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人事与“返自然”:陶渊明《归园田居》探微

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所呈现出的心情有欢愉平和的一面,然而其情感又呈现出些许变化。《归园田居》其二中的“恐”可能是源于自然之变,桑麻的生长受自然条件影响,随桑麻生长,时间也在流逝。《归园田居》其五中的“怅恨”或是源于人事之无常,这在《归园田居》其四中可找到相关描述,结合一些异文分析,可更好地理解《归园田居》其二与其四。诗人携子侄辈漫游时看到别人家园毁灭后的遗迹,经历幻化感后,他的欢乐自得也显得更加难得和珍贵。诗人以尽人事与“返自然”的状态来应对自然之变与人事无常,其智慧达观的方式对于后世的人们依然具有启迪意义。

西安市文化资源梳理及古城复兴空间规划

研究结合古城复兴规划的内涵与定义,寻找古城复兴规划的出路,提出通过梳理文化资源、分析文化载体、分析文化高度、构建基因库、比较文化基因、文化基因空间模块化和控制文化环境品质等方式实现古城复兴的路径。同时,结合西安市古城复兴空间规划,明确古城复兴规划体系包括宏观的大都市文化格局规划、市域文化体系规划、中心城区文化脉络规划,中观的主城区文化结构规划、老城区文化极核规划、外围城区文化演绎规划,以及微观的文化遗址公园规划、古镇名村规划、特色文化街区展示规划、古城墙遗址展示规划、建筑风格体系规划、雕塑体系规划、标识体系规划、古树名木保护规划三个层面、十四个方面的规划内容。

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接受史研究

从接受史的角度对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一》进行研究,考察后代读者对陶诗自南北朝至清代这千年接受历程,按接受美学理论,从效果史、阐释史、影响史这三方面进行论述。陶诗并不是一开始就为人接受,这其中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以陶渊明田园诗代表作《归园田居·其一》为例,各代的诗评家对其接受程度并不相同.而对陶诗的接受程度不同也正反映出各代文艺风气和审美趣味的不同。

荀子“天”论思想探析

荀子把"天"界定为自然意义上的存在,这种界定除了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天人相分外,还意味着天道相分。天道相分使天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宗教巫祝色彩和道德价值意蕴,把人从掺杂了各种人为赋给价值的天中解放出来并成为价值的主体。然而道并没有从荀子思想中消失,而是转化为礼,对人性和社会发挥着道德调节作用。荀子的这种天论思想直接决定了其思想路径,决定着其性论和礼论思想的产生,并且预设了人之于自然、人性自身和社会的价值投射。

释《庄子》“天钧”

天钧,首见于《庄子》,历代学者多释其为"自然均平",有失其义。实则天钧取喻于陶钧,指自然造化,即天地万物及其运动规律。

连接“道”与“人”的桥梁——老子“天德观”思想及其德育价值

老子思想中,与"道"最密切的概念是"德"。"德"是"道"化生万物过程中的最初产物,是纯朴未散、有质无形的"炁",也是畜养万物、决定万物发展方向的支配性力量。明确了"道"与"无"、"德"与"一"在老子哲学体系中的对应关系之后,老子思想中"天德"的意义和地位才能突显出来。"天德"是人德的内在决定力量,人在婴儿阶段都曾丰厚地拥有过,而随着人的成长,"天德"不断消耗,人也愈难与之相应。"天德"支配善恶又超越善恶。"德"的系统性和"道法自然"的总原则决定了"天德观"视野下道德的开放性。老子"天德观"有助于重树道德信仰,呼唤德育"修身"范式的实质性回归,并指向了德育生活化的灵魂所在。

论文天祥的陶渊明情结

文天祥与陶渊明所处时代和经历的相似性,使得他具有陶渊明抽身险恶官场、退隐山林的情结,也同样富有陶渊明隐居中悠然自得和隐中欲仕矛盾心态的情结,更脱不开陶渊明"唯云甲子"的忠义情结。

陶渊明玄学思想的诗化表现

陶渊明深受魏晋玄学思想的影响,玄学思想体现于陶渊明的思想、生活以及诗歌创作。陶渊明的生活呈现了诗化状态,玄学思想落实于陶渊明的生活,形成了诗化表现的特征。陶渊明以精简的形式把玄学概念融化于诗歌的整体意象与艺术构思,把玄学的思考化为一种诗思,化为一种诗歌的艺术形象。陶渊明的日常生活和诗歌创作均达到了境界的高度,他把玄学意趣融入了生活境界和诗歌境界。

中国传统宗教的系统阐释──给中国文化的心脏作一个哲学诊视

中国历史上曾是一个被宗法式教权统治的国家。儒教是宗法式宗教的哲学 ,道教是宗法式教权的主体进行个体化追求的目标 ,佛教是宗法式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下芸芸众生的沉默的日常生活世界。儒、释、道仅仅是宗法式宗教的包装。宗法式宗教的神奇性、神秘性、神圣性的观念核心──“天”类似于原始宗教的精神组织剂“曼纳” (Mennan) ,所不同的只是曼纳是个概念 ,“天”则永远以事件的形式出现。于是 ,中国历史陷入了永恒的不能自拔的振荡过程。中国传统社会在政治上、文化上、语言上的早熟掩盖了中国原始宗教的本性。这是中国停滞落后的最直接、最根本、最切中要害的原因。

中华文化传统论纲(上)

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是追求"顺天应人",其哲学形态是生命哲学。中华文化传统渊源于生殖崇拜。在生殖崇拜和农耕生活作用下,家和族的观念、数理观念、阴阳五行观念和关联式思考得到长足的发展。华夏天道观把宇宙看作一个生命流程,华夏人道观把人看作宇宙生命流程的分支,所以主张人要循天而为。华夏智慧包括对宇宙人生整体的直觉领悟,也使用概念判断推理,重视灵活掌握真理的互补性,关注各种因素的协调相干效应。

冀中平原的现实主义歌者与苦吟人——田涛新论(1934-1949)

田涛是活跃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文坛上的一位重要作家,在抗战与农村题材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艺术成就。作为冀中平原的一位现实主义歌者与苦吟人,他以现实主义手法朴实地描绘出生活在冀中平原上底层农民生活的艰辛与悲苦,真实地再现了抗战年代中国军民所遭受的不幸与他们的不屈精魂,揭示了战争的罪恶本质以及它给中国军民带来的精神创伤,暴露了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为那个时代留下了形象的侧影。

《国语》训诂举例

《国语》是先秦重要的经典,文辞古奥,前辈学者有许多训诂学和校勘学的研究,但还是有许多问题不能解决。讨论《国语》的十个训诂问题,以期进一步精确理解《国语》。

朝鲜王朝文士和陶渊明《归园田居》考述

陶渊明不仅影响中国的诗人,而且影响邻国的诗人。考察《韩国文集丛刊》正续编,可知朝鲜王朝文士申钦、金寿恒、李晚秀、赵荣袥、洪奭周、洪仁谟等六家有和陶渊明《归园田居》诗作,这是研究陶渊明域外接受状况的奠基性工作。

门外楷书谈——读《田永昭书〈道德经〉》摭言

中国佛教与书法艺术的相互影响,早有人研究。《田永昭书〈道德经〉》提示我们:中国道教与书法艺术也应是相互影响的,我们也应着手研究。中国楷书艺术以至整个书法艺术,已迈过漫长而又光辉灿烂的里程,我们从田永昭这位年轻书法家所取得的楷书成就中,亦看到了中国楷书艺术以至整个书法艺术的更加锦绣辉煌的未来。

长阳南曲缘起《桃花扇》之考析

"缘起《桃花扇》说"是众多长阳南曲起源说中指向最具体、最明确的学说,但局限于没有发现相关文献资料、地方志和考古记录对二者的缘起关系的明确记载,使之陷入"飞来峰"的尴尬境地。笔者通过对长阳南曲所处的政治环境、历史流变、文化背景、传承地域、起源时间等因素进行纵向研究,通过对长阳南曲的构成元素、艺术特性、表演形式、传承方式等因素进行横向研究,阐述此学说的可能性,以求证长阳南曲缘起《桃花扇》是一个真实的命题。

叶圣陶、张天翼童话之比较

2006年是张天翼诞辰100周年纪念。作为中国现代童话双子星座的叶圣陶与张天翼都一致地追求现实主义精神,但他们的现实主义精神在童话幻想艺术中有着不同的取向与显现。论文从微与宏、讽与刺,潜与显三个方面入手,论证了这种区别及意义:20年代叶圣陶的短篇童话是以“讽他一下’的冷峻笔触,透过“微小事件”来揭示中国社会的人世相,社会相,从而开辟了童话创作的现实主义道路;30年代张天翼的长篇童话,则是以“刺他一下”的战斗激情,紧密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宏大事件,显示出自觉追踪时代精神的主体意识,把现实主义的童话创作推向了新的阶段。这两者的交融、互补,构成了中国现代童话创作现实主义精神的丰富格局,并直接影响了整个中国20世纪儿童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思潮。

《天雨花》塑造的婢妾形象及作者矛盾的女性观

清代作家陶贞怀在其创作的《天雨花》中塑造了大量婢妾形象。对这些婢妾作者始终持有一种摇摆不定的态度,一方面对她们违背封建纲常的行为进行大肆批判,一方面在字里行间又流露出对她们所经历的悲惨遭遇的深切同情。作者对待这些婢妾的矛盾态度,可以作出两种解读:一种是阶级立场使然,作者对下层女性的悲惨遭遇无法感同身受;另一种解读是通过对婢妾深重灾难的客观直白描写,以期引起社会对下层女性命运的关注。这是作者独具匠心的创作手法。

亚瑟·韦利英译《道德经》的文化解读——以“天下”一词为例

亚瑟·韦利在翻译《道德经》时提出,哲学文本的翻译重在其思想内涵的传递,采用的翻译策略应该是"史学性质的",是一种"文字翻译"。然而,韦利的翻译并没有摆脱前人的影响,尤其是基督教二元对立的超越观念仍然渗透在其中。通过考察五个《道德经》英译本中对"天下"一词的翻译,可以从中得见韦利的翻译策略和文化用心。

巴彦淖尔市“两品一标”农产品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

随着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的加快,农产品消费加快由“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巴彦淖尔市为实现绿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发展“两品一标”农产品,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较好地发挥了“两品一标”在农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方面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试论《道德经》中“天道”的译介——以亚瑟·韦利的英译本为例

"道"的译介是《道德经》翻译中最为核心的问题,英译成"Tao"已被英语世界的读者所接受,"Tao"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亚瑟.韦利在翻译这个概念时使用了两种译法。在厘清"道"的译介历史之后,辨析韦译"天道/天之道"的特色,可以发掘韦利在《道德经》英译史上所做的贡献,从而得见其翻译策略和文化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