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的理论与建议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基于生态学视角下文化传承的新理念而设立的。与“生态博物馆”“民族生态博物馆”“民族文化生态村”和“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对照,其在产生背景、经济基础、倡导者、选择标准、区域范围、性质、要素和功能、建设方式、文化自觉(原住民参与)、设立目的、保护原则等11项指标的测评中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在保护区的建设中,应尊重文化持有者的主体地位,对保护区的类型、层级和范围进行合理划分,完善遗产的认定、普查、存录、整理、宣传、教育、监督、退出、奖励等机制,从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扩展到文化遗产“生态”的整体性保护,从外在的传承场所回到村寨、社区,在文化共同体中做好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形成保护区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机制。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本文在梳理文化生态保护国际趋势和在中国实践探索的基础上,辨析文化生态、文化生态系统、文化生态保护、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概念,指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揭示内在动因,提出"处理好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加强文化遗产项目和重点区域的整体性保护""发挥民众的主体作用"的保护思路,最后以黔东南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为例,总结其保护目标与保护措施,为其他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于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思考——以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为例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我国还没有成熟的推广模式。文章以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为例,提出了全面启动生态保护区建设应具备系统的制度体系、保障体系和管理工作体系等基本条件,包括领导体制、规划编制、法规政策、资金保障,以及实施工作措施的系统性建设。

从场所到场域: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空间转变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空间结构可分为物理空间、生活空间和文化空间三个维度。依托物理空间和生活空间的文化空间是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内核空间。在列入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前后,文化空间发生了由当地民众寄托身心的场所向各类主体进行角力的关系场域的转变。这种转变丰富了文化空间内的资本积累,激发了原住民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力;同时引发了原真性悖论,导致原住民之间稳定的社会关系遭到破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在现代语境下对保护对象及其生活环境的保护,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化空间转变与原真性悖论的出现。需要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充分考虑原住民的意见,在保持原真性的前提下保护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生存环境。

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晋商关系研究

该文以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目前公布的5批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主要线索,讨论其与保护区整体文化生态之间的关系。以晋商作为关键的连接要素,结合碑刻、地方志、文人笔记等地方文献及田野调查资料,按照非遗类型进行分类,讨论晋商与民间文学、晋商与民间表演艺术、晋商与武文化、晋商与传统工艺与技能、晋商与商贸习俗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晋商对保护区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历史上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保护区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晋商的历史情况亦有所反映,晋商文化走廊则是串起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线索。

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实验区的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

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成立为玉树州地域文化生态传承提供了一套整体性的保护方案。该文归纳了该实验区文化生态特色,梳理并分析了实验区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