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天锡教授的学术思想和教学艺术研究

为纪念徐天锡教授诞辰100周年,作者介绍了徐天锡教授观念超前的科学成就:首创"北种南育",影响巨大;创立高粱矮秆密植、中早熟品种晚播密植高产理论;提倡种植短期填闲绿肥作物养地,力主东北地区改垄作为平作后起垄以提高播种质量和生产效率。徐天锡教授为建立作物栽培总论、各论、栽培制度三位一体的学科体系竭尽全力。徐天锡教授有长者之风,教学育人,其教学艺术独具一格,令师生感佩不己。徐天锡教授人格魅力独特,观点鲜明,坚持真理,决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田锡年谱

田锡(940—1003),宋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的奏议,在太宗、真宗朝就声震朝野,是一心系国家、关注民瘼的直臣。他的诗,既不似"西昆体"的艰涩难喻,也不像"元白体"的浅俗伤雅,在宋初诗坛独树一帜。而且他还是北宋古文运动的先行者。他殁后,范仲淹撰墓志,司马光作碑阴,苏轼序其奏议,为之操笔者皆一代伟人,其为世重若此。本文从数十种文献中勾稽出田锡的生平资料,予以考订、排比,对其作品作了系年,对其父、祖、曾祖及其子女的事迹亦有所涉及,是一篇资料翔实的编年体传记。

儒佛道交融的朱熹天理论

朱熹的天理论包括理本论、理本源论和理一分殊说等俱是其立足儒门,融会儒释道三教的产物:朱熹的理本论直承程颐,同时也汲取了佛道的本体论智慧;朱熹"理→气→万物"的宇宙论得益于《易传》、道家特别是程颐的本源论的启示;朱熹的"理一分殊"借鉴了华严学的一多关系论,继承和发展了程颐的理一分殊说。

论豫南皖西“杠天神戏”的基本功能

"杠天神戏"是流传在洪河、汝河、史灌河入淮(河)口一带的以娱神为主要目的的民间祭祀戏曲。它是伴随着这一地区人们的信仰归属而产生,充分体现了"杠天神戏"在豫南皖西民间信仰中所发挥的祭祀功能、仪式功能和表演功能,同时也反映出豫南皖西民间独特的信仰表达方法。

试论宋代的《天问》注释特色——以洪兴祖、朱熹、杨万里三家为考察对象

洪兴祖的《天问》注释特点,主要在校勘异文的基础上以翔实的史料来补王逸注释的未备或模糊之处,或说明句子的转折、承接关系和内在联系,或对《天问》的旨意作进一步阐发;其不足主要是对一些难解或无法解释之字句强作训释。朱熹的《天问》注释特点,一是体例上的变化,二是在集王、洪字词注释于一体的基础上阐发个人见解,三是以哲学中的理、气说对章旨作义理上的阐释。杨万里的《天问天对解》主要是在疏通柳宗元《天对》难解字词的基础上,纠正和补充前人的偏颇、失误之处;但其明显的不足,也是因受《天对》影响较深而沿袭了其中的一些讹误。

脾、胃阳虚异论

脾、胃同属中焦,其生理病理关系甚密,故对于脾、胃阳虚之证临床医家多重视其同而忽视其异,存在着脾胃阳虚同治的情况。笔者通过阅读历代经典理论与名家医案发现,脾、胃阳虚存在明显不同,故治疗必当区别对待。现从脾、胃阳虚异因异症、异药异治、异中有同以及异治医案4方面论证脾、胃阳虚之别,并提出脾阳虚之治当以温升为主或稍佐通降,胃阳虚之治应以通降为本或略佐温升。悉以明脾、胃阳虚异理,但求临床同道察于微妙,深究于临床,服务于病患。

田锡与宋初的文学批评

田锡推崇自然、尊重个性的文学批评观,为活跃宋初的古文观念,丰富宋代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宋代文学批评史上应享有一席之地。

宋代《天问》研究管窥

宋元明时期,《天问》研究在学术思潮嬗变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汉唐的章句注疏之学转向宋代的义理之学。元明承宋,缺乏创新,是宋代《天问》研究的继续和回响。通过对洪兴祖、朱熹二人《天问》研究的分析比较,浅谈宋元明三代《天问》研究概况,对认识《天问》研究的变化发展有重要意义。

朱熹“天生成腔子”说意蕴探析

“天生成腔子”是对文章文学从语言形式到思想内容综合的完美性要求,因而是朱熹理想主义文学观的一种生动形象的表达。“天生成腔子”作为文学艺术的批评标准,追求的是绝对的完美,成就的是相对的完美。其含义不但包含最基本最具体的修辞用字和各式各样的语言风格,而且包含着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

试论宋初直臣田锡白体诗歌创作

宋初政坛名流、部分学白的代表作家田锡,其白体诗作既有应制唱和、赠友闲适等典型的宋初白体诗诗歌题材,更有反映现实政治、表达理想抱负、浸透人生感怀的政治讽喻诗与咏怀伤感诗,这些大大开拓了宋初白体诗的题材范围。在诗歌风格与艺术追求上,胸襟开阔的田锡表现出转益多师的印记,既有豪健深沉、哀婉缠绵的一面,还有清丽流畅、闲适平易的另一面。此外,诗歌语言上,平易清新与含蓄精健并存;诗歌体裁上,古体与近体平分秋色等等。这些都是对当时以二李为首的馆阁翰苑词臣及其以徐铉为代表的南唐降臣的白体诗歌创作的极大丰富。

君臣关系视阈下的宋初三家论体文

宋初论体文以徐铉、田锡、王禹偁三家最为重要。现存徐铉论体文几乎全部是关于君臣关系的讨论,他以"赤心"作为君臣彼此相处的准则,强调儒家伦理,推重士臣作用,为宋人重建儒家君臣秩序及防止皇帝专断提供了一定借鉴,而其中关于朋党及君子、小人之辩的内容也为宋人导夫先路;由于宋初皇帝好文、重谏的政策影响了当时的君臣关系,故田锡的论体文多与科考、论谏活动有关,并塑造了田锡致君为用的精神,以及好直敢谏的政治个性,并进一步影响到了其论体文的创作与品格;王禹偁的论体文与其史观有相通之处,他作史注重"君臣事迹",强调"善恶鉴诫",并善于史实辨正,这在其论体文尤其关于君臣关系的论述中得到了体现。

田锡交游考

田锡,宋初著名的政治家与文学家,其一生交游颇为广泛,友朋甚多。田锡33岁以前,志学西蜀,后又游学秦洛,仕宦宣州、相州、睦州、陈州、汴京等地,与当世贤俊多有交游,开阔了视野,提高了自身修养,对所游宦之各地亦产生积极影响,端正了风气,从而形成宋初朝野积极向上的向心力,田锡也因而成为有影响力的闻人。考述田锡交游,结合其宦游之地,借以展示其一生主要行迹,以期为全面研究田锡提供更完备的资料。

试论宋初阶段学白诗人田锡的诗学观

宋初直臣田锡的古文与辞赋创作已得到学界普遍关注,而其诗歌研究一直处于相对寂寞的境地。田锡是宋初阶段学白诗人的代表,他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诗学主张:在诗歌内容与功能上,他主张反映现实,服务政治与表达情性相结合;在诗歌审美上,他崇尚雅正与艳丽并美;在诗歌风格上,强调绚丽多姿与不拘一格并举;在创作手法上,师法自然与转益多师并重;在诗歌语言上,平易流畅与含蓄精健齐芳;在诗歌体裁上,古体与近体不分轩轾,如此等等。这些主张表现出较高的理论价值与开阔的文学胸襟。同时,田锡诗歌创作基本实践这些诗学主张。他部分纠正了宋初白体诗内容单一追求闲适、语言追求通俗浅易、风格偏向平易流畅的倾向,并成为宋初阶段学白诗人的杰出代表,其诗歌主张与创作实践丰富了学界对宋初白体诗歌内涵的体认。

论北宋田锡的军事观

北宋初期,田锡有感于当时面临的战争形势,以其独到的见解,先后写下大量关于北宋边事的奏疏、策论文章。在当时战事频繁的时代背景下,田锡针对宋代军政分离的中枢体制、扬文抑武等用人机制中存在的弊端,做出理性务实的思考,对宋廷提出了强国为先、安民为本、军政合议、选用武将的主张,得到了后世史家的关注和称道。

黄宗羲的“天”之辨

在考察黄宗羲关于"天"的概念时,我们会发现他提到了两种"天"的概念:一是他认为"天"即"气",是万物的始源;一是他认为"天"即"理",是万物的主宰。这两种概念是不冲突的,毋宁说是互补的。无论是"气"之天还是"理"之天,终归是一天。"理"之天不过是"气"之天的一项重要功能的体现。而这就展示了东方哲学的独特逻辑,即部分与整体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论田锡的政论文风及其成因

田锡是北宋前期重要的政论文作家,他与柳开、王禹偁等人,在宋初高举复古大旗,是唐宋古文运动过渡期的重要倡导者。他的政论文在文句上自由灵活,构思巧妙变化;在具体的论述中汪洋恣肆而少收束;在论政表述上,表现出愤急之态。这些文章特色的形成,皆与他所处的政治环境、个性气质及其援道入儒的文学思想有密切的联系。尤其是他"微风动水,了无定文,太虚浮云,莫有常态"的文学主张,对后世三苏"行云流水"的散文追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有导夫先路的重要意义。

论朱熹与田愚的宗法思想

宗法思想是朱熹《家礼》与田愚《艮斋礼说》的核心,而嫡长子继承制又是宗法思想的核心。朱熹《家礼》中的礼仪形式,也正是为贯彻和执行宗法制度服务的。每一个家庭和家族都应该按《家礼》的标准来执行,做到长幼有序,贵贱有等,各守名分,进而统驭整个国家的社会秩序,使其全部纳入"天理"的轨道。田愚同朱子一样,不仅注重宗法制度,而且还有所发挥,"发前未发为多",即是在《家礼》的基础上有所充实和发展。

朱熹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思考

朱熹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思考,是其整个理学思想的核心。正确地理解它的含义,有利于我们全面地把握朱子理学思想的价值和意义。"天理"的内涵并不单纯是指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更重要的是指宇宙天地间一切符合事物发展规律性的正向定理;"人欲"决不是指人们的正常的物质欲望和生活欲望,而是指那些违背社会健康发展之内在规律的邪恶的不正当的个人私欲。

日本的王希天研究

日本的关东大地震虐杀华工案和"王希天事件"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日本政府曾极力掩盖虐杀中国劳工的真相,严格控制封锁相关的档案资料,致使这一事件的真相迟迟不能大白于天下。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国内具有正义感的专家学者,在反思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罪行的同时,开始了对关东大地震前后虐杀王希天及滞日华工个案的研究,先后出版了一些具有史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著述,为国内的王希天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助力。

略论金元时期诸宫调音乐作品

诸宫调是说唱故事的一种形式,兴起于北宋中期,相传为孔三传所创。靖康之变后,诸宫调分为南北两派共流传了二百多年,经北宋、南宋、金元、衰落于元代的中后期。诸宫调对我国古代音乐史和宋元时期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目前发现的诸宫调只有三部,流行于金朝的《刘知远诸宫调》和《董西厢诸宫调》,流行于元初的《天宝遗事诸宫调》。由于流传下来的资料太少,故这三部诸宫调显得弥足珍贵,许多专家和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和整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