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白蜺婴茀”层新探

在《天问》一诗从“白蜺婴茀”至“何以迁之”这个层次,屈原向天问了有关月、日、风伯、巨鳌的传说。从全诗来看,这是诗人精心设计的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充分体现了全诗主题,绝非什么“荒诞无说”或“拖带余波”。屈原是息于“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时看到战国画工们笔下的少康画像时“呵而问之”。资料表明,古时体制,“君画于衣”,“古天子冕服”上必画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等图案。因此,月、日、风伯、巨鳌等当是画在少康冕服上的图案。这些图案表现了历代“先王”、圣贤们的天体宇宙观。屈原在本层中发出一连串诘问,再次推翻“先王”、圣贤们奉为金科玉律的天体宇宙观。

《天问》“皆归䠶[⺮幸匊]”“后益作革”解

古今关于“䠶[⺮幸匊]”“作革”的解说至为纷纭,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天问》的结构,二是《天问》所述大禹事迹。通过梳理文献发现,“皆归䠶[⺮幸匊]”“后益作革”都和禹、益叙事相关,是屈原对伯益的颂赞与对夏政的批评,反映了屈原的公均思想。

田雯七言歌行体咏物诗研究

田雯七言歌行体咏物诗从题材内容上可分为三类:一是咏物,体物传神;二是咏物结合议论,表达对某一事物或社会某一问题的看法;三是咏物中抒怀,表达对人生遭际的感慨。艺术特色表现为:长于用赋,铺陈排比;想象奇特,构思精巧;辞藻丰富,典故多样。在神韵说风靡的清初诗坛,其诗独树一帜,给人以独特的审美享受。

先秦著图训政传统与《天问》题画体论证

学界对《天问》文体的研究,多从其句式特征入手,称之为"诘问体"、"问句体"或"四言体"。其实,我们还可以从宗庙壁画与诗文创作关系角度来分析《天问》文体。在传世文献及出土资料中,就有关于西周壁画及其功能的记载,其中对春秋时期宗庙壁画的记载更多且更加明确,其目的在于训政。屈原疏放汉北,途经故都先王庙堂,观其训政壁画,感慨往昔先王兴政之用心,痛惜当下楚国之庸政,遂摅胸臆,依图而作《天问》。《天问》首开由画体生发出相关文体之先河,是题画文学的发端,由此角度可认定它为题画体。

老人自死习俗:“鲧复生禹”神话与历史背后的真相

依据爱德华·泰勒的"万物有灵观"、弗雷泽的原始巫术思维原理、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等人类学经典理论,剖析"鲧复生禹"神话,鲧-禹部落(家族)具有雨师职能。去掉神话历史化、历史道德化的迷雾,鲧的被杀背后真相是自死。"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是老人自死之后的"三年之丧"的仪式。仪式中鲧向禹转移的"神灵"形象、仪式的空间特性都体现了源自祖先颛顼的部落传统。"鲧复生禹"神话具有老人自死习俗与成人礼仪双重意象。以禹为核心,颛顼-鲧-禹部落在三代史的开端具有特殊地位与重要性,老人自死是那个时代的敬老、孝道的重大仪式。

出土文献与《天问》所见商末周初史事

《楚辞·天问》有关商末周初史事的记载,在楚辞学界仍存有歧义。通过对新出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天问》反映了商末周初的基本史实:文王被封西伯,"号衰"以行九邦;商纣俎醢梅伯以与文王等诸侯盟誓,巩固自身统治;周人迁岐社社主为军社,开始征商历程;周公"不嘉"武王对殷纣的猛力射杀,在他制礼作乐时取消了以人为牲的习俗。

析史解难:《天问》错简整理史的反思

自清初屈复在《天问校正》中第一次提出错简说并动手作了某些整理后 ,至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其间众多学者承屈复的观点对《天问》进行了整理。考察这段整理史 ,是一个加速的往复曲线运动 ,而存在三大根本问题 :(一 )几乎所有的整理都忽视了对《天问》书写形式的判断 ,而这恰恰是整理《天问》的首要条件 ;(二 )整理者只将错简看作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孤立的研究 ,没有认识到它是整个屈骚研究中的一环 ,没有从研究史的角度全面统一地分析处理问题 ;(三 )忽视屈原创作《天问》的特定心理和方法 ,错误地以叙事文学的标准框求之。反思这段历史 ,结合全部楚辞整理史分析 ,可得出《天问》基本无错简的结论。至少 ,在当前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 ,无论你持何种观点都不能对《天问》进行具体整理 ,哪怕只整理一处 !

试论宋代的《天问》注释特色——以洪兴祖、朱熹、杨万里三家为考察对象

洪兴祖的《天问》注释特点,主要在校勘异文的基础上以翔实的史料来补王逸注释的未备或模糊之处,或说明句子的转折、承接关系和内在联系,或对《天问》的旨意作进一步阐发;其不足主要是对一些难解或无法解释之字句强作训释。朱熹的《天问》注释特点,一是体例上的变化,二是在集王、洪字词注释于一体的基础上阐发个人见解,三是以哲学中的理、气说对章旨作义理上的阐释。杨万里的《天问天对解》主要是在疏通柳宗元《天对》难解字词的基础上,纠正和补充前人的偏颇、失误之处;但其明显的不足,也是因受《天对》影响较深而沿袭了其中的一些讹误。

抗战时期张闻天之晋陕农村调查简述——兼述新发现的晋西北兴县农村调查原始资料

抗战时期,张闻天及其率领的“延安农村调查团”所进行的晋陕农村调查,乃是中共历史上继毛泽东20年代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之后又一次相当重要的社会调查,其不仅在中共党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亦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高度关注。这次调查所获取的大量资料,有的已整理出版并为研究者充分利用,有的则被怀疑散失于战火或其他社会动荡之中。尤其是此次调查历时最久的晋西北14村调查,除张闻天自己整理完成的极少量资料公开发表外,其余绝大部分至今没有人能够说明它们的下落,而实际上其原始资料仍然较完整地分布于晋省或晋西北的相关地方,这些资料的发现与利用将非常有助于理解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中西部结合带或中共晋西北根据地区域农村社会的基本面貌及其演变历史,同时亦对大致同一时期的其他华北农村社会调查做了最重要的补充,甚至可能会改变先前有关华北农村研究的某些结果。该项新发现的资料,内容丰富、数量浩大,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张闻天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为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张闻天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统一全党共识,引导中共中央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要决策;既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又不依赖和不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坚持从实际出发指导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措施。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又把握有利时机,以实际行动向国人表明中国共产党抵抗外来侵略的决心和诚意,并大力争取民主权力,实现从内战到抗战的转变,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与壮大创造了条件。

持久抗战与联合白军:张闻天对后期红军策略发展的两大贡献

在从内战到抗战战略转变的过程中,中国红军逐渐形成了持久抗战和联合白军等重要的理论策略,时为中共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对此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共领袖集团中,张闻天首先于1935年12月作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明确论断,并对持久战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阐述。1936年9月他发表的《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是较早比较系统全面地论述持久抗战理论的专文,早于彭德怀、周恩来的同类文章,也早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与此同时,还在中央红军长征刚刚到达陕北的1935年10—11月,张闻天即提出,中共要将国内战争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就要加强白军工作。当时,张闻天正确地将联合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西北军作为白军工作的重点,积极推动西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实现及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在张闻天的直接领导下,对其他各实力派的联合工作也迅速展开,为民族抗战的展开奠定了重要基础。

张天文主任医师“药对”治疗不寐

张天文主任医师擅治不寐,常用黄连-肉桂、茯苓-茯神、酸枣仁-柏子仁、夜交藤-合欢花、龙骨-牡蛎、石决明-磁石、百合-生地、远志-莲子心、焦栀子-黄芩等"药对",辨证选择,各有侧重,巧妙配合,取效甚佳。

民国《天问》研究要著的统计与分析

民国《天问》研究著述不仅在数量上远逾前代,而且在质量上亦丝毫不逊于前贤。造成是期独立的《天问》研究郁勃而起的缘由:一是儒学式微与思想解放使得人们对《天问》的固有认知发生了极大的改观;二是《天问》自身包蕴广博的天然优势,使得是期诸多学科的研究不得不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三是是期学人颇有以才学自许者,而向来有"最难解者"之谓的《天问》无疑为其提供了展现才学的绝佳阵地。当然,是期《天问》研究的学者群体性格对其也有不可小觑的影响。此时期《天问》研究以考据为主及将考据融贯于词章、义理之中者占80%以上;研究视阈亦颇为广阔;而且表现出相互勾连,彼此凝合的交融迹象。

王士禛与田雯交游考论

王士禛与田雯在清初康熙诗坛是"同郡同时"、官级相类、地位颉颃但诗美追求不同的名家,其交游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两人一生交往频繁,而非"隐然负气"、"不相结纳",虽然田雯与赵执信同样与王士禛所持诗论不同,但由于性格原因,田雯与王士禛不是"争名角立",而是关系融洽。

“神思”是灵感来临的文思——对《文心雕龙》“神思”的认识

对《文心雕龙》“神思”的认识,学术界历来存在着分歧,这也是“龙学”研究一直未解决好的问题。神思既不等同于想象或灵感,也不等同于艺术构思、形象思维或精神活动等,应是灵感来临或获得灵感时的文思。

民国《天问》研究平议

民国《天问》研究堪谓《天问》研究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是千百年《天问》研究传衍的纽带与津梁,具有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这一时期的《天问》研究不仅逐步从楚辞的大家庭中剥离而展露出独立发展的自觉意识和有心追求,而且在时风世情的沾溉下体现出综合多元的广阔视野和卓然自树的新变迹象,从而基本形塑和奠定了当代《天问》研究的格局与范式。当然,经过长期研究成果的历史积淀,这一时期的《天问》研究亦显露出对历代著述进行初步整合与评判的端倪。

《楚辞·天问》之“帝何竺之”试解——兼论贾学鸿《楚辞还须楚语解——〈天问〉篇“帝何竺之”破译》

《楚辞》是一部在我国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先秦典籍,而如何理解却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尤其是《楚辞.天问》中的"稷维元子,帝何竺之"句,从古至今都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本文从语言学角度出发,特别是从我国先秦时期曾经作为"荆楚"民族重要组成部分的苗瑶语出发,认为现代黔东南苗语中汉语词义为"远"或者"疏远"的[to11]可与"帝何竺之"中的"竺"相对应,亦可从先秦曾与楚民族有广泛联系的壮侗语以及现代汉语的吴、闽方言等对《楚辞》进行研究。

《天问》的原创意图

《天问》采用疑问句式,内容“史而不玄”,可知其并非屈原怀疑精神的反映;其采用的问对形式是先秦理论阐释和辩难论对的重要方式。屈原以楚国使者和楚国学术的代表的身份出使齐国,《天问》有可能是屈原与稷下学者问对的纲要。

论张闻天的社会主义分配思想

张闻天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一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是晚年,在身处逆境,蒙受不白之冤时,仍致力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探索,并取得了突出成就。张闻天对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理论思考在今天看来仍然有着现实指导意义。

武乙中兴与《商颂》作期

《天问》第53韵段"吴获迄古,南岳是止。孰期去斯,得两男子?"隐寓吴国于商王武乙时代创立的史实,太伯、仲雍遵古公亶父之命来到南岳衡山地区联络苗蛮集团,实施"翦商"计划,遭到商王武乙的讨伐,率荆蛮千家沿江千里大迁徙到长江下游吴地(今江苏无锡)建国。吴地为大禹之后古越族繁衍之地,太伯、仲雍为站稳脚跟向商王武乙上表称臣,这段罕为人知的历史隐含在《商颂》之中。《商颂·殷武》篇题"殷武"即生称"武王"的时王武乙,《商颂》五篇实际是时王武乙以其成功告神而创制的大型宗庙祭祀乐舞中的歌辞。从其内含史实来分析,将武乙时期至少35年的历史称之为"武乙中兴"并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