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县域乡村振兴视角的甘青川藏族聚居县返贫风险研究

文章旨在对甘青川藏族聚居县的返贫风险进行研究。样本数据和资料源于对甘青川藏族聚居县精准扶贫及脱贫工作的田野调查。通过调研甘青川三省藏族聚居县的脱贫攻坚工作,从中总结出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精准扶贫模式,如迭部县“特色产业模式”、泽库县“拉格日模式”、若尔盖县“跨地域协作模式”,发现在实践层面,甘青川藏族聚居县存在扶贫项目的立项随意性的问题、部分脱贫技能培训脱离实际的问题、易地搬迁扶贫模式带来的问题。文章通过返贫风险分析,针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现路径提出相关意见建议。

明代藏传佛教在甘青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甘青地区是我国藏传佛教流布的重要地区,明代是藏传佛教在这一地区传播与发展的关键时期。有明一代,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扶持,加之具有深厚的信仰基础,藏传佛教成为这里占据主导性地位的意识形态。明王朝对这里采取“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的怀柔政策,只要该宗教领袖具有一定的实力,不论是属于藏传佛教哪一教派,都根据其信众多寡和实力大小授予相应的封号,以示优宠。同时,将在内地行之已久的僧司制度移植到了西北地区,使其成为管理该区域内部各种宗教事务的官方机构。明政府还在甘青地区敕建了瞿昙寺、大崇教寺、弘化寺等大批寺院,有力地推动了该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的兴建。藏传佛教格鲁派兴起以后,引起了明王朝的高度重视,其宗教领袖释迦也失被明政府封为“大慈法王”,格鲁派与明王朝的联系日渐密切。在明政府的支持与推动下,明代中后期在甘青地区形成了格鲁派传播与发展的高潮,大批寺院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拔地而起,一些其他教派寺院也相继改宗格鲁派。

地理环境对藏传佛教在甘青地区传播与发展的影响

甘青地区是我国藏传佛教流布的重要地区,是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区域。宗教产生与传播的前提是和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协调、适应,藏传佛教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藏传佛教在甘青地区的传播与发展和此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地理发展,以及甘青地区的地理区位都密切相关。青海和西藏山水相连,青海省以及甘肃部分地区与西藏自治区共同构成了“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主体。由于地理的、宗教的、军事的、政治的、民族的,以及文化、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西藏与甘青地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相互牵动与影响非常明显。甘青地区尤其青海和甘南地区成为藏传佛教的重要传播区域,而甘肃其他区域作为农牧交错的过渡地区,在吐蕃王朝势力强大时也几乎被其全部占领,也受到藏传佛教文化程度不一的影响。甘青地区是重要的多民族聚居区,也是控厄西北的核心地带,又是中原联结新疆、西藏等地的锁钥之地,甘青不稳则新疆、西藏必失。甘青地区这种不可替代的区位特征,对历代王朝在这里所推行的藏传佛教的政策具有深刻影响,继而对藏传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设立甘青川藏族经济开发区的构想

加快藏区的发展是新世纪我国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之一 ,从甘青川藏区发展对整个藏区发展的影响来看 ,藏区的开发应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 ,优先发展藏族经济核心地区 ,建立内地与藏区经济有效交流传承的平台。具体而言 ,应对区位与资源条件优越、藏汉交流便捷和经济基础较好的合作市优先开发 ,通过实施适合藏民族地区特点的优惠政策 ,使合作市尽快成长为甘青川藏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通过它衔接内地、辐射藏区的特殊地缘文化优势 ,带动甘青川藏区的发展 。

甘南藏区牦牛隐性乳房炎病原菌分离及鉴定

为调查甘肃省甘南州玛曲县、夏河县牦牛隐性乳房炎流行情况,探明引起牦牛隐性乳房炎的主要病原菌,利用兰州乳房炎诊断试剂(LMT)筛选牦牛隐性乳房炎,检出率10.25%;采集非阴性乳样,对其中的病原菌分离纯化,提取细菌DNA并测序后,通过NCBI中BLAST比对,共鉴定出236株细菌,其中包含102株金黄色葡萄球菌(43.22%)、18株艾格尼丝葡萄球菌(7.6%)、13株沃氏葡萄球菌(5.50%)和29株大肠埃希氏菌(12.29%);艾格尼丝葡萄球菌为国内首次自牦牛乳中分离得到。结果表明,葡萄球菌属和埃希氏菌属可能是引起甘南藏区牦牛隐性乳房炎的主要病原菌。

川甘青毗邻藏区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新探索

川甘青毗邻藏区属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区,贫困面广、量大、程度深、矛盾多、协调难。同时,该地区生态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业发展在脱贫攻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贫困农牧民参与意识差、参与能力弱、参与机会少、参与形式单一制约了旅游扶贫的效果。本文运用旅游扶贫基本理论框架,梳理了研究区实施旅游扶贫独特价值,结合320户贫困户调研数据及部门座谈中发现的问题,对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和行为进行了问题诊断,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互动关系入手,围绕提升农牧民参与旅游业意识、提高旅游从业服务能力、扩大旅游业的就业机会,促进旅游产业区域间协同等方面,提出优化该地区农户参与式旅游扶贫的具体策略。

晚清官方参与下甘青藏区群体纠纷解决机制——基于查汉大寺撒拉回与尕楞寺藏民纠纷案例的分析

晚清时期甘青藏区社会激烈变动,官方、寺院、部落权力彼此消长、交错并行,使得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同时也伴随着民族之间的群体冲突。以循化厅所辖藏区内查汉大寺工撒拉回民与尕楞寺藏民的纠纷及其解决过程分析可以看到,官方参与下的甘青藏区的群体纠纷解决机制主要为:官方处理民族群体纠纷时,尤其是在回藏民族杂居区又是回族的聚居区内,在选择民间调解人时,以当乡调处,但很少选择乡约进行调解;官方解决藏区内民族纠纷时,以"番目"当乡,按照"番例、番规"办理,同时也会采取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灵活变通手段;官方常常以"官民互动"的方式促进纠纷的有效解决。

近代甘青藏区市场空间分布研究

近代甘青藏区市场空间分布呈现出以农耕经济带密度为大,农牧交错经济带数量为胜,游牧经济带面积最大而数量最少的地域选择偏向。作为商品交换在空间上的点状集聚,甘青藏区市场发育水平较低,且对治所、堡寨与寺院等地方具有选择上的偏向。其地域与地方选择偏向在连续变化的历史过程中,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与稳定性。甘青藏区市场空间分布的形成,既是多元经济结构决定的结果,也是独具特色的区域政治、族群与宗教文化长期作用的结果,由此造成了市场起源的多样性及演变路径与动力机制的独特性。

川甘青结合部藏区经济发展空间特征及俱乐部趋同效应研究

精确识别川甘青结合部藏区经济发展的区域空间特征是打好四省藏区整体扶贫攻坚战的首要环节。在构建涵盖川甘青结合部藏区48个县2009年到2015年经济社会数据的综合经济发展指数基础上,借助ESDA和空间计量方法对研究藏区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和俱乐部趋同效应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川甘青结合部藏区的经济发展具备典型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依赖性"叠加"特征;表现为整体发展不平衡下突出的"抱团集聚"现象,同时区域整体符合俱乐部趋同发展规律,但在次区域内部已经形成以经济发展空间为尺度的高-高和低-低俱乐部组团,空间俱乐部趋同速率分别为5.3%和11.2%。

简析民国时期甘青地区蒙藏民族的现代教育

民国时期,在政府边疆教育的大力推行下,甘青地区蒙藏民族的现代教育得以展开。在现代教育的影响下,甘青地区蒙藏民族的民族意识、思想观念、语言文字等都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也正是这些变化推动蒙藏人民迈出了向现代社会前进的步伐。

试论甘青川滇藏区政教合一制的特点

甘青川滇藏区,在历史上也曾实行过政教合一制,但与西藏的政教合一制不完全相同。本文把甘青川滇藏区的政教合一制与西藏的政教合一制作了比较,并总结出了甘青川滇藏区政教合一制的两个特点。

甘青地区藏族及其对当地的经济开发

吐蕃自公元7世纪在西藏高原兴起后,不断扩展到今甘肃、青海地区,甘青地区藏族逐渐形成。本文在考察甘青藏族来源的基础上,对该地区的经济开发作了深入研究。

甘青川滇藏区传统地域建筑文化的多元性

特殊的地理和文化区位造成了甘青川滇藏区建筑文化的多元性特征,而建筑文化的多样性是形成本地区传统地域建筑丰富类型的重要因素,同时,丰富的建筑类型也是文化多样性在建筑领域的集中体现。对历史沿革、文化背景与西藏地区有着显著差异的甘青川滇藏区的传统地域建筑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西藏建筑研究和解决西北及西南地区建筑研究中某些跨区域问题,也可深化对整个藏区建筑格局的认识。

“草场承包”为何姗姗来迟

根据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如果毗邻牧户草场之间设置阻隔性边界/栅栏的边际收益大于其边际成本时,这样一种界权费用将会由双方承担,即实现内部化。但是,在甘青藏区,基于草场禀赋、传统游牧方式的存续等诸多局限条件,毗邻村或牧户双方之间设置阻隔性边界的费用却不能通过自发商谈的形式实现内部化。由此导致甘青藏区,乃至全国大部分牧区,呈现出了"畜-草"承包不能同步推进的尴尬局面——牲畜承包早已进行,但草场承包却迟迟没有推进。当"拉动内需"即国家补贴下的围栏建设以及由于草原过密化而引发要素价格上涨等多种因素意外地出现并契合在一起时,甘青藏区的草场承包改革才真正得以启动,并籍此使草场承包经营权初级物权化的制度费用问题得到了解决。

青海藏族地区基础教育发展的背景、现状及对策

藏族地区教育,尤其是牧区教育是目前最难办的教育之一,而青海牧区教育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在西部大开发的特殊条件下,针对青海藏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应抓住基础建设和义务教育的重点,调整学校布局,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加强师资培训,建立特色鲜明的民族寄宿制学校,完善贫困学生资助制度等,以提高整体教育水平。

甘青藏区民间工艺的传承与创新——以玛尼石刻和敲铜工艺为例

本文通过对甘青藏区传统民间手工艺中的甘南玛尼石刻和青海湟中敲铜工艺的田野考察,对两类民间工艺的制作工艺、宗教信仰背景、生产模式、文化内涵等方面做了详细分析,并且对甘青藏区的传统民间工艺在新时代的活态传承进行反思。

20世纪初甘南地区人民的革命历程探析

"五四运动",不仅是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也是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推动了社会历史的进程,最终成为中国革命的里程碑。这一时期的甘南地区也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时局的不安和社会的动荡,甘南各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五四运动"的春风吹到了甘南草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和影响下,开展了甘南农民起义、藏族部落革命同盟等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运动,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1949年10月,甘南地区各族人民终于获得了解放,各族人民当家作主,迎来了崭新的生活。

清代甘青藏区建制及社会研究

本文首先对清朝于雍正二年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后,在明朝的基础上,重新在青海、甘肃藏区设置的土司制的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并对其特点和流変进行探索,其次,将甘青藏区划分为七个大的区域,即河北西宁府所辖地区(包括附郭西宁县、碾伯县和大通卫等)、西宁办事大臣所辖玉树地区、河南贵德、循化厅所辖地区、青海湖地区、凉州平番县(庄浪卫)地区、大夏河以拉卜楞寺为中心地区及洮河流域以卓尼杨土司为中心的地区,较为详确地列出清代甘青藏区藏族的分布、人口及经济类型。在此基础上探讨甘青藏区的社会组织,并划分为三种类型,即居于城镇、营汎或附近,主要从事农业和半农半牧生产的藏族社会组织;居地离城镇、营汎较远,以游牧为生的藏族社会组织,以及以大寺院为中心的"政教合一"的藏族社会组织。

法治视野下的甘青藏传佛教僧尼社会保障——兼论寺院的社会化管理

藏传佛教僧尼是特殊群体,通过社会保障使他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体面地生活,是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在社会保障方面的体现,是以人为本政治理念的体现,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社会公正的要求。本文基于实地调研材料研究了甘青藏传佛教僧尼医疗和养老保险、社会救助及其寺院社会化管理实施情况,并简要评析了僧尼社会保障实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