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与“用”、“工具”与“价值”、“文本”与“现实”——三对基本概念思辨与中国设计艺术学术体系建构的逻辑和结构

建构中国设计艺术学术体系,就是采用科学的方法所生产的关于人如何通过创造性的思维解决中国现实矛盾及特定问题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相对完整的知识和理论”。在当下的学术生态下,这种知识和理论的生产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中与西、古与今、理论与现实三大基本关系的交织。而对这三大基本关系的梳理与辨析,可以说是目前建构中国设计艺术学术体系所亟需进行的前提性工作。本文通过对“体”与“用”、“工具”与“价值”、“文本”与“现实”三对概念的思辨,尝试从宏大叙事的角度理清中国设计艺术学术体系建构的逻辑和结构。

中国电影理论的“体用”之学

在电影学界不断倡导中国电影学派建设之时,回到中国古代的“体用之辨”的历史中,尤其是结合清末的洋务派和李泽厚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将“体用”与“中西”结合的思想,中国电影可以通过重提“西体中用”来进行其理论的复兴。冯友兰与李泽厚都强调,理论并非是“体”,而是“用”,故而我们可以西方电影为对象,运用中国理论发现、叙述和阐扬其历史与价值。关于此,张建德和范可乐两位学者有所建树。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传统中的“品级论、溯流别”与“以意逆志”可作为其示范的方法。

体用之间:朱熹与王阳明哲学的比较

传统学术界将理学分为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两个阵营,理学与心学皆秉承了传统儒学的仁学观念。仁即生生不息、大化流行,仁即仁爱,属于道德的行为。作为道德行为的仁内含理,仁的行为依据于理。行为是用,故理在用中。用之体不仅有形体,而且有性体。性体即性。理在人、物身上便为性。理在用中,性在体中。朱熹偏重于从用中寻理,王阳明偏重于以良知即性为本。从体用区别的角度来看,朱熹重用,阳明重体;从体用不二的角度来看,二者所说的内容几乎相同。因此,朱熹哲学与王阳明哲学差别不大。

基于化学生物信息学探究大泻肺汤“体-用-化”功能配伍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活性成分

目的基于敦煌《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简称《辅行诀》)“体-用-化”辨证理论,运用化学生物信息学方法探究大泻肺汤“体-用-化”功能配伍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的活性成分。方法基于“体-用-化”辨证理论,对大泻肺汤各药味进行分组。通过网络药理学方法探究各组治疗COPD的关键靶点及关键成分,采用基于分子对接的虚拟筛选方法对大泻肺汤全方中能够与成药性靶点磷酸二酯酶4有效结合来发挥治疗COPD的成分进行筛选。结果肺脏各组具有通过靶向RAC-α-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等靶点,调控磷脂酰肌醇-3-激酶等信号通路发挥改善机体呼吸困难的潜在功能;肺的子脏-肾脏各组可通过靶向基质金属蛋白酶2、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等靶点,调控核因子κB等信号通路,从而发挥辅助减轻COPD患者肺部炎症、调节机体呼吸的作用。分子对接结果发现代表性化合物甘草利酮、Phaseol、甘草吡喃香豆素和Glyzaglabrin可能是大泻肺汤防治COPD的潜在活性成分。结论本研究利用化学生物信息学方法对敦煌大泻肺汤进行“体-用-化”功能配伍分组治疗COPD潜在起效的成分及作用机制进行挖掘,为敦煌大泻肺汤的临床推广应用奠定了基础。

“道艺体用”观念与中国写人文论谱系之构建

中国传统文论博大精深,内蕴丰富,既可按文体文类进行研究,又可按文本构成进行解析。各种文论除了依托于“阴阳”“刚柔”“奇正”等“两端互补”观念,还分别有各自依托的话语。就写人文论谱系构建而言,其更多地依托于“赋比兴”“言象意”“形神态”“理事情”等“三而一成”观念。关于这些“三而一成”观念的历史形态,可借助“道艺”观念加以梳理。先秦时期兴发的“赋比兴”已含叙事写人之艺,赋法中的纵向铺陈与横向铺陈分别被用以叙事与写人,而比兴本来就是写人妙方。秦汉以后,赋比兴写人之艺又催生出一系列偏重写人的赋。其间,基于形神兼备的写人实践,“传神写照”“气韵生动”等文论观念得以产生。宋代以降,“形神态”“理事情”等写人观念逐渐形成,后被广泛运用于明清小说戏曲批评中。对此,若进一步借助“体用”观念加以梳理、统合,一条若隐若现的写人文论脉络便渐趋明晰。由此可生发出一套由“意象”“意境”“意味”三要素通贯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写人文论谱系。

另一种“体用”:邵雍藏显义用体论及其定位

作为早期理学的重要开拓者,邵雍以独具特色的体用思想推动了理学思维的形成。近年来,学界愈益关注邵雍体用论形态的独特性,但对其的理解与定位尚不深入。邵雍的确以大量体用言说来支撑构建其象数学体系,着墨颇多,论说极精,但总体而言,其体用言说属于对现象世界的描绘,呈现“因体生用”之形下一面。值得注意的是,邵雍体用思想中还有“因用生体”的一面,这种朝向思辨之维转型的面向才构成邵雍体用论的真正创见。就后者而言,邵雍体用论既不同于传统的形体体用论,也与佛学、理学的性体体用论有所区别,它以先天心法为用、后天形迹为体,是一种以“用”为本原的藏显义的“用体论”。这是邵雍体用思想的特色,也是早期理学形成中的过渡形态与重要环节。

“体相用”理论视野中的中国美学“天机”观

“天机”最初用于中国道家哲学,后被文艺家发挥。中国美学“天机”观经过历代文艺学家发展,可总结为本体、现象、作用三个角度,这恰好与佛教“体相用”思想相契合,“体”为艺术创作的本体,“相”为艺术作品表现形式,“用”为艺术作品的传“道”作用。艺术家与欣赏者通过艺术作品对“道”体悟与交流,“天机”在艺术创作、艺术交流与个人体悟的过程中一以贯之。在“体相用”思想的视角下,中国古代美学“天机”观构建了一个以“道”为基础的艺术世界,其内在逻辑为“道”→“天机”→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蕴含“天机”)→“天机”→“道”。

良知与阳明心学概念结构

阳明心学的概念结构以“良知”这一“心之本体”为核心概念,并存在两个概念体系:一个属于本体(即“体”)的概念系列,如性、理、天、道等;另一个属于工夫(即“用”)的概念系列,如意、知、行、事、物等。阳明对本体与工夫的关系的理解,源于其对程颐“体用一源”学说的一元论诠释。与此相应,阳明心学的概念结构亦呈现出鲜明的还原论色彩。

综合创新论与“马魂、中体、西用”——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探讨

李毅、寇清杰认为,方克立长期关注中国新文化的体用问题,20多年来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20世纪80年代,张岱年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综合创新的文化观,方克立是其最有力的支持者、阐释者和发挥者之一。"马魂、中体、西用"一方面是对近代中国体用之争进行历史反思的新成果,另一方面是运用张岱年综合创新论考察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实际的新收获。张允熠认为,"马魂、中体、西用"论是直接对张岱年运用体用观念阐述"马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或文化价值论的一种细化和发展,也是对张岱年"文化的综合创新"论在时代高度上的一次重新解读和提升,"综合创新"系综合命题,"马魂、中体、西用"论为分析命题。但这种表述方法也有需进一步推敲和完善其论证之处。刘仲林认为,中国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厘定马、中、西的价值定位,还要关注哲学创新所需具备的要素。张岱年也将文化的综合创新称之为"文化创造主义",并阐明了融会中西、激励精神、创发原则、应用科学四要素,这四要素皆可归结于创造精神。陈卫平认为,"马魂、中体、西用"是受到张岱年"综合创新"论的启发,是对其"对理法"的发挥结果。"马魂、中体、西用"作为对"综合创新"论的继承和发展,深得"对理法"真髓,不仅指出了三者在当代中国新文化建设中各自的价值定位,也有见于三者既有长短又能互补的辩证关系。

论营卫与气血关系

历代医家皆认为营卫与气血关系密切,二者是体用关系,但其具体原因并未明确表述而引发争议。本文以中医传统思维"气一元论"为主要思维方法,通过对《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中相关经文分析,发现营卫气血应用之别、互指之用,得出营卫与气血是在一气分阴阳下的体用关系,即一气因用不同而分营卫、气血两个系统,营卫多论其行,气血常言多少。卫之体以气论,营之体以血概言,气血之循行即为营卫。并以此为理论依据,认为"清者为营,浊者为卫"中的"清""浊"是从体的角度描述,边界多清晰可见者即血,为营气;混沌弥散边界多不清者即气,为卫气,此为以水谷所化之气的两种状态来论"清""浊"。

朱熹心说再辨析

心是体用之全。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转变,是从性体心用说转到心之体用说。体既是心之虚灵之体,亦是性之实体(非实体论之实体),是虚实合一、心性合一;用是情与知觉作用。不能离体而言用,离性而言知觉。反过来说,性不离知觉,知者从具体事物与活动中体现性,觉者自我觉悟,从整体上实现性的自觉。心与性与知觉可以通说,亦可以分说。通说者心即性即理,浑沦一物;分说者性情有别,性与知觉有别,性是理而知觉是气之精爽。但知觉之展开,有其独立性,易受形气物欲之陷,故要变化气质,进行修养。从现实层面说,人需要正视自己,自我改造,这一点对现代人很有启发。

复兴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应对青少年文化认同危机

近年来,我国青少年价值冲突、文化认同危机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从美国及我国港台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相关教育理论和实践看,认同危机与多元化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与我国特殊情况有关。文化的历史属性和教育不能跨越历史的规律,决定了在我国这样历史悠久的发展中国家,培养青少年健康的现代文化认同,一定要从本民族文化中"复兴"而不是直接学习西方。以墨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具有众多现代科学思想要素。"复兴"古代科学思想可以从情感上和理智上处理好中国传统人文思想与现代人文、科学文化之间的矛盾,这对构建"体用一致"的教育目标,从根本上保证青少年健康发展,积极面对全球化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论冯契的感觉观

冯契认为感觉是感官借助工具变革对象的实践活动,是客观事物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引起的认识活动;对于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这一感觉论的核心问题,他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用” 范畴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范畴做了富有创新性的肯定回答,感觉既有被动性的特点,又有主动性的特点。

理一分殊:中国文化本体论与方法论的体用模式——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普世价值问题

"理一分殊"迄今仍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文化之谜。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用"思想上破解了这一文化之谜,认为程朱派是从"体用"思想上提出了"理一分殊",以"理一"为体,以"分殊"为用,"理一分殊"即"体一用殊"。正是这种体用统一的"理一分殊"的本体论,决定了理学"分殊体认"的方法论与"格物穷理"的认识论。同西方唯心论的形而上学不同,"理一分殊"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本论与即用求体、即物穷理的自然观;以道在自然,理在分殊,不是人为自然立法,而是自然为人立法(道),人只有通过分殊体认,格物穷理识道,才能顺道而行,达到人道合一,这就是东方"理一分殊"思想的普世价值之所在。

“体用”境迁:中国武术思维方式的哲学思想史考察

“体用”是中国传统哲学与思想史中表达能力最强的一对范畴,其理论架构深刻影响了后世武学。“与道同符”的体用性建构是拳术家阐释拳理的传统思维方式,这一理路很值得深入挖掘。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对武术思维方式——“体用”进行哲学思想史梳理与反思。研究发现:历代拳术家借“体用”这一传统思维方式推寻拳理,阐释武术的内在本质与作用现象,其间经过了由“宇宙生成论”至“功夫即本体”衔接演变的思想历程。研究认为:①“宇宙生成论”为武术体用思想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太极阴阳学说标志着武术体用思想的初步形成;②“功夫即本体”为武术体用思想成熟赋予了理学气质,本体功夫哲学隐含了拳术家对武学心性功夫修炼的推重。武术思想在“体用”境迁中实现了对自身的内在超越,每个阶段的体用思想演进及其内蕴的哲学思维,直接反映了历史的进程,体现着逻辑认知与历史演进的统一。

“器体道用”说的来源及其文体学意义

唐代崔憬的《周易探元》是一部佚著,部分内容保存在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中。这些内容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信息。仅存的内容显示,与传统汉儒“象数”派和魏晋“义理”派相比,崔憬解《易》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其“象数”“义理”并重的特点对后世易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此形成的“器体道用”说完成了对传统“道体器用”观念的反转,成为后世思想主流。文体学观念受其影响所产生的变化值得重视。

作为方法的文体批评

作为文体批评的重要方法范式,以体用论风格、以宗经论统绪、以体制论正变构成了传统文体学内在路径知识生产的主体内容,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此一类文体批评,以作品自身为中心,借助批评者的眼力、学养、理想、兴趣,围绕文本性质、特征、功能、风格等方面展开理论探讨,建构了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质的批评传统。

理学的兴起与胡瑗“明体达用”思想新探

为了考察宋明理学开创阶段社会与思想的互动关系,采用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的方法,通过对宋初思想家胡瑗"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的分析,认为胡瑗的思想既具有鲜明的经世务实特色,又具有明显的独断主义气质,这些特征在理学发展史上具有典型性。

王弼论体用关系

体用不二是王弼哲学体系一以贯之之道。这不仅体现在王弼的本体论思想上,而且还贯通于王弼的解易方法论,以及"圣人有情,应物而不累于物"、"名教出于自然"等伦理学命题之中。

船山易学中的“乾坤并建”思想

"乾坤并建"是船山的创见,是船山易学最重要的解易体例和易理基础,在船山易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船山从《周易外传》到《周易内传》对于"易理"的阐发越来越丰富,从而构建起易学史上最为完整、恢宏的易学体系。船山解易不拘泥于具体的卦爻辞,而是以更加宏大的视野,综合象数和义理,于错综变化中推究人事物理。在整个易学史上而言,船山的"乾坤并建"说事实上是把"错综"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同时"乾坤并建"也是船山"象数"与"义理"并重最有力的理论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