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extraction method for historical Tibetan document images based on block projections

Text extraction is an important initial step in digitizing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a text extraction method for historical Tibetan document images based on block projections. The task of text extraction is considered as text area detection and location problem. The images are divided equally into blocks and the blocks are filtered by the information of the categories of connected components and corner point density. By analyzing the filtered blocks' projections, the approximate text areas can be located, and the text regions are extracted. Experiments on the dataset of historical Tibetan documents demonstr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method.

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藏文写卷10556《苯教祝祷仪轨书》释录与研究

甘肃省博物馆庋藏10556号敦煌藏文写卷系吐蕃时期文书,保留了诸多藏文厘定之前的语法痕迹,内容主要是为吐蕃政权与百姓祈福祝祷,其仪轨与神祇均属原始苯教,应定名为《苯教祝祷仪轨书》。具有苯教信仰背景或支持苯教的吐蕃重臣与官宦,随着吐蕃的征战曾普遍任职于敦煌乃至河西陇右地区,是藏经洞出现苯教文献的深层次原因。对此件写卷首次完整释录与刊布,为深入研究吐蕃苯教历史以及对敦煌等地区的历史影响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敦煌古藏文占卜文书P.T.1047号再译及其相关问题探讨

P.T.1047号写卷是国内外所藏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篇幅最长、内容极其丰富且苦涩难懂又涉及吐蕃早期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占卜类文书。文章认为该卜法属于中古苯教卜法,其产生年代很早,是藏族先民创造的非常古老的卜法之一,也是吐蕃王室或上层集团独享的一种占卜术。在其占卜的方式上,学界有木板上掷骰子法、羊胛骨卜法、象雄绳占法等三种不同的观点。但是通过文本研读发现,上述观点均经不起科学的检验,多为猜测或推断。另外,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补偏救弊,翻译P.T.1047号全文的同时,做了必要的注解。

PT1249藏文音写四分律抄断片

法藏PT1249号残片,是用藏文音写的汉文文献,其内容难以解读,以往并无人涉及。笔者通过对该残片的研究认为:其内容是式叉摩那受大戒时所使用的问答的一部分,除了起首的导言外,作白的语句均是抄录自《四分律·比丘尼揵度》。目前为止,从未发现有使用藏文音写的汉文律藏文献。而与该文献完全一致的汉字文本,似也未能留存下来。不过,受戒时此类对白是必须的,因此必定为僧尼所记诵。从其对音的特点来看,该写本时代约在吐蕃统治时期。本文提出藏汉文的对照文本,不见于《四分律》的部分语句由笔者按照对音补缺。据此文献可知,在吐蕃时期的敦煌,不识汉字的式叉摩那也能够受大戒,成为正式的尼师。而这一残片除了丰富我们对敦煌佛教的实际情况的认识之外,也加深了我们对敦煌语言文字的理解。

明代藏文历史文献编纂者的身份及其影响

明代以来藏文史书体裁不断创新,藏文人物传记、综合体史书、专门史及其他史书无疑是与众不同的史书体裁形式。这些史书具有非常特殊和重要的价值,从历史文献编纂的角度阐释家族和高僧大德与社会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明代藏族历史资料的重要补充,对后世编纂史书影响颇大。明代藏文历史文献的编纂群体主要是藏族学者,并且大部分都是高僧大德。这些编纂者以其特殊的身份和不懈的努力,弘扬藏传佛教、繁荣藏族文化,并编纂大量的在写作形式、行文结构、词语修饰等方面皆各具特色的藏文历史文献。这些编纂者不仅知识渊博、学问高深、熟知当时社会与政治的情况,而且利用特殊的身份和优势能够获得珍贵的第一手史料,故他们撰写的史书影响十分深远,堪称传世之作。文章运用藏汉文献中的第一手资料,对明代藏文历史文献编纂者的身份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找出明代藏文历史文献中最有代表和价值的史料,同时从历史文献编纂学的视角,对明代编纂者撰写藏文历史文献的影响进行深入探索,论证了明代藏文历史文献编纂者对中央政权的认同意识,对于研究西藏历史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敦煌古藏文术语“Thong Myig”之含义探析

目前对于敦煌古藏文历史文献中多次出现的关键术语“Thong Myig”一词的解读一致认为是痈疽。但本文通过比较和分析有关历史文献,发现“Thong Myig”是“Thong Myi”别写,也是现代藏文“Thong Mi”,并提出“Thong Myi”不是指一般的凶手,而具有为达到某种目的而暗自进行蓄意谋杀之意。此外,根据法藏古藏文文献P.T1071(《Law of hunting.》)的内容,在吐蕃时期的命价法之中专门列有“Thong Myi”之法,假如,在狩猎等看似平常的场合与活动中发生伤人或谋杀的案件,被害人通过证人及各种渠道获取证据指定某个嫌疑人并以故意伤害、杀人罪的名义起诉,但指定的嫌疑人不承认对方控诉而双方就此发生纠纷,为此本案属于“Thong Myi”之法。至此有关部门(Gtsang Dkar Bcu Gnyis)通过侦查和促使双方发誓的手段判定最终结果。其“Thong Myi”之法包括两大内容;一是成立“Thong Myi”的死刑惩罚;就是被指控的嫌疑人最终成为故意伤害、杀人犯,而且因为最初并没有主动承认犯罪的事实,导致了不拥有任何通过偿付命价而保命生还的余地,而直接判为死刑。二是被冤“Thong Myi”的偿付,是被指控的嫌疑人最终罪名不成立,起诉方要按照“Thong Myi”之法的条款向被指控的嫌疑犯偿付被冤“Thong Myi”的相应金额。

周季文藏学研究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藏语文工作者,周季文就是其中一位。本文梳理周季文藏学成就,分析其研究特色、学术精神及学术影响力,为学界后续研究提供参考,推动藏语文现代化事业进一步发展。

明代藏文文献编纂的史学研究价值

明代藏文历史文献从新的编纂角度构建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史学体系,注重多民族文字资料的引用,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也为现今多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历史依据。本文通过对明代藏文历史文献编纂在汉地、西藏、蒙古、西夏等史学价值的分析,总结明代治理西藏地方的特点,对于研究西藏族历史以及明代汉、藏、蒙等民族之间密切与融洽的友好关系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对于当今中央制定西藏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汉藏公文翻译中不规范问题与对策——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五种译文为例

公文翻译是党和国家各种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民族地区更好地传达和贯彻的重要举措。公文翻译最核心的要旨是准确无误地传递原文的信息,必须忠实于原文,但就目前的汉藏公文翻译来说,新词术语不统一、翻译方法和策略不准、翻译风格五花八门等不规范的问题很普遍,这对广大干部群众和各级党政机关学习公文精神和贯彻落实有极大的影响,甚至存在被误解的危险。因此,使用一种统一而又规范的公文翻译文本很有必要。运用比较翻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五种译文为例,探讨汉藏公文翻译中不规范问题及其规范化的对策。由于相关单位的管理能力不足,各涉藏地区审定的新词术语不统一,欠缺汉藏公文翻译专业人才,翻译策略和方法不一样等原因,使得汉藏公文翻译出现了不统一不规范的现象。基于汉藏公文翻译不规范问题,提出加强汉藏公文翻译规范化的政府支持与监督;编纂汉藏公文翻译规范化的大型工具;推动汉藏公文翻译规范化的人才培养;推进汉藏公文翻译专业的学科建设等。汉藏公文翻译规范化对人民群众坚定政治立场、强化大局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浅论元代藏文古籍出版资助者身份

元朝是藏传佛教文化与藏族宗教界人士受到统治者推崇的时期。元朝统治者为了稳固政权,重视多元文化的发展,通过以地方政策倾向及统治者关怀等形式扶持其他民族文化发展。现存元版藏文典籍文献就是最好的例证。依据现存诸多元版藏文典籍文献的前言后记,有元一代统治者不惜重金资助翻译和出版了大量藏传佛教相关文献,这对丰富和发展藏文化、传播藏传佛教起到了积极作用。理清元代藏文古籍出版自助者的身份和资助规模,对于了解元朝统治者对地方文化的扶持及元代多元文化的发展格局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敦煌少数民族文献举要

敦煌自古以来多民族聚居,遗留了大量丰富的民族文献,举其要者主要包括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粟特文等多种古代少数民族文献,为我们认识历史上敦煌、河西地区乃至中亚各民族的社会活动、经济状况、语言文字、文化艺术和宗教信仰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是西部少数民族文献资源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

敦煌藏文ch．9．Ⅱ．68号“金钱神课判词”解读

本文探讨的是一份收藏于大英图书馆印度事务部的古藏文文书。该文书系用铜钱“文”和“曼”占卜的金钱神课判词。文书内容除了占卜词中常有的“仇敌会来否?出行人归否?有魔难否?病人能愈否?诉讼能胜否?行商赢利否?婚姻顺利否?”等内容之外,在开头和结尾处,标榜此卦词为神子孔子所书,由神圣李三郎定夺而成。这在其他占卜文书中从未出现过。此外,还对其他十一份占卜文书的占卜工具、占卜方法、卜辞内容的异同等做了分类介绍;对卜辞中出现的“投毒”、“土葬”等习俗也做了简单的阐述。

敦煌吐蕃文书P.T.1095号写卷解读

P.T.1095号写卷是迄今尚未公开发表的一件敦煌吐蕃文书,是一份购牛契约书。该契约条款完备、债务关系明确,既有担保人也有吐蕃高官做中证人,涉及到三个民族、两个部落,并出现了学术界未曾关注的新部落。契约反映了8世纪左右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民间商品交易活动和民族关系,以及藏语文的通用语地位。文章对该文书首次作了较为全面的解读和分析。

甘肃南部山区藏族早期苯教藏文文献的分类研究

苯教是藏族文明的源头,在其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苯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藏族先民的主导宗教,但自佛教引入西藏后,吐蕃统治者扶植佛教,苯教的地位渐渐被佛教取代。佛教后弘期起,佛教成为藏族人民全民信奉的宗教,而苯教则在边远地区得以生存和发展,就在这些边远地区,留下了大量反映悠远历史的苯教藏文文献,使人们对苯教以全新的认识。

藏汉翻译:互证互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动体现--访周润年教授

中央民族大学周润年教授,多年从事藏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成果颇丰。文章中,周润年阐释了藏文史籍、藏文法典的价值及其翻译、研究的意义,并指出藏文文献翻译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对藏学、翻译学研究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意义。

论藏文文献目录学发展的新趋势

目录学是一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学科,其产生和发展与时代的需求息息相关。文章从信息时代藏文文献信息资源以及数字资源的组织、开发和利用等学术研究相对滞后的现状出发,在藏文古典目录学研究的深化、藏文数字目录学研究的兴起、藏文数字资源编目研究和数字书目控制等方面探讨了新环境下藏文目录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吐蕃寺院岸本考

吐蕃时期敦煌寺院寺卿由俗人担任,负责对寺院财产、寺户及僧尼进行管理,此职在藏文文书中被称为寺院下管家。此外还有常驻敦煌僧团都僧统司的吐蕃人寺卿,也由俗人担任,藏文文书中称为寺院供养粮岸本,也称为如寺院供养粮岸本之大管家、寺院上管家,瓜州和吐蕃本部寺院中也有此类僧官设置。他们除了接受吐蕃僧官体系的管辖外,还要接受岸本榼苏户属、瓜州都仓曹、沙州仓曹等中央、地方各级官员的管辖。吐蕃政权的这种做法源自佛教内律和世俗职官岸本的设置,与唐朝的监寺制度也有一定关系。归义军时期寺卿仍然是敦煌寺院重要僧官。

西域出土一份古藏文告身文献补考

根据新疆出土的编号为ITJ370的西域古藏文告身文献的最新解读,探讨了吐蕃王朝时期最重要的一项政治制度——告身制度,考察了"军功致富"、"告身制度与虎皮告身并行施行"、"官职与告身对应关系"三个问题,并指出该文献对研究吐蕃社会告身制度与虎皮告身制度的重要性。

法藏敦煌藏文本P.T.99号《正说圣妙吉祥名》相关问题研究

文章将敦煌藏文写本P.T.99号中的写本《正说圣妙吉祥名》与《甘珠尔》中所收规范本进行比较,论述二者的异同和相互间的关系。对该经的最初传授者和翻译者,经考证认为是密宗大师无垢友和吐蕃译师聂.杂那。提出释智的汉译本应属西夏时期的译本,依据类似敦煌本的藏文本翻译,认为该经在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

吐蕃苯教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以敦煌西域藏文文书和藏文史书《韦协》为中心

利用藏文史书《韦协》(即《巴协》)较早版本中的相关记载,以及唐代敦煌吐蕃历史文书、新疆古藏文简牍文书、汉文文献有关苯教的相关记载,对苯教的早期历史分期、吐蕃时代苯教的定义、主要内涵、信仰群体、流行区域,以及佛苯之争的突出特点等进行深入和细致的分析,发现早期吐蕃苯教缺乏深奥和完整的理论体系,主要是内容丰富的高原自然崇拜。而汉文资料中有关羊同(象雄)、吐蕃、女国、吐谷浑等宗教习俗的资料,是研究该时期苯教的最为重要的资料;赤松德赞时期,苯教依然是吐蕃的主要宗教信仰,信奉群体主要来自吐蕃赞普外戚的最显赫的家族,包括那囊氏、蔡邦氏、钦(琛)氏、属卢氏(焦若、觉若),以及琼波氏、恩兰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