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西藏边境口岸建设中国与南亚通道的路径探析

西藏边境口岸具有毗邻国家和地区比较多、口岸稀少、口岸之间距离遥远、口岸通商历史悠久、口岸基础建设相对滞后、口岸运行受南亚国家关系影响比较大等特点。依托西藏边境口岸建设中国与南亚通道需要因地制宜地改善或提升与南亚各国的国家关系,加强西藏边境区域交通、通信、水电等基础建设,将交通便利、战略位置重要的边民互市升级为口岸,在我方实际控制边境区域建设村庄和民间边民互市,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最终通过边境口岸将中巴、中南、孟中印缅三大走廊连接起来,建设中国与南亚各国之间经济、文化、政治、外交大通道。

西藏与邻省藏区稳定研究视域与思路

中国西藏与邻省藏区的稳定问题,是事关国家治理全局的大事,是国家战略中大边疆战略的一部分。通过对中外边疆理论和观念的梳理,可找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在边疆治理上迫切需要做深度研究的问题,以新的视角和思路提出分析意见,为国家层面的决策提供智力支撑。

“藏哲边界”争议与近代中印边界锡金段划定

19世纪初,东印度公司逐渐开始侵吞锡金,通过租借大吉岭,逐步将势力渗透入喜马拉雅山地区,而后以此为跳板,向今中印边界锡金段附近迈进。清朝与西藏地方抵制了英属印度对"藏哲边界"的武装入侵,但终究于1890年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使传统的"藏哲边界"加以变更,并约定了今中印边界锡金段的划界走向。

藏尼边界纠纷与咸丰朝的廓尔喀之役

有清一代,一统尼泊尔的廓尔喀王朝先后发动过三次侵藏战争,藏、尼边界纠纷贯穿于三次战争期间,是战争爆发的直接导火线。咸丰年间藏尼战争的再次爆发既是前两次战争的延续,也体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尼双方在西藏边境力量的消长。在驻藏大臣的调停下,廓尔喀虽然最终放弃了对聂拉木、济咙等西藏边地的领土要求,但通过获得在藏的贸易与政治特权,进一步巩固了其在跨喜马拉雅贸易中的垄断地位。由于尼泊尔已成逐步沦为英国的附庸,维系下来的中尼封贡关系并没能巩固藏地的安全,反而使是宗藩体系下模糊的藏尼传统边界受到尼泊尔的不断挑战与侵犯。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西藏与尼泊尔金融合作研究——基于跨境人民币业务视角

文章基于跨境人民币业务视角,分析研究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西藏与尼泊尔边境贸易发展以及金融合作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并针对推进中国西藏与尼泊尔金融合作、加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认为,由于特殊的地域环境和边贸条件制约,跨境人民币业务还有巨大的拓展空间,加强中尼金融合作,还需从金融机构设置和基础设施等各方面推进。

《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划界条款之解释

《中英会议印藏条约》划定了中印两国边界线,印度认为该条约仅仅是双方划界的基础,而非实际的界限。条约解释历史渊源是罗马法,理论渊源是逻辑和善意、公平。基于其历史渊源和理论渊源,条约解释方法形成了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两个主要学派。《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是各种理论和方法的妥协调和,以客观主义理论和文义解释方法占据优先地位。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无论运用文义解释方法和目的解释方法,《中英会议印藏条约》都清晰地划定了中国西藏和锡金之间的边界。印度的主张是不能成立的,违背了善意原则。

新天下观视域中的中国西藏南亚通道建设和兴边富民战略

中国西藏加强南亚通道建设和实施兴边富民战略,可以从新天下观视域中理解其中蕴含的深刻含义。在这一视域中,二者相辅相成,同是为了推动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化进程。在构建南亚通道和实施兴边富民战略中要妥善处理好中印关系,采取更加主动的姿态,阐明中方立场,以新天下观的理论建构稀释印度的"过度敌人论"、消弭印度的"挟洋(印度洋)自重"思想和抑制印度的地区霸权主义,从而以"功成不必在我"的长久努力促进中国—南亚实现最终团结,共迎"亚洲世纪"。

中国西藏与不丹之间传统贸易的三种模式

1959年之前中国西藏与不丹之间的传统贸易前人所知甚少。文章利用藏汉文历史档案,再现了历史上中国西藏与不丹帕里、萨布(隆东)、拉康三地的贸易状况。认为这些地点的边境贸易根据地理特征、交通条件、双边社区间距离等因素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帕里的特点是"飞鸟归巢",使不丹商户与帕里居民结成固定关系;萨布(隆东)则以定期集市为特征;而拉康则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代理贸易。今天在建设"一带一路"背景下加强与南亚的经济交流,历史上这种因地制宜、灵活多变的贸易模式值得借鉴。

当代中国的西藏边境政策与成效初探

本文章论述了当代中国的西藏边境政策,从学术的角度分析其成效及影响。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在西藏边境地区实施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西藏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因地制宜地制定了相关措施,有力捍卫了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促进了边境地区发展,改善了人民生活。60多年来,西藏边境地区各族人民努力发展经济、维护边疆稳定,为建设家园、守卫西南边疆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寇松总督时期英国(印)西藏“前进政策”及其遗产

寇松总督时期英国(印)西藏前进政策源于18世纪末以来日渐清晰、确保英属印度北部安全和开拓中国西藏市场以改善对华贸易失衡状况的诉求。以落实第一次侵藏战争后签订的“1890年条约”和“1893年续约”为借口,英方把经由锡金进入春丕谷地再深入藏境作为实施“西藏前进计划”的突破口。西藏政策并非铁板一块,寇松和英帝国内阁之间在俄国的战略意图评估、如何落实“西藏前进计划”(“稳健”还是“急进”)、英国(印)西藏政策的目标——以“宗主权”否定中国主权、制造“西藏独立”等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上共识和分歧并存。开放中国西藏贸易市场、谋取商业利益虽不像图谋“西藏独立”的战略需求那么强烈急迫,但却始终是英国(印)西藏前进政策基础性的、持续的刺激因素。寇松版西藏前进政策的取向为其后英属印度政府和独立后的印度完全继承下来,中印边界争端就是其前进逻辑的直接后果。

中印边界、西藏问题与印度对中国外交

印度独立后试图实现英国人所留下的与我国西藏地区之间的“边界”,但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现及西藏和平解放,印度认识到其必将面临新的形势。印度较早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后调整了对我国西藏的政策,并在对华外交攻势的掩护下,通过单方面的军事占领,首次将实际控制边界推进至“麦克马洪线”。

浅析近现代中国西藏与尼泊尔边境贸易

中国西藏与尼泊尔关系源远流长,中尼两国有着悠久的边境贸易历史。在19世纪后期以前,尼泊尔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跨喜马拉雅地区的贸易。近代,西藏与尼泊尔间的贸易由于受到英国势力介入的影响逐渐衰落,其贸易中心地位被中印贸易取代。1956年中尼两国在加德满都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与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和两个换文,全部废除了尼泊尔在中国西藏地方享有的特权。1961年12月15日,国务院第114次会议通过《国务院在西藏地区设立海关的决定》,确定在聂拉木、吉隆设立海关,主要面向尼泊尔市场。本文主要对近现代中尼边贸发展的历史进行简述,以便今后对中尼边贸研究提供借鉴。

清代藏南日纳宗归属问题探析

自1888年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后,日纳宗的归属就成为其后百余年中外治史者争论不休的问题。在首次披露第八世达赖喇嘛将日纳宗赏借给哲孟雄(锡金)的藏文历史文书基础上,作者梳理乾隆五十九年勘界过程中从"日纳宗非藏属"到确定边界在"日纳宗迤北"的变化过程,证明噶厦有关日纳宗、隆吐山等地为藏属的立场得到藏、汉文历史文献支持。1888年战争前后,驻藏大臣文硕和升泰有关日纳宗、隆吐山归属的观点分歧虽表现为对相关文献取舍、理解上的差异,本质上是对清朝妥协投降政策的不同态度。

《西姆拉条约》及所谓附约《英藏贸易协定》在实践中的破产

1914年中国中央政府拒绝签字而使《西姆拉条约》无效,英国方面不甘失败,试图在具体事务上"悄悄执行"《西姆拉条约》及其所谓附约《英藏贸易协定》,以期证明该条约有效,从而达至分裂中国的效果。在贸易问题上,该政策不仅受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挑战,甚至英属印度的地方官员都根本不知道《西姆拉条约》及其附约的存在。经过实践,英属印度政府及其官员们一再发现,没有任何议题能够抛开中国中央政府而使用《西姆拉条约》及其附约来解决。这证明《西姆拉条约》及其附约不仅在法理上不具法律效力,甚至在英国人的政策贯彻中都无法得到执行。"麦克马洪线"作为《西姆拉条约》的副产品,不过是英国人搭建并植入印度执政精英脑中的"空中楼阁"。

中国西藏与不丹之间传统贸易的三种模式

1959年之前中国西藏与不丹之间的传统贸易前人研究不多。文章利用藏汉文历史档案,再现了历史上中国西藏与不丹帕里、萨布(隆东)、拉康三地的贸易状况。认为这些地点的边境贸易根据地理特征、交通条件、双边社区间距离等因素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帕里的特点是“飞鸟归巢”,使不丹商户与帕里居民结成固定关系;萨布(隆东)则以定期集市为特征;而拉康则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代理贸易。今天在建设“一带一路”背景下加强与南亚的经济交流,历史上这种因地制宜、灵活多变的贸易模式,对新时期“一带一路”背景下加强与南亚地区间的交流,很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