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安和洛阳地区三国至北朝墓葬出土的一些器物

本文对长安和洛阳地区三国至北朝墓葬常见的铁片形器、铁钩形器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认为它们分别是地券、铭旌及旐的竿首,这些认识对探讨这一时期的丧葬习俗有重要意义。

魂瓶在两晋之交的衰落与消亡

魂瓶源于堆塑五联罐,是流行在我国吴晋时期东南地区的陶瓷明器,主要产自以上虞为中心的早期越窑,依托于葬俗中的神仙信仰存在。受永嘉南渡等因素冲击,以魂瓶随葬的习俗在两晋之交迅速衰落。这一时期,东南地区税赋、劳役负担沉重,通货紧缩,经济陷入长期萧条。豪门大族隐匿人口、侵夺山泽,商税苛重,早期越窑等民间手工业全面衰退。晋制葬俗等中原文化的传入改变了东南地区的社会文化风气,吴姓士族被侨姓大族压制和削弱,地方习俗难以维持,魂瓶等专用明器用量锐减。大约在咸康年间,随着侨姓大族深入会稽,魂瓶彻底消亡。

西汉王国“太仓”行政归属问题考辨

汉初王国无治粟内史,其太仓归属王国内史。在汉朝廷的治粟内史从内史中分离出来而独掌国家财政后,王国太仓才纳入国家财政管理体系,归属治粟内史。归属时间当在吕后统治时期,最早在吕后二年以后。王国太仓的主要负责人从王国选置,在纳入国家财政管理体系前,称太仓令;纳入国家财政体系后,改称太仓长。王国太仓改属中央,是汉朝廷尝试在“汉国”与“王国”关系上所做出的的重大改变,其后七国之乱没有酿成大祸与此不无关系。

黑龙江舞蹈的历史传承与融合探究——以唐渤海国时期、金代早期、清朝初期为例

文章以唐代渤海国、金代早期、清朝初期三个历史时期为研究节点,探讨黑龙江区域舞蹈在跨代传播中的历史传承与创新发展。研究聚焦于这三个历史时期黑龙江舞蹈的延续性与创新性,分析了在统治者更迭、历史疆域变动等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舞蹈艺术在黑龙江地区的传承与发展。鉴于黑龙江舞蹈历史资料及研究成果的相对匮乏,研究采用舞蹈生态学方法,通过对黑龙江地域民族史的研究,逆向追溯舞蹈艺术的发展轨迹及其规律,旨在填补黑龙江地域舞蹈史的研究空白,并为丰富中国舞蹈史料库作出贡献。

怀柔与威服:论西晋对匈奴的羁縻政策

西晋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伴随着内迁浪潮,许多民族开始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活跃起来。其中,匈奴展现出更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北方众多民族中具有重要地位。为了巩固统治,新兴的西晋政权通过改变匈奴社会体制、调整匈奴部落聚居方式、封赏匈奴贵族,以及征调、贩卖匈奴人口的方式,不断加强对匈奴的控制。这推动了民族融合的进程,也引发了匈奴的反抗情绪,对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和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杭州飞来峰阿弥陀佛像龛艺术及其信仰辨析

杭州飞来峰的吴越、北宋、元朝的几幅阿弥陀佛石刻像代表了对佛教西方净土的信仰。通过做功德而往生阿弥陀佛净土,是很多佛教徒的修行目的。这种信仰使信徒们通过遵循佛教教义来潜心修行和做功德,包括制作佛教造像。在飞来峰,雕刻与西方净土相关图像的原始目的主要反映在相关造像铭文题记中。这些造像的历史与宗教背景是基于对阿弥陀佛及其净土的崇拜,是信徒为自己及他人造功德和实践修行之必须。佛教经典可以帮助信徒确定造像题材,并为当时的艺术家提供相关图像的一些基本信息。飞来峰吴越宋元阿弥陀佛像展示了10至14世纪艺术家的审美情趣,其中不乏对前朝艺术风格的继承。到了元朝,为了皇室和蒙古王国的利益,扩展了造像创作的目的,佛教造像更加紧密地服务于国家。

分立与整体:辽宋夏金时期中国历史整体性的发展轨迹

辽宋夏金王朝是原唐朝统辖的民族在原唐疆域内建立的政权,各王朝统辖的各族人口中以汉人占多数。辽夏金王朝从国情出发,程度不同地继承中原王朝典章制度的同时,兼容了统治民族的传统制度和文化特点,体现了中国历史整体性的内在机制与发展轨迹。南北民族大迁徙使民族杂居状况更为普遍,客观上加速了民族融合,分布于内地与边疆、北族王朝与两宋王朝的同一民族内部割不断的亲缘关系,强化了古代中国社会底层的整体关系。各王朝统治者皆自称“正统”,将重建大一统王朝作为最高目标。儒家文化成为各王朝的主体文化,北族王朝积极吸纳汉文化精华发展本族文化,在客观上促进了不同民族在以儒学为主的整体文化层面上,实现了由浅入深的文化认同。

辽金时期渤海遗民研究综述

渤海国是我国历史上由靺鞨人为主体建立的边疆民族政权。公元926年,契丹灭渤海国,于其地设立东丹国,开启了对渤海遗民的统治和管理。渤海遗民数量众多,在辽金两朝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二十世纪以来,史学界关于辽金时期渤海遗民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分类梳理,以期展现目前学界对辽金时期渤海遗民研究状况的实态。

再论两晋南朝时期的弹劾文化

两晋南朝时期,弹劾文化已经形成并趋于稳定。探讨这一时期弹劾文化机理是深入理解古代监察体制的重要视角,可以从三个角度加以阐释:其一是弹劾精神文化,两晋南朝的君主和大臣都极力弘扬弹劾精神,营造浓厚的弹劾文化氛围;其二是弹劾行为文化,君主通过各种制度手段规范监察官员的弹劾行为,增强其本身及弹劾实施的庄严性和权威性;其三是弹劾激励文化,君主从地位待遇及情感两个方面激励监察官吏,认同其职任身份,以刺激其敢于弹劾,更好地发挥监察效能。文章从多维度解释、分析两晋南朝弹劾文化,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体系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西晋辞赋中的洛阳书写

西晋辞赋共230多篇,其中与洛阳相关的约104篇。西晋辞赋寄寓洛阳邙山之“悲”,又为黄河、洛水加之以“德”,滋生出一个属于西晋洛阳的“山悲水德”。对洛阳建筑的描写主要集中在“太极殿”“金墉城”“二馆”“华林园”“神泉”等,无不雄伟壮观、富丽堂皇。植物赋、动物赋、器物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洛阳物阜民安。对祭祀、宴会和籍田礼的辞赋描写不仅突出了当时洛阳复兴周礼的风气,而且也意在表明西晋统治地位的正当性。西晋辞赋记叙了洛阳帝都的自然灾难和上层社会的穷奢极欲,同时也涌现出一批名士清流之作。

西夏任得敬分国考

“任得敬分国”是西夏仁宗朝的一次政治危机。史书皆载任得敬专权,甚至胁迫夏仁宗分国。然观仁宗之应对,疑点颇多。任得敬可称专权,但并未脱离仁宗控制;仁宗之退避忍让,源自其为应对宋、金对峙时,外部环境的需要。

两晋上层士族阶层女性家庭环境、婚姻关系与政治活动探讨

两晋时期,士庶有别。出身于上层士族阶层的女性,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德才兼备;在婚姻对象的选择上,除嫁给皇室司马氏之外,她们大多与同阶层高门士族联姻;在政治活动方面,嫁入皇室的士族女性对两晋政局的影响较大,嫁入同阶层高门士族的女性其政治表现也很突出。女性的出身阶层是两晋士族联姻成功的前提,女性的品行与教育有助于维系士族阶层婚姻与家庭的稳定。士族阶层女性的婚姻是推动两晋社会政治资源在同阶层流动的重要因素,其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交换行为。个别女性影响了两晋政局走向。

唐钞本《文选集注》所见西晋时期南北士人的文化冲突——兼论陆机的悲剧命运

“太康之英”陆机在洛阳被杀,是中古史上南北士人冲突中的一个典型事件。日本新发现文献唐钞本《文选集注》,为研究西晋时期南北士人的文化冲突提供了一个更加宏阔的视角和丰富的历史细节:《三都赋序》注揭橥“三国争统”的文化背景,有助于明晰吴人陆机在出仕西晋之前的文化心态,此为探讨西晋时期南北士人文化冲突的一个起点;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一首》及陆机《答贾长渊一首》诗注,记录并诠释了西晋时期南北士人在融合中的文化冲突点;陆机诗注中的“时网”,则启引探索入洛仕晋对陆机的诱惑与捆束。由此可知,南人陆机携带着三国争统的余绪入晋,其思维在本质上还停留在东吴时期对历史、文化的建构和认知上;面对大一统的西晋王朝中原士人的文化认知和历史叙事,交锋已在所难免;他与中原士人的一系列龃龉与缠绕,最终导致其悲剧命运。从表层看,陆机的悲剧命运固然与其兀傲的个性有关,而深层次的因素乃在于他和中原士人在文化理念上的激烈冲突。

试析西晋惠羊皇后的悲剧人生

晋惠帝皇后贾南风被鸩杀后,在权臣孙秀的操控下,泰山羊氏羊玄之之女羊献容继立为晋惠帝皇后。在羊皇后12年的皇后生涯中,她不过是一个傀儡,非但未能享受皇后的殊荣,反而屡遭羞辱,甚至多次命悬一线;作为渴望关爱的妻子,她不过是徒有名分的玩偶,非但未能享受夫妻之爱,却总在恐惧不安中苟且偷生。西晋亡后,她被匈奴人刘曜俘获,并再次被立为皇后。这一时期,她尽享殊荣,对爱情和权力的渴望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纵观羊献容的一生,她出身名门、五废六立、一身二后,这些经历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数百位皇后中是绝无仅有的,她的人生勾画出古代社会上层妇女的又一种命运轨迹,并再次证明了在父权制文化下,女性在根本上就是依附(从属)于男性的,她们最终只能是男性的派生物。

早期拓跋鲜卑与东汉、曹魏、两晋政权关系研究

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成果证明,早期拓跋鲜卑对汉文化高度认同,重视与东汉、曹魏、西晋、东晋等政权建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

三国两晋服饰形制演变的特点及影响

三国两晋这一历史阶段,上接东汉,下接南北朝,三国时期“服饰基本沿袭了”汉代的衣冠制度,汉代服饰很大程度上得到保留和继承;两晋时期“衣冠南渡”,把中原的汉魏常服带向南方并与南方的服饰文化融合,形成新的南方服饰文化体制。因此,南方体系下的祭服、朝服与北方体系下的常服文化相融合,为我国中古时期的服饰文化历史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是连接汉魏衣冠与我国中古服饰的重要纽带,对后世服饰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整个中国古代服饰发展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华夷观在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曲折演变

魏晋时期呈现出极为森严的华夷观,江统的《徙戎论》可作为代表性言论。西晋为夷狄所灭后,其华夷观如何转变?按照传统华夷观,华夷双方要遵守“内诸夏而外夷狄”,然而进入十六国时,夷狄却在中原建朝立业而成为历史主角。他们虽困苦于传统华夷观,但为了既巩固统治基础,又赢得华夏支持,不得已尝试“变夷从夏”。其主要体现在寻找和华夏同源共祖;倡导并传播儒学思想;强调以“受命者”、“有德者”得天下;宣传以“仁爱者”治天下。华夷关系至此出现全新的变化。

陕西咸阳布里村西晋墓M17发掘简报

为配合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建设,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布里村北发掘了一批古墓葬,其中M17为一座西晋墓。该墓为长斜坡墓道多室砖室墓,形制完整,保存完好,随葬器物232件(组),其中有空柱盘、黛砚、陶俑、陶灶等具有西晋时代特征的器物。该墓的发掘为研究关中地区埋葬制度和埋葬习俗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郴州晋简与中古时期财政年度变革

西晋之前出现了两种财政年度,一种是战国秦汉时期基于黄河流域粟作生产的“计断九月”,一种是孙吴创设的符合江南稻作生产的“岁终为断”。根据郴州苏仙桥晋简记载的桂阳郡赴京上计时间判断,西晋统一后采用了“岁终为断”的财政年度;十六国及东晋时期户籍的编造日期,也可佐证这一点。与唐代计帐一样,西晋计簿著录的包括田租、户调及徭役在内的数据是预算而非实征,中央财政机构汇总后就可以编制出下一年的财政调配计划;计簿登载预征田租额也可以追溯到汉代江南的做法。汉代江南地区基于稻作生产采用的田租预算方式和孙吴因此创设的“岁终为断”的财政年度,共同构成了西晋统一后全国财政预算体制的基础性来源,西晋财政年度“江南化”是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变动在中央政策上的必然反映。

试论两晋南朝时期的弹劾文化及其时代启示

两晋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成熟时期,监察机构和官员的设置逐渐专业化,弹劾程序日益固定化,弹劾文也出现了格式化的倾向,许多弹劾先例和“故事”也成为后来实施监察时的理论依据和事实支撑,而被援引。两晋南朝时期形成了一支稳定的刚正不阿的监察官吏队伍,涌现了一批重要的监察官员和家族,弹劾文化日趋稳定,深刻地影响这整个官僚群体的日常行为和国家治理。两晋南朝时期的弹劾文化对当下的监察体制改革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