉三国时期,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的发展,人们的饮食结构和内容不断得到改善,食物品种增多,并有一些新内容出现和推广。大致来看,这一时期的饮食主要包括粮食、蔬菜、水果、饲养及捕猎的动物、调味品、乳制品及茶等,每一种又包含多个类别的内容,体现出了食物品种的日益丰富和多样化。该时期食物品种的丰富多样,与当时的农业发展有着密切关联,同时也与其他饮食内容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发展进程及人类文明的演进,尤其是影响到农业、手工业及对外物质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社会风尚或风俗的形成也与之有相应关系。秦汉三国时期食物品种所体现的营养、膳食搭配等内容,还有助于考察当时社会人群的体质、营养观念等。

三国时期孙吴对岭南古道“湘桂走廊”的倚重——兼论大庾岭古道的开发

湘桂走廊对孙吴政权控制、开发岭南非常重要。步骘、陶璜都选择湘桂走廊为出兵路线,反映出孙吴政权倚重湘桂走廊统治岭南。大庾岭古道在孙皓时期开始经营,到南北朝时期才有了大规模的开发。

军事地理视野下的蜀道争夺之比较研究——三国与五代时期

在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与五代时期乃动乱与割据之世,该时期内南北政权围绕蜀道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通过对三国时期与五代时期蜀道争夺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三国时期与五代时期的蜀道争夺战极为频繁,在中国历史上较为罕见;三国时期各条蜀道的使用频率较为平均,五代时期则严重倾向于选取故道和金牛道;三国时期蜀道争夺战多取用其中一条,而五代时期则数条同时进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秦汉时期颇为重视蜀道建设,以至于三国时期蜀道的畅通性仍保持良好,而隋唐五代时期故道长期作为官方驿道,便于行军打仗;与三国时期相比,故道在五代时期的军事地理区位优势更加突出;三国时期曹魏以长安为伐蜀基地,与五代王朝多以凤翔为伐蜀基地不同。

古诗:阿阁宫闱背景下的情话——以曹植为中心

《西北有高楼》的"阿阁",乃为后汉宫殿名称,"明帝御阿阁士众"的记载,更证明阿阁是宫廷政治场所。元代《河南志》中同时提到了魏晋宫城中的"芙蓉殿"和"灵芝池",证明了此前的系列相关文章所论证的甄后对芙蓉、灵芝的喜爱,而芙蓉就是甄后的代称。故此,古诗的大部分篇章,应为曹植和甄后所作。

三国时期陇蜀古道研究

陇蜀古道是沟通陇蜀两地的古代交通线路,是蜀道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自然环境的塑造下,三国时期的陇蜀古道已是初具规模的交通网络,有清晰的线路走向和多元的道路形式,在纷乱的战争环境中承担着重要的军事使命,也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使其辐射地区形成了独特的经济面貌。此外,陇蜀古道更是沟通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的孔道,它的形成与发展,基本奠定了这一地区的交通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