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百官志》三等国号制及其渊源

《金史·百官志》详载大、次、小三等封国之号,但并没有标明时间断限。经与《大金集礼·亲王》封国条例比较,《百官志》上述内容最接近大定十四年颁布的制度。本文结合相关记载总结志书封国制条的编纂模式:元朝史官以“大定格”为基础,根据金实录中的相关记载相应改纂,最终杂糅整合而成。所谓“明昌格”并不存在。关于这项制度的创制,《金史·熙宗纪》天眷元年十月辛未条记“定封国制”,此属天眷改制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从金初汉制改革的总体背景下探寻封国制度起源的线索,发现其仿效自北宋景祐三年(1036)首创的三等国制。从前后时代制度演进脉络中考察金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在金承宋制的主题下,这体现了秦汉以降传统的王爵制度到宋金时代发展成三等国号制的典型特征。

蔡国始封与蔡姓始祖溯源

关于西周时期蔡国的始封问题 ,至今仍是史学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 ,它既涉及到对周初的大分封 ,又涉及周初“三监”的一些历史的探索。根据所见到的历史文献以及相关考古资料的分析 ,西周初年武王伐纣之后 ,封蔡叔度为蔡国之君 ,并委任为“三监”之一。但此时 ,蔡叔度并未就国 ,只是在中央王朝委派的“三监”任职 ,后来由于“三监”叛周 ,遂被流放至死。其子蔡仲由于能“克慎”、“改行”而被复封于蔡 。

略论西夏上奏文书

西夏上奏文书从有关史籍可知,数量不少,但是完全保留下来的并不多,这些文书就成为研究西夏与宋、辽、金关系的珍贵史料,也是了解西夏政治制度的有力佐证。本文简单地勾勒了西夏上奏宋、辽、金文书的概况,并对其进行了类别的划分,然后对上奏文书进行了粗略地探讨,以方便学者们的研究。

十六国“汉”、“赵”国号的取舍与内迁民族的认同

十六国时期,内迁的匈奴族首领刘渊建立的"汉"国是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首个政权。其国号"汉"及刘曜和羯族首领石勒建立的"赵",皆与前朝或先秦时期有密切的关系,对后来内迁的少数民族建立政权选择国号时具有明显的示范作用。同时"汉"、"赵"国号的确定,真实反映了内迁民族自我认同的意识。

太平天国的进贡制

早在太平天国起义以前,人们就要向洪秀全进贡,洪秀全就开始收受礼品。起义之初,洪秀全等一再强调战胜缴获必须上交圣库。后来,不再强调,上行下效,愈演愈烈,贿赂公行,卖官(?)爵,政治腐败。史实证明,实行进贡制是太平天国终归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三国演义》两译本看古典小说回目修辞格的翻译策略

基于Moss Roberts和Brewitt Taylor的《三国演义》两个英译本,以回目中对偶、借代、委婉语、夸张、用典五种辞格的英译为例,探讨并总结出古典小说回目修辞格的翻译策略,以期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回目标题翻译提供参考。

古典小说中章回标题翻译策略的实证研究

以《三国演义》一百二十回的章回标题为语料,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讨论了中国古典小说章回标题翻译策略问题。结果发现:信息突显是章回标题翻译的首要翻译策略,但需同时兼顾标题的核心功能;原文信息结构的顺应处理需要辩证对待,不可忽略翻译策略选择的一致性。

从年号看十六国政权之文化与政治取向

十六国时期为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该时期战争频仍,政权林立。且政权大多数为胡族所建立。作为第一次入主中原并在此建立政权的胡族统治者,为了同南方的汉族政权———东晋争正朔,极力寻求其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化。从各统治者在年号择定上亦可看出这一文化与政治取向。

秦汉三国时期的“祭酒”

"祭酒"在秦汉时期作为礼仪长期存在,在战国和西汉时期又以尊号的形式使用。王莽改制崇儒尚师,设九"祭酒"。"祭酒"随之成为王莽官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央到地方均有设置。王莽"祭酒"官职的设立对东汉官制产生了较大影响。东汉"祭酒"作为官职后缀涉及军政多个方面,既可是朝廷官职,也可为三公府吏。三国时代在东汉官制基础上,又设置了多个军职和行政"祭酒"。从先秦到三国时代"祭酒"从尊号转变为实际的官职,范围和职能也有大的变化,成为一个官职体系。

杨秀清“逼封万岁”考谬

关于杨秀清“逼封万岁”的直接根据并不充分。杨秀清不可能向洪秀全“逼封万岁”。相反是洪秀全炮制了杨秀清“逼封万岁”的政治谣言,策划了对杨秀清的政治谋杀。

三国时代的辅国将军

辅国将军是三国时代一个十分重要的将军号。孙吴辅国将军位高权重,仅次于三公;蜀汉辅国将军本身地位不算太高,约与前后左右将军同级,但加"大"后权位可与车骑将军、卫将军等夷;曹魏初期辅国将军地位很高,仅次于车骑将军,而远高于四征四镇、前后左右将军,但并无太大实权,后期地位下降,低于前后左右将军,并为西晋所继承。

《三国志·魏书》札记(之二)

本文对《三国志.魏书》进行研讨,问题包括:导致事业成功的个人特质,曹操是机警,刘备是坚韧,孙权是忍耐;曹操斩杀乌丸族兵民的确切数目;汉代五德终始论的内涵,三国年号命名分类及其与五德终始论的关系;裴松之引录汉魏禅代长篇史料的深层原因;汉魏君权强化的大趋势及其与曹魏中书监、中书令专权的关系;少帝曹芳继位之后,提升司马懿为太傅的复杂政治背景等。

天京事变杨秀清“逼封万岁”说考谬

有关天京事变中杨秀清“逼封万岁”说法的直接根据并不充分。杨秀清向洪秀全“逼封万岁”的情节不合情理。相反是洪秀全炮制了扬秀清“逼封万岁”的政治谣言,策划了对杨秀清的政治谋杀。

素可泰国王尊号与宗教信仰的演变

素可泰王朝九位国王的称号,从具有鲜明的印度宗教文化色彩的室利·因陀罗提、拉玛甘亨,演变成了具有佛教色彩的达摩一世、达摩二世、达摩三世、达摩四世。这些国王称号的变化是素可泰王国宗教信仰变化的反映,即素可泰王国的宗教信仰从最初独立时的婆罗门教(印度教)和大乘佛教演变成了小乘佛教。

南诏年号问题补证

南诏年号问题是南诏史研究的热点,对隆舜“贞明”年号进行重新考证,知其即位当年即改元,贞明元年是877年。同时,南诏从“长寿”直到“天启”间的十个年号在唐宋中原典籍中皆失载,是南诏自建年号一事长期不为唐知,背唐建元的结果。贞元会盟后,南诏上表奉唐,受用唐历。在与唐交往中使用唐朝年号纪年,而对内则使用自建年号纪年。背唐建元恰好表明南诏奉唐的属国性质,也隐约体现出南诏统治者对外奉唐,对内则自统一方的矛盾心态。

论南诏与唐朝、吐蕃之关系——从年号变迁的视角

南诏年号的变迁有其独特演变脉络,受唐与吐蕃影响深刻。通过考察,其第一个年号"赞普钟"受吐蕃影响产生,此后南诏就一直自建年号。从贞元会盟直到世隆叛唐,尽管南诏对外"奉唐正朔",受用唐历,但对内一直使用自建年号。南诏年号的变迁可谓是与唐、吐蕃关系的"晴雨表"。以吐蕃年号纪年、自建年号纪年到公开称帝建元,与南诏由唐朝封王、到与吐蕃相约称帝、对外奉唐但对内称帝、直接公开称帝的政治地位变迁一一对应。同时也可看出,"唐诏关系"一直是南诏与唐和吐蕃三者关系的主流。

《三国演义》藏译本中关于官位与爵位的译法

《三国演义》藏译本是新中国成立后汉藏翻译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原著中反映三国时代官职爵位的名称庞杂繁多,但此类名称在藏译本的翻译中,不仅与传统藏文历史文献的译法多有出入,而且一名多译或多名一译的问题较多。本着对等性的译法更有利于读者阅读与理解,在遵照传统译法的同时,还要对官职爵位的职责加以分析,选择更有利于读者理解的译法。

试论西夏年号中的中国认同

西夏历史上对中国有着高度认同,这种认同在西夏年号中亦有体现。西夏年号中的承唐思想体现了西夏对唐王朝的政治认同。年号与改元所涉及到的君权天授、天人感应、为政以德等思想反映出西夏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认同。从年号用字与引文来看,西夏年号多取自儒家经典,体现了西夏对儒学的吸收与认同。西夏年号中的中国认同为西夏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供了一个注解。

语料库视角下中国古代经典外译中主要官衔的原型对等化处理——以《东周列国志》的英译为例

本文基于原型理论和功能对等理论,在翻译《东周列国志》的实践中提出了原型对等的理念,并将其应用于本书中古代官职名称的英译过程,且根据已完成的翻译尝试建立一套古典官衔翻译语料库,目的是为今后其他经典翻译提供借鉴。

吐蕃“尚”、“论”与“尚论”考释──吐蕃的社会身份分类与官僚集团的衔称

吐蕃王朝为区别出任官员的贵族身份,采用"zhang"(尚)及"blon"(论)二种名词予以界定。对于"zhang"、"blon"二名词的意义,所指涉者为何?以及文献上经常将"zhang blon"联用,而以"zhang lon"(尚论)形式呈现,因而造成了汉史料以及学界对"zhang"、"blon"乃至"zhang lon"的解释与说明与古藏文文献所呈现者有所歧异。对"zhang"、"blon"乃至"zhang lon"等名词的理解,事关吐蕃社会身份的分类,以及社会政治制度的内涵与发展,含混不得。本文的目的即在于厘清"尚"、"论"与"尚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