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曼:中国第一女哲

春秋早期的邓曼,堪称“中国第一女哲”。她对中国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具有涵盖形上学、形下学以及“天人之际”关系的思想系统,更在于她做出的三个思想首创:一是“天道”概念(天帝显示的必然法则);二是“天不假易”命题(天帝绝不宽容傲慢轻率之人);三是“天道盈荡”命题(事物发展到满盈状态时,就会动荡不安,这是天帝确定的必然法则)。此外,她特别表述了以“德”“信”“刑”为核心范畴的政治哲学思想,并以形上的天帝信仰来为这种形下的政治哲学奠基,意味着人对天的一种应有态度——必须敬畏天命以尽人事。

董仲舒君子论之天元端机及其王道意蕴

董仲舒君子思想以对天性的洞明而展开,为君子人格的挺立奠定了至上性的先天根基。君子在“本天元”的生命复归中,于元之生生境域,承元之正,守元之仁,在“知仁谊”与“重礼节”的程式中,径入“安处善”与“乐循理”之境,逻辑上型塑了道德完美主义的君子主体人格,从而潜在地为庶民人格培育提供了范式与诱导。在天元涵摄中,君子品质复归于生命之本真,体悟生命原态的安然与自适,同时客观上导引社会渐次趋于整体良序。由是,董仲舒“天性”君子论自然具备了王道意涵。

礼器与“汉道”:海昏侯墓“籍田”器的制度及政治考察

海昏侯墓出土的“籍田”器是昭、宣时代政策转向的器物表征。此种礼器被刘贺随葬于身旁,一方面是一种纪念,另一方面也反映“劝农”之风的再兴以及“汉道”的调整。就“籍田”的礼制要求来说,田间劳作、宗庙祭祀与宴饮庆贺为三大主干内容。在礼器的选择上,刘贺墓中没有出现体现田间劳作的农具类礼器,而是以承担宗庙祭祀功能的鼎和宴饮庆贺活动中的灯作为礼器代表。前者作为宗庙之器,是祭祀时行礼的物品,更是“汉道”绵延的重要载体。后者则配合着夜饮活动,与“劳酒”相关,因“劳酒”在时间选择上以夜晚为佳,故以灯为礼器代表。

由象至道:张载“大心体物”的展开及其境界

张载的“大心体物”之说受到孟子思想的影响,是对孟子“尽心知性”和“立乎其大”观点的统贯与融合,它包括形成对“象”的客观认识和体认与“象”的一体共融两重含义。前者依托于耳目器官,后者在前者基础上依托于具有先天感知能力的“心”。但“象”的无限性与耳目能力的有限性以及“成心”问题,需采用“时中”和“化”的方法才可以体天下之物,从而进入内外合一、物我合一的“道”的境界,借此张载也展开了对佛教以天地日月为幻妄观点的批判,显示出强烈的“为往圣继绝学”的道统倾向。

“性命”怎么和“天道”相贯通的——理学家对孟子核心概念的改造

主流理学的主要议题集中在天道性命上面,"天道"是形而上学的语汇,"性命"则是心性论的语汇,理学思想中的形上学命题大抵是心性论的延伸,两相比较之下,心性论的问题更为根本。理学家一般都认为其心性论思想来自《孟子》,这样的溯源有文献及哲学理据的双重理由。但笔者认为理学家从《孟子》处借得诠释的正当性时,事实上已作了语义的转换工作。孟子的"性善"与"良知"两个核心概念原本只是纯粹的心性论语汇,理学家将它们扩充到形而上学去,天道性命因此相贯通。理学家的解释有哲学的理由,它可释为原语词蕴义之朗现,但这种朗现也可视为跳跃,其内涵已非原始语义所能拘束。

董仲舒教化哲学研究

教化哲学是董仲舒思想体系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秉承《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思想路径,董仲舒教化理论可分为天道教化、人性教化和王道教化三个不同的思想向度。天是董仲舒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宇宙的主宰和最高权威,是社会道德教化、政治教化的终极价值根源。在人性教化方面,董仲舒主要提出了"教化成性"说,它充分论证了道德教化和政治教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王道教化是董仲舒教化思想的现实归宿,它集中体现了董仲舒的时代关切。

明代黄天道及其教义思想简论

在明清时代民间宗教发展史上,黄天道的出现,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黄天道创立者李宾与其后继者构建的教义思想,以及在明末清初表现出来的截然不同的政治倾向,对明末以来的民间宗教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明代天道外交的观念及其现代价值

明代外交以天道思想作为其指导思想,主要体现为夷夏秩序观念、战和观念和义利观念。夷夏秩序是中国和朝贡国之间的辐射型关系,附属国要履行朝贡礼节;战和关系经常受到礼数和边境问题的影响;天道外交中重义而轻利。与西方近现代人道外交相比,天道外交具有其优越性和局限性,可为近现代人道外交提供有益的补充和借鉴。

天道、王道与人道的和合之象——从作为一种文化符码的“乾陵”看唐人的审美境界

乾陵是一座意蕴丰富的古老的文化符号,从审美角度解读这一文化符号,展现出的是中国人在其历史性生存中所追求的天地境界之美,这一境界表现为天道、王道和人道的和合。这一天地境界体现出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形而上追问与形而下关怀相和谐的自觉的生命意识和超迈的人道情怀。对乾陵的审美解读,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跳动的生命底蕴的触摸。

先秦儒道天道观异同探微

同一时代不同哲学思想体系的语言有相同、相通之处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但是,根本不同的思想体系的差异必然表现为其基本范畴的选择、创设和内涵的差别,这样在结果上才呈现为归旨不同的思想体系。"天"、"道"、"天道"在儒、道思想中都是重要的概念,儒、道思想的分歧与"天"、"道"、"天道"内涵的差别是相呼应的。

天道、身道与国体:董仲舒国家建构思想的三重维度

汉朝发展至武帝时期,原有的政治体制已经无法适应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各种制度问题不断涌现。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董仲舒以天道作为政治体制设计与运行的宇宙论依据,以身道作为规范政治体制要素及其关系的正当性基础,以政治家的实践技艺作为消解政治体制建构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权力问题的主要方式,对汉朝的政治体制进行了规范性的研究与设计,建构了系统的贤能政治体制。对董仲舒国家建构思想进行整体分析,并在此的基础上对其所建构的贤能政治进行反观与检视,有助于理解传统政治的特点及古今政治的分界。

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精神与中国传统之重建

该文认为政治就是以公共权力分配为核心内容的游戏;政治学与政治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政治学研究权力游戏规则的运行规律,而政治哲学则研究权力游戏规则的合法性;古典西方政治哲学所形成的是一种正义传统,而它正与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天道传统相呼应。中国近代所形成的革命文化破坏了我们自己的政治哲学传统,重建我们自己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传统,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

论张载礼学的社会教化功能与现实意义

为了应对严重的时代危机,张载礼学在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礼学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礼义上升到人性、天理的本体层面,既为儒家的伦理道德秩序寻找到了更为坚实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把超越的"天道性命"落实到了个人的修身实践和社会教化使命之中。在"明体达用"的前提下,张载有效地兼顾了儒家礼学的超越性和时代性,从而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

中国哲学固有问题的探寻

近年来,学者对以西方哲学的概念、问题和理论框架裁剪中国古代文献、解读中国思想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要重建中国哲学的话语系统、创新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在这一工作中,回归到中国哲学的固有问题是重要的途径。根据中国古代哲人的总结可知,道、天、物、王、人是他们的主要致思对象。古代哲人试图对道、天、物、王、人及其之间关系的各种困惑给予一个根本的解决,于是产生了中国哲学。关于道、天、物、王、人及其之间关系的各种问题就是中国哲学的固有问题。

《左传》、《国语》中的天道观

天道概念源自于天命神学,最早产生于《左传》、《国语》中。《左传》、《国语》中的天道观有三层意涵:道德义、天人感应的神学义、普适天人的宇宙法则。《左传》和《国语》的天道观在儒家的天论中有重要意义,它涵括了儒家天道概念的三项主要意涵和两大天道观模式(天人感应和天道自然),为儒家的天论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和基础。《左传》和《国语》天道观的最大意义也正是在于,将对天的认识发展到"道"的水平和层次,而只有在"道"的层面上,使儒家的天论得以真正形成和展开。

董仲舒论和合——以《循天之道》为中心的考察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以天道决定人事,在天道与人事之间,"和合"是贯通两者的关键点,即将天道之"中"落实为人事之"和",同时引入"合"的观念,由人的行为的"合"而达致"和"的结果,"中"、"合"、"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从天地之道到社会生活的过程。董仲舒对于和合的讨论,其主旨是在于政治社会生活的和谐。而政治社会生活是建立在一个个个体之上的,因此其《循天之道》将社会的和谐落实在个体的和谐之上,再将个体的和谐返归为天道,而这种和谐最终被描述为一种道德境界、道德价值。以天道决定人事的方法在董仲舒这里得到了直观的体现,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典型理论形态。

北京广福观明代史事考论

北京广福观始建于明代天顺初年,至今有近600年的历史,现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同时也是什刹海历史文化展示中心和北京市西城区道教协会所在地。但是关于广福观的创建历史和性质,历来众说纷纭,疑误较多。以新发现的广福观碑记为主要依据,结合其他文献史料,考证了广福观的明代史事,厘清了一些历史疑误。认为北京广福观创建于明代天顺元年(1457),而非天顺三年(1459);广福观是孙道玉别院,非明代道录司衙址;广福观的名称一直未变,与大德观是两个不同的宫观。

《周易》“德”论析

《周易》通过打通天道与人道,为人道之“德”找到了形上学根基,并通过九卦的三陈建立了由内而外、由个人而天下的完整的“德”论体系。“德”不仅是沟通天人的桥梁,而且是谛造君子和天下得平的途径。透过《周易》的占筮形式和思辨语言,可以发现其核心是在表“德”。

妙在“有”“无”之间--从“天泉证道”到“严滩问难”

从价值观的视角看,阳明和王畿的思想都有自觉融合"有"与"无"的一面,这在所谓"天泉证道"和"严滩问难"中,有突出的体现。从"天泉证道"到"严滩问难",讨论的中心是本体与工夫问题,而其表述方式,则是"有"与"无"的交融。其中,学界关于"天泉证道"和"严滩问难"的最大争论,是王畿以"四无论"来解读阳明的"四句教"和"有心""无心"之论,是否符合阳明的本意。我们认为,虽然王畿有对"无"的特殊偏好,但是其根本的为学宗旨还是主张要"有"与"无"交融,而其提出"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或是"本体上说工夫"、"即本体证工夫"与"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或是"工夫上说本体"、"用工夫合本体",则分别代表着为学工夫的不同入手路径。阳明和王畿的为学宗旨,都能做到妙在有无之间,这也确保了其不会偏离儒学的基本价值观。

刘殿爵《道德经》英译本研究——以“天下”一词为例

作为译坛权威之作的刘殿爵《道德经》英译,契合了国人与英语国家人士的思想。以"天下"一词为突破口对译文进行梳理分析,既能凸显出道家(教)思想对"天下"观念的构建功效,同时也有助于勾勒出刘殿爵译本的翻译策略及幕后的改写因素。在归化与异化之间寻求平衡是刘殿爵的翻译策略。凸显中华文化魅力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赞助人的企鹅出版集团以及《道德经》本身的诗学元素都成为了《道德经》改写的幕后主导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