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与江南绅商的联合救济事业探析——以天津广仁堂和上海广仁堂为例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慈善事业也开始迈入新阶段。在开展救济的过程中,以盛宣怀为首的一批有志之士不断拓宽救济范围,逐渐突破传统善堂的局限。为了更好地缓解灾民之苦,盛宣怀与江南绅商在慈善救济上的合作程度逐渐加深,共同创办一系列慈善机构。天津广仁堂和上海广仁堂是盛宣怀和江南绅商联合救济事业的典型,二者的管理运作模式与传统善堂相比,有很大突破,深刻烙印着“南人”办事的色彩,开办模式既影响了同时代的慈善机构,也为传统善堂向近代新型慈善机构转变提供了借鉴。

清代的天津商人与社区认同

得益于漕运、海运等长途贸易和长芦盐业,天津在清初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发展,同时也吸引了其他地区的移民。与隶属官、军两籍的明代移民不同,清代移民多是以经商为目的。经济利益与城市生活将这些居民联结成一个新的社区,而以商人为主体的社会参与对于社区意识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天津滨海地区两种典型软黏土蠕变特性试验研究

通过三轴蠕变试验,研究了天津滨海地区两种典型淤泥质黏土和粉质黏土的非线性蠕变特性。蠕变试验采用分级加载的方式进行,利用"陈氏法"对实测数据进行处理后得到两种软黏土在不同应力状态下的蠕变试验曲线。在此基础上,提取相关数据得到两种软黏土的应力–应变等时曲线,根据该曲线的变化规律,采用Merchant模型对两种软黏土的蠕变曲线进行拟合,确定模型参数,建立了适用于天津滨海地区两种典型软黏土的非线性蠕变模型。最后,对两种软黏土蠕变模型参数的变化规律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Merchant模型中虎克弹簧的弹性模量EH随主应力差增大呈负指数规律变化,Kelvin体的弹性模量EK随主应力差增大呈线性规律变化的经验公式。

越南汉籍《往津日记》及其史料价值评介

《往津日记》是关于越南阮朝特使阮述第二次使华经历的记录,是越南汉籍中保存并流传至今的仅有的几种"燕行记"之一。该日记的孤本由法国戴密微教授于1939年左右在越南河内首度发现,后经陈荆和教授整理,于198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正式出版。《往津日记》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可以为近代中越关系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为深入研究轮船招商局提供新的史料依据,为中越文化交流提供新的资料等,这种价值应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

亦“民”亦“商”:华北危局中天津商人的双面性格

华北危机将天津商人置于历史“事件”的中心,商人的国民身份因此而凸显,积极抗日的呼声、维持地方秩序的举措,蕴含着“私利”与“国权”的双重考量,而采用抵制日货作为民族主义情感的主要表达形式,更加剧了二者之间的冲突与紧张。既是“国民”,又是“商人”,亦“民”亦“商”,唯有把握此一双重身份,方能真正同情性地理解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的诸种表现。

近代旅津粤商义演及其对广东音乐的传播

近代以来,旅居天津的粤商不断增多且经商总体成功,其中有不少爱乐人士。为丰富文化生活,广东爱乐人士在天津成立了音乐组织“旅津广东音乐会”。该组织以赈灾音乐义演亮相天津,得到了民众喜爱和政府嘉奖。他们的音乐义演活动,不仅扩大了广东音乐在天津的影响,同时还募集了资金用于救灾、助学,为同乡和当地民众解困,为天津公益慈善事业作出了贡献。广东音乐会的慈善义演与音乐传播,既体现了广东音乐的时代意义,也使广东音乐成为近代天津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景。

从文人纪事题咏看康雍乾时期天津盐商私家园林的转折

天津盐商私家园林作为北方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代康雍乾时期产生了从模拟天然雅趣的文人化园林过渡到追求精致的人工化园林的重要转折。这一转折在园林与城市布局的关系,园林构筑及园内物质文化生活等方面都有强烈的表征,并与当时的技术水平及盐商社会地位的变化有着强烈的关联。

张氏遂闲堂考述

张霖,室名遂闲堂,河北抚宁人。以业长芦盐而久居天津。康熙时构筑问津园与一亩园,在康熙中叶遂闲堂的活动影响达到鼎盛。遂闲堂是天津历史文化的开创者,没有张氏遂闲堂,也就没有代表天津历史文化高峰的査氏水西庄,因此遂闲堂在天津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至关重要。然而由于文献记载稀少,活动时间相对较短,对遂闲堂的研究并没有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与其对天津文化的贡献极不相称。文章从张氏父子兄弟事略、张氏园林、遂闲堂宾客述略、遂闲堂的主要活动、遂闲风雅余韵五个方面叙述张氏遂闲堂发生、发展的过程,呈现张氏遂闲堂的大致脉络。

论五四运动中天津商人的态度

“五四”运动中,天津商人进行了罢市斗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其在运动中摇摆不定的态度、被动的表现,突显出了商业资产阶级软弱性、妥协性的一面。

近代绅商阶层与地方治理--以清末天津县自治为中心的考察

自1906年起,袁世凯开始在天津县试办地方自治,天津绅商逐渐摆脱商人"在商言商"的传统,开始参与到区域政治的实际操作中。在天津县自治的筹备、组建和具体实施过程中,天津绅商始终担任重要角色,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然而,由于"亦官亦商"双重身份以及商人传统意识的约束,绅商在地方自治的进程中仍暴露出自身的诸多局限。

姚学源致李鸿藻未刊信札解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有数量丰富的晚清重臣李鸿藻存札,其中有10余通为李鸿藻表弟、天津大盐商姚学源在甲午战争前后所写。在这些信札中,姚学源对当时的政局与战局多有记述与议论,并于旅顺陷落之后一再表达主张议和的观点,还透露了天津的种种民情与政情,诸如战争恐慌的不断上升与办理团练的成效低下。这些信札为观察甲午战争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也反映出姚学源作为“绅商”在天津官场拥有的丰富人脉。

抗诉与协征之间:近代天津商人团体与所得税稽征

所得税在晚清民初尝试开征,至1936年成功推行。天津商会及各业公会作为工商界之团体代表,在所得税立法及征稽过程中成为抗议行动先锋。20世纪20年代,天津商会汇集本地意见,与上海、北京等地团体互为声援,表达抗议。至国民政府时期,天津商人团体协同立场,以天津情形特殊,苛捐未除,表达暂缓诉求。未已,天津沦陷于日本铁蹄之下,市政大权为治安维持会掌控。敌伪政府并未放弃这一重要税源,对税法稍加修正即恢复。经历整顿改组的商人团体无力抗衡伪政府,但为维持经营,仍成立各业停征所得税后援会,支持商会与伪政府展开交涉。抗战光复后,国民党政府因内战财政支绌,合并征收所利得税。至1948年,甚至加重以六倍预征。天津商会一直表达反对意见,但在政府压力下仍要协助税务部门进行税额统计、核查、宣传事宜。跨越不同时期的政经格局,商人团体始终借助舆论及呈请表达税权,力求减税,履行着纳税人团体的角色。官方迫于财政需要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商人团体又不得不参与协征。然在抗诉与协征之间,商会作为纳税人团体的集体代理权及行动力受到政治空间和时局的影响,难以对官方征税形成有效制衡。

协定与自肃:沦陷时期天津商人团体与价格管控

天津沦陷后,日本占领当局迅即组建治安维持会,同步开始实施物资管制和物价管控。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及天津市政府发布系列控价法令,均赋予商人团体以重要职责,而经历人事改组的商人团体,对此亦无由推脱。在日伪构建的物价协力体制中,商人团体在"价格协定""价格自肃"方面担当重要角色。所谓协定,即官方与同业公会合议定价,商家须按此售卖不得私行加价;自肃是要求同业公会主动领悟政策精神,自励自控。决策程序有别,而控价目的一致,早期以协定为主,后期因物价全面上涨,协定难以坚持,逐步向自肃过渡。但如结合物价上涨之大势而论,日伪天津政府在控价方面仍取得一定成效。

抗战胜利后的天津商人与政府摊派(1946-1949)

抗战胜利后,天津市政府税收不敷所用,开始频繁向商人强制摊派各类费用。这些费用按其用途可分为城防工程费、慰军劳军费、军队给养费等类型,基本用于内战军政。政府摊派通常由政府机构或警备司令部直接向商会、同业公会下令,不仅次数频繁,且数额惊人。商会和同业公会接令后不得不召集团体会员及资力雄厚的企业分摊承担。按其性质,政府摊派属于正常税捐规费之外的额外负担,遭到商人的强烈反对。天津市政府明知摊派违背法理常情,但一边下令禁止,一边仍行摊派。政策上的自我矛盾和冲突说明地方政府财政趋近破产,在战争压力和通货膨胀之下,政府过度依赖预算之外及税收之外的收入。商人团体本应以商人共利为本位,但在军政机构强令下,几成为筹款征税的工具,难以维持其自治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