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吐蕃制度与突厥的关系

吐蕃建国后陆续制定的各项制度受到突厥制度的很大影响:吐蕃王朝设立的行政建制如(ru)、职官奎本、如本和贡论、囊论、喻寒波等都是效法突厥,而非仿照唐制;吐蕃实行兵民合一,以十进制编制军队,设千户、万户,制定严刑峻法,犯罪必施以重刑,对盗窃罪按盗窃之物的数倍乃至几十倍追征等,亦是源自突厥;在苯教丧葬仪规中以羊马作为献祭品同样也和突厥有一定关系。藏族传世史籍记载吐蕃法律及事业仿效突厥、回纥确有所据。

关于吐蕃赞普达玛禁佛的两个问题之探讨——对“禁佛”之正名与达玛之评价

达玛(或称达磨、朗达玛)是统一的吐蕃王国的最后一个赞普,其在位时间仅短短四年,后代史书中关于他的记载多与他在位时推行的“灭佛”政策有关。关于达玛禁佛一事,本文认为有两点问题有必要进行讨论:首先,达玛时期推行的是“禁佛”政策,而非大部分藏汉史籍中所载的“灭佛”政策;其次,对于达玛禁佛的评价应该尽量摒除佛教典籍中带有宗教情感的偏见对我们的影响,从当时吐蕃王国的历史背景及禁佛政策造成的历史影响给予达玛以客观公正的评价。

《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在敦煌吐蕃时期洞窟首次出现的原因

《金光明最胜王经变》最早出现于敦煌吐蕃期洞窟壁画中。综观《金光明最胜王经》内容,主要表现的是护世护法的思想主旨,这种思想恰与当时敦煌人在经过和吐蕃近二十年长期战争所带来的混乱、贫困、痛苦相呼应,表明了当时人们在经过长年战争后渴望和平的心愿。

简析吐蕃王朝初期经济发展形态

文章以现有考古发现及藏文史料为依据,从考古发掘的成果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出发,并以珍贵史料为佐证,简要分析了吐蕃王朝初期经济的发展以及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

西藏岩画的发现

西藏岩画最初的发现者大都是入藏考察的外国学者,弗兰克、杜齐等人最早在藏西发现岩画,杜齐教授很早便推测出这些古老岩画为北部游牧民族所为。中国西藏自己的岩画发现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迄今为止,在众多考古工作者及相关人士的共同努力下,西藏岩画发现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各地经调查发现并记录的古代岩画已有近百处地点,上千幅画面,近万个单体图像,分布在西藏自治区的十几个县境内。瞻望前景,西藏岩画的发现可能还拥有一个比较乐观的前景。基于岩画发现的一般规律,西藏高原几乎具备岩画大规模存在的诸多条件——牧猎经济传统;鲜明而突出的苯教文化特色;古象雄王国的所在地等等;它们不仅意味着藏北羌塘草原在西藏的铜石并用时期,曾经是文化、经济相当发达的地区,也就为岩画的存在奠定了基础,西藏岩画的发现应该是对传说中的古象雄国的揭密,是我们认识藏北高原古代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图象资料。

唐、蕃战争中的九曲之地与石堡城

唐王朝与吐蕃的战争是唐朝历史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玄宗统治时期,双方的战争异常频繁,其中多数战事还是由唐朝挑起的。综观这段时期双方冲突的历史记载,我们发现唐朝与吐蕃争夺的地方主要集中在九曲之地和石堡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具体战争的情况考订了九曲之地和石堡城的位置。探讨了玄宗为了这两个地方不断向吐蕃发动战争的原因:除了战略上的考量,唐王朝和玄宗的颜面问题也是重要的促成因素。

《河西破蕃贼露布》所见史事探微

《河西破蕃贼露布》披露了唐玄宗年间唐朝与吐蕃的一次战役,但确切时间未见明载,有待探究。通过考察唐玄宗尊号的行用时间、崔希逸散官品阶的升降变化以及战事亲历者宗羲仲的参战年龄,可知露布所记史事为天宝元年(742)王倕破吐蕃之事。此外,对露布所载唐军征讨吐蕃的会集地点与返师路线深入探讨;进而发现是年唐军向吐蕃发起的河西之战与陇右之役是唐玄宗周密部署的两场战事,两地唐军相互配合策应,共同出击,最终大破吐蕃。

西藏芒康县扎金玛尼石刻造像与达琼摩崖造像调查报告

扎金玛尼石刻造像与达琼摩崖造像均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芒康县帮达乡然堆村,系200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开展"藏东吐蕃石刻与盐井盐田考古调查"期间新发现造像地点。雕凿手法稚拙古朴,为凿点阴线或连续阴线刻。题材具有多样性,包括密教毗卢遮那、显教佛、菩萨三类。三叶冠、缠头、三角翻领阔袖左衽袍服等服饰特征具明显的吐蕃本土风格,应为赤松德赞时期推行佛教吐蕃化政策之后的作品,时代为8世纪晚期。

转攻为守:唐高宗时期御蕃政策的嬗变

唐高宗时期与吐蕃冲突不断,唐军损失惨重,大非川之役后唐廷派遣姜恪领兵抵御吐蕃,通过考察姜恪当时的职衔,可以发现当时唐军的策略更倾向于防守;仪凤二年(677),陇右地区河源、积石、莫门三军的设立则进一步表明唐朝御蕃政策的风向转变,开始在重点区域设置镇军防御吐蕃。青海之战后则全面调整备边方略,转攻为守,在边疆地区实行屯田防守的方针防御吐蕃;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唐朝财政危机使然,另一方面则是因新罗的复叛所致。

8—12世纪拉达克地区的石刻造像及其历史意蕴

针对拉达克地区8—12世纪的一批佛教石刻造像,在系统整理造像遗存的基础上,结合造像题记、地理位置及历史文献,对石刻造像的赞助人、造像题材、开凿意图、造像功能及其背后所呈现的阿里三围对吐蕃王朝遗产的承续关系进行讨论。拉达克地区石刻造像是在藏族人主导下所建的,其时间从吐蕃王朝中后期持续到阿里三围初期,石刻造像传统的延续反映出两代不同政权之间的文化接续;吐蕃王朝时期石刻造像题材以大日如来佛为主,阿里三围初期石刻造像则更流行菩萨题材,石刻造像题材的转变与政权更迭后的宗教政策有关;造像题记所载人物皆为王公贵族,造像所处地理位置与文献记载的政治军事活动相契合,展现出石刻造像始终承载的军政象征等多重历史意涵。

敦煌石窟中T型题记框再论

敦煌石窟中书写藏汉文字的T型题记框乃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特有的形式。前贤对此有所研究,但没有注意到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通过对石窟的现场调查,大体可归纳石窟中所见T型题记框为两种类型,其一、所处的位置在佛龛上,幅比较宽,红色底,功能是说明开凿洞窟时间以及窟主情况;其二、所处的位置在壁画上,幅比较窄,功能是对壁画的说明。结果发现,如果T型题记框是吐蕃统治时期特有的形式,那么在其他吐蕃统治时期营建的洞窟中应该也能找到,其实在本文列举的第238窟和第365窟之外,在其他洞窟并没有发现,看来吐蕃说有待进一步坐实。

汉藏佛教融合背景下西夏佛经的藏式特征

藏文和西夏文文献均显示,12世纪中晚期,藏传佛教曾经盛行于西夏,很多来自西藏本土的上师被西夏聘为帝师。受藏传佛教影响,西夏不仅译出大量藏传佛教文献,而且在西夏仁宗时期(1139-1193年在位)开展的大规模的校经和译经活动中也有藏地僧人参与校勘的痕迹。本文在梳理西夏文佛经文献基础上,从文本体例、佛教术语、陀罗尼用字、语法规则等几个方面考察佛经中的藏式翻译原则。这些特征与中原的翻译原则不同,在藏传佛教影响下的敦煌文献以及元明清时期编译的佛经中也能见到。这些藏式翻译特征在鉴别和研究藏传佛教影响下的佛经翻译文本方面具有普遍意义。

《三国演义》中的名诗藏译评析

《三国演义》不仅是中国一部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故事改编而成的章回体小说,更是集民俗、杂剧、戏曲、传说、谚语、成语、历代诗人所创作的有关三国的诗词等文化表现形式于一身的著作。因此,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喜爱,先后被译为日语、英语、俄语、泰语等十几个不同版本。同时,国内也有蒙古族、满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文字译本。20世纪80年代,孔宪岳先生翻译了《三国演义》的前六十回,从此藏族文学史上便有了通俗易懂、回目类似格萨尔史诗的《三国演义》首版藏译本。其译文不论是把握全书故事的生动性,还是重塑人物性格和再现古代诗词的格式、韵律、意蕴等方面均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自从这部藏译本问世以来,对其翻译技巧或方法方面的研究却寥寥无几,作者本着学习的态度反复精读了原文,并在此基础上将原文与藏译本之间进行了比较研究。在《三国演义》藏译本中出现的100多首诗词里,选取具有代表性的3首名诗——即开篇词杨慎的《临江仙》、杜牧的咏史诗《赤壁》和小说中的人物曹操的《短歌行》为研究对象,从翻译理论与修辞学的角度对其原文与藏译本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并针对了解每首诗里蕴含的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元素,以及带有特殊文化符号的字词误译处理等方面提出了看法。

历史文献记录中的《格萨尔》口头传统

《格萨尔》这部世界著名的至今传唱于青藏高原上的口传史诗,究竟产生于何时?为何人所创?又是如何日渐丰盈成为世界最长史诗的?至今讨论仍在进行,亦无定论。本文从进入书面记录的《格萨尔》零星记载入手,分析最早进入书面记录的格萨尔军王的有限描述及形象,进而考"格萨尔传"与"说格萨尔传"之具体丰盈、发展及《霍岭大战》等记录整理本在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并指出"藏三国"之讹及"谢村版"和"拉达克版"的内容、特点与价值,试图通过系统的分析与考证,厘清《格萨尔》口头传统的发展和传承。

西藏札达县陈列馆藏擦擦的初步研究

札达县是古格王国都城所在地,位于县城的托林寺是古格王室创建的寺院。本文整理了札达县陈列馆近年陆续收藏的一批从托林寺等遗址采集的擦擦,其题材有佛塔、经咒及佛、菩萨、护法、高僧等,制作技法有按印与脱模两种。依据制作技法和题材初步判断其年代可分为早期和中晚期。这些不同时期擦擦,一方面能够反映古格王国佛教发展演变的情形,另一方面也可窥见古格王国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互动。

《三国演义》藏译本中关于官位与爵位的译法

《三国演义》藏译本是新中国成立后汉藏翻译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原著中反映三国时代官职爵位的名称庞杂繁多,但此类名称在藏译本的翻译中,不仅与传统藏文历史文献的译法多有出入,而且一名多译或多名一译的问题较多。本着对等性的译法更有利于读者阅读与理解,在遵照传统译法的同时,还要对官职爵位的职责加以分析,选择更有利于读者理解的译法。

甘肃肃南大长岭吐蕃墓葬的考古学观察

公元7~9世纪,河西和陇右地区成为唐朝和吐蕃争夺的最重要前沿阵地,频繁的战乱导致这一区域经济衰退和人口外迁。到了唐后期,吐蕃内乱更使当地人口锐减,致使“河、渭二州,土旷人稀,因以饥疫,唐人多内徙三川,吐蕃皆远遁于叠、宕之西,二千里间,寂无人烟”[1]。吐蕃首领论恐热大肆夺略鄯、廓、瓜、肃、伊、西等八州,并屠杀当地居民,焚其室庐,以至于“五千里间,赤地殆尽”[2]。也许正是这些原因,加之任职河西的唐朝官吏死后通常要归葬两京或其故里[3],河陇地区在唐蕃统治的二百多年间,留存下来的墓葬极为有限;尤其是在武威以西地区,仅发现零星的唐墓。这与河西走廊汉晋十六国时期庞大的墓葬数量形成鲜明对比。吐蕃统治时期的遗存,主要是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佛教石窟中的壁画、雕塑[4],墓葬则较为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