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县域乡村振兴视角的甘青川藏族聚居县返贫风险研究

文章旨在对甘青川藏族聚居县的返贫风险进行研究。样本数据和资料源于对甘青川藏族聚居县精准扶贫及脱贫工作的田野调查。通过调研甘青川三省藏族聚居县的脱贫攻坚工作,从中总结出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精准扶贫模式,如迭部县“特色产业模式”、泽库县“拉格日模式”、若尔盖县“跨地域协作模式”,发现在实践层面,甘青川藏族聚居县存在扶贫项目的立项随意性的问题、部分脱贫技能培训脱离实际的问题、易地搬迁扶贫模式带来的问题。文章通过返贫风险分析,针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现路径提出相关意见建议。

设立甘青川藏族经济开发区的构想

加快藏区的发展是新世纪我国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之一 ,从甘青川藏区发展对整个藏区发展的影响来看 ,藏区的开发应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 ,优先发展藏族经济核心地区 ,建立内地与藏区经济有效交流传承的平台。具体而言 ,应对区位与资源条件优越、藏汉交流便捷和经济基础较好的合作市优先开发 ,通过实施适合藏民族地区特点的优惠政策 ,使合作市尽快成长为甘青川藏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通过它衔接内地、辐射藏区的特殊地缘文化优势 ,带动甘青川藏区的发展 。

甘青藏区寺院型市场研究

清代中叶以来,甘青藏区以寺院型集镇为龙头,带动集市、街市、小市等集团式发展,寺院会集密集丛生的市场格局形成,深刻体现着其以虔诚的信仰为前提,以寺院社会中心地位为依托,以活佛的崇拜中心为感召,构成的藏传佛教寺院对人口与商业组织聚集的中心引力的动力机制。

甘青藏族妇女社会地位探析

本文对甘青藏族妇女的传统社会地位、在家庭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在藏区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和贡献等三方面作了分析,为我们更好地认识和了解当代甘青藏族妇女的真实生活状况做了一些探索。

寄宿制中学生心理健康、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以青海省藏民族居住区寄宿制中学为例

本研究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采用《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量表》三个量表,以青海省海北州西海镇两所寄宿制中学315名中学生为被试者,探讨了学生心理健康、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青海省藏民族居住区寄宿制学校中学生心理健康、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都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学习焦虑"水平则异常高于国内其他地区,表现出了地域性差异。非寄宿生在"生活满意度"和"消极情绪"上优于寄宿生,但在"积极情绪"上两者并没有差异。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可显著预测主观幸福感水平。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大,心理健康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小,心理健康在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了不完全中介效应。

晚清官方参与下甘青藏区群体纠纷解决机制——基于查汉大寺撒拉回与尕楞寺藏民纠纷案例的分析

晚清时期甘青藏区社会激烈变动,官方、寺院、部落权力彼此消长、交错并行,使得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同时也伴随着民族之间的群体冲突。以循化厅所辖藏区内查汉大寺工撒拉回民与尕楞寺藏民的纠纷及其解决过程分析可以看到,官方参与下的甘青藏区的群体纠纷解决机制主要为:官方处理民族群体纠纷时,尤其是在回藏民族杂居区又是回族的聚居区内,在选择民间调解人时,以当乡调处,但很少选择乡约进行调解;官方解决藏区内民族纠纷时,以"番目"当乡,按照"番例、番规"办理,同时也会采取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灵活变通手段;官方常常以"官民互动"的方式促进纠纷的有效解决。

甘青川边藏区传统部落非正式社会控制刍议

甘青川边藏区传统部落非正式社会控制注重从精神层面,劝谕与教化,培养成员的部落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警戒那些有可能威胁与危及部落团结与安全的个体或群体行为,并以山神崇拜与脍炙人口的史诗、说唱艺术、谚语等等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发挥着非正式的象征控制与仪式控制的功能。非正式社会控制侧重于预防越轨行为与社会失序,有利于降低社会成本,但其浓厚的部落色彩却是现代化转型中必须扬弃的内容。

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川、甘、青结合部藏区绿色包容性发展

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绿色包容性发展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根据川、甘、青藏区近十年的经济发展情况,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该区公共服务存在不均等现象,且整体水平落后其他发达地区,未达到绿色包容性发展的目标。因此,通过提出加快地区经济高速稳定增长、强化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建设、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等政策建议,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绿色包容性发展。

近代甘青藏区市场空间分布研究

近代甘青藏区市场空间分布呈现出以农耕经济带密度为大,农牧交错经济带数量为胜,游牧经济带面积最大而数量最少的地域选择偏向。作为商品交换在空间上的点状集聚,甘青藏区市场发育水平较低,且对治所、堡寨与寺院等地方具有选择上的偏向。其地域与地方选择偏向在连续变化的历史过程中,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与稳定性。甘青藏区市场空间分布的形成,既是多元经济结构决定的结果,也是独具特色的区域政治、族群与宗教文化长期作用的结果,由此造成了市场起源的多样性及演变路径与动力机制的独特性。

川甘青结合部藏区经济发展空间特征及俱乐部趋同效应研究

精确识别川甘青结合部藏区经济发展的区域空间特征是打好四省藏区整体扶贫攻坚战的首要环节。在构建涵盖川甘青结合部藏区48个县2009年到2015年经济社会数据的综合经济发展指数基础上,借助ESDA和空间计量方法对研究藏区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和俱乐部趋同效应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川甘青结合部藏区的经济发展具备典型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依赖性"叠加"特征;表现为整体发展不平衡下突出的"抱团集聚"现象,同时区域整体符合俱乐部趋同发展规律,但在次区域内部已经形成以经济发展空间为尺度的高-高和低-低俱乐部组团,空间俱乐部趋同速率分别为5.3%和11.2%。

变革与锢辙:清朝甘肃茶法与甘青藏区民族政策

清朝甘肃茶法承袭明制,定为茶马事例。其因时局变迁而改革,由充厩之实向以裕国用转变,呈现出务实的一面,最终在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完成以票代引。茶马事例不再名符其实,甘青藏区蒙藏各部由"差发马赋"转向纳粮升科之民与商品交换关系中的消费者。然因清朝对甘青藏区治理固守羁縻为政与族群隔离之旧辄,始终未改变其以不对等贸易为手段制驭蒙藏各部的政策。在变与不变之间,造成清代甘肃茶叶贸易起伏不定、雍滞为常,私茶泛滥,区域社会失序与发展受阻。

民俗学视阙下近代甘青藏区的“男逸女劳”

关于"男逸女劳",自近代以来备受汉地旅行家的特别关注。尽管在我国不很普遍,但也并非广西土著民族聚居区的独有现象,它在甘青藏区也长期存在。在其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中,所衍生出来的"生女养老"的生育观和"赘婿盛行"的婚姻观促使其本身固定成俗。这些观念及其本身,似乎缘于劳动力缺乏,但实际上与宗教信仰关系重大。甘青藏区,地处高原寒区,固守陋习,发病率较高,医疗条件滞后,"枉死者众",劳动力本身就缺乏;再加上其远离汉区笃信藏传佛教,"男子以出家作喇嘛为荣",限于佛教教规而失去婚育机会,"生齿不繁",从而导致劳动力更加缺乏。尽管如此,对于被打上"劣生"烙印的女性来说,任劳任怨,也并非完全迫于这种形势,主要还是藏传佛教思想对其长期影响的结果。

试论甘青川滇藏区政教合一制的特点

甘青川滇藏区,在历史上也曾实行过政教合一制,但与西藏的政教合一制不完全相同。本文把甘青川滇藏区的政教合一制与西藏的政教合一制作了比较,并总结出了甘青川滇藏区政教合一制的两个特点。

晚清甘青藏区的外事管理与冲突解决

晚清之际,洋人通过不平等条约进入甘青藏区,清政府为此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期妥善管理,避免外交事故的产生。然而,藏区民众与洋人之间仍旧龃龉不断,给晚清政府在甘青藏区本就脆弱的社会控制更添几重压力。尤其是保安教案这一重大突发性"藏洋"冲突的发生与解决,实乃晚清政府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末日封建王朝的政治生态以及甘青藏区特殊社会情形等因素合力作用的典型缩影。由是,提升应对他国倾轧挑战的综合实力,加强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水平,是国家与政府之重责。

甘青川滇藏区传统地域建筑文化的多元性

特殊的地理和文化区位造成了甘青川滇藏区建筑文化的多元性特征,而建筑文化的多样性是形成本地区传统地域建筑丰富类型的重要因素,同时,丰富的建筑类型也是文化多样性在建筑领域的集中体现。对历史沿革、文化背景与西藏地区有着显著差异的甘青川滇藏区的传统地域建筑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西藏建筑研究和解决西北及西南地区建筑研究中某些跨区域问题,也可深化对整个藏区建筑格局的认识。

试论甘南藏区的法制环境

法制环境通常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一个是硬环境 ,即具体法律制度的制定、运行和调整状况 ;另一个是软环境 ,即公民个人、政府官员和社会团体的法律意识状况。本文首先分析了甘南藏区历史上的法制 ,既而探讨了甘南藏区法制环境的现状 ,最后提出了完善甘南藏区法制环境的几点建设性意见。

试析明洪武朝河州统治“体统”

明初河州是中央王朝经略包括河州地区在内"西番诸卫"的起点,因置立时间最早,其本身承载的统治策略及政治倾向对于广大藏区后来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在大规模军事征服的前提下,为了在河州地区建立"体统"、形成民族国家认同,明政府采取军政合一的手段来稳定地方统治,并利用土汉混编参治、宗教力量利用、茶马经济控制、广设驿递联通等措施来固化和加强这一开辟的藏区统治新模式。此不仅为"体统"的建立和维系有重要作用,也为后来清朝对广大甘青地区的统治策略提供了较高价值的借鉴意义。

“草场承包”为何姗姗来迟

根据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如果毗邻牧户草场之间设置阻隔性边界/栅栏的边际收益大于其边际成本时,这样一种界权费用将会由双方承担,即实现内部化。但是,在甘青藏区,基于草场禀赋、传统游牧方式的存续等诸多局限条件,毗邻村或牧户双方之间设置阻隔性边界的费用却不能通过自发商谈的形式实现内部化。由此导致甘青藏区,乃至全国大部分牧区,呈现出了"畜-草"承包不能同步推进的尴尬局面——牲畜承包早已进行,但草场承包却迟迟没有推进。当"拉动内需"即国家补贴下的围栏建设以及由于草原过密化而引发要素价格上涨等多种因素意外地出现并契合在一起时,甘青藏区的草场承包改革才真正得以启动,并籍此使草场承包经营权初级物权化的制度费用问题得到了解决。

近代甘青藏区度量衡制问题探析

在近代甘青藏区商贸活动中,所使用的度量衡器很复杂。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当时社会经济水平方面的因素,有外来商帮的因素,也有官府方面的因素。度量衡器的这种混乱状况,给当地商贸经济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这是不容忽视的。但我们也应看到,这种状况的存在又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实际上是当时市场经济体系开始初步发育,但又很不完善的表现,是甘青藏区这样一个有着特殊自然、人文环境的地区,商品经济走向近代化的一个早期阶段。

1645~1928年间山陕商人与甘青藏区民族交融

随着清朝复控、治御升级所带来区域社会秩序的稳定,山陕商人在甘青藏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由河湟、河西等地的城镇逐渐向甘青藏区腹地推进,进而将甘青藏区纳入到其商贸网络之中。山陕商人既是甘青藏区对外经济交流的桥梁,组织者与领导者本身的经济活动也越来越与甘青藏区结合在一起,并带动了经济组织的孕育、多族群文化的交流、多族群通婚及其"在地化"等民族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