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地方政府在第二次廓尔喀战争中的作用

1791年,廓尔喀借与西藏地方的账目未清,索要欠款为由出兵侵藏,占据了聂拉木、济隆、宗喀等地,而后派兵洗劫了扎什伦布寺。1792年,乾隆帝派出以福康安、海兰察为首的大军入藏驱除廓尔喀侵略者,并取得了完胜。这次廓尔喀战争之所以能取得胜利,首功当归福康安、海兰察率领的大军在前线的浴血奋战,以及孙士毅、和琳、惠龄为首的后方运输供给系统的奋发努力。同时,西藏地方政府在战争中的积极配合,以及在粮饷、军火等方面的竭力支持,也是这次战争得以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文章利用原始档案,对西藏地方政府在这次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初步分析,以使人们看到西藏人民在这次反侵略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

论民国初《藏文白话报》对西藏的政治社会启蒙

1912年,中国结束了延续两千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国家政治和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转变,开始建构现代国家。针对西藏地方的特殊情况,民国政府蒙藏事务局在北京主办发行了汉藏文对照的《藏文白话报》,这不仅在藏族新闻发展和藏文翻译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开启西藏地方官智民智,维护祖国统一,促进西藏社会发展方面也具有特殊意义。

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谈判、签订问题研究

《十七条协议》谈判和签订的过程,是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北京平等协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具体历史过程。所谓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不具有全权代表资格以及在"胁迫"和"压力"下进行谈判与签订的言论,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和平解放、西藏民族内部团结的实现和祖国大陆统一的完成,在当代西藏地方发展史和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和奠基性作用。

20世纪上半叶西藏地方政府的自然灾害应对策略研究

西藏是我国自然灾害多发地区,经常发生地震、雪灾、冰雹和水灾。对自然灾害的应对是政府的重要职能。本文试图通过近代西藏地方政府的灾害应对策略,反映西藏地方政府运作机制、对待自然灾害的态度以及减灾手段。

校地合作:藏区高校特色发展探索

藏区高校,以立足藏区、依靠藏区、服务藏区作为自身办学的根本宗旨和出发点,迫切需要加强与地方的紧密联系。藏区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也迫切需要高校为其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藏区高校与地方开展合作,是双方共同发展的需要。文章从藏区高校与地方合作的紧迫性、合作的内容、以及合作的路径等方面,对藏区高校校地合作进行了思考和探索,期望对藏区高校和地方的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构建西藏地方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初探——以拉萨“3.14”事件为背景

从拉萨"3.14"事件看,构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维护西藏和谐稳定的需要。目前,尽管建立全国性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时机尚不成熟,但是,可从各地方试点做起,积极探索和积累刑事被害人政府救助的立法经验。西藏地方应当坚持从实际出发和量力而行原则,先实行政府救助,后推行政府补偿,并借鉴宁夏地方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做法,主要明确救助对象与范围、落实救助资金、严格救助审批程序。

试析清末张荫棠藏事改革中的教育体制改革

西藏地区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代的统治阶级以不同的方式在西藏地方有效地行使着国家的治权。时值晚清筹藏之季,清中央政府为了抵御外辱、巩固边疆,遣派张荫棠查办藏事,推行包括近代教育改革在内的新政。在这场被称为兴学新政的近代改革中,张荫棠顺应全国废科举、兴学校的历史趋势,在西藏地方大力推行近代教育体制改革,通过采取广兴学堂、兴办各类新式教育、劝谕民众子女就学、奖励边学教师以及多方筹集办学经费等措施,普及了文化知识,推动了西藏地方近代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这对巩固我国西南边陲、维护国家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为其后的驻藏大臣联豫在西藏地方继续推行教育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某些合理的教育理念难能可贵,值得后人借鉴。

基层政府与社区自然资源管理--基于青藏高原Y村虫草采集案例的研究

公共池塘治理理论通常将社区之外的治理者笼统地视为一个整体的外部变量,对其具体的作用机制缺乏深入研究。文章将基层政府从这个整体中剥离出来,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专门研究。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Y村,当地虫草采集治理在保持社区治理的同时,基层政府作为外部治理者也介入其中。基于公共池塘治理理论中社区成功治理公共池塘资源的八项原则,文章首先评价当前Y村虫草采集治理的有效性,进而从基层政府的介入过程分析其作用机制和背后的行为逻辑。研究发现,Y村社区治理与基层政府介入相结合的虫草采集治理模式是有效的;基层政府作为正式制度的执行者,在规则制定、监督执行、以及协调冲突方面发挥作用。其背后的行为逻辑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而坚持“集体采挖”的原则,同时对不威胁该原则的村内自治规则的弹性采取默认的态度。针对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研究,有必要在理论构建和实例分析中关注外部治理者的角色和内在行动逻辑。

试论民国时期甘肃代表赴藏的缘由及其意义

1912年以后,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不正常的态势。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国内民主呼声日益高涨,要求政府解决西藏悬案,反对外国干涉内政。1919年8月,中央政府派出甘肃代表团赴藏联络感情。这是自辛亥革命以来内地第一次冲破英国的阻挠,派团直接与西藏地方政府取得联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清代青海牧区蒙藏纠纷与清朝政府的应对

清代青海牧区蒙藏纠纷是蒙藏两族对畜产、草地等生计资源争夺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其形成与发展往往与清政府在青海牧区的统治政策密切相关。为维护青海牧区统治秩序的稳定,清政府本着维持既有"北蒙南番"格局不变的僵化原则,试图通过调整地方行政体制、建立贸易统制政策和改进牧区治安等措施解决蒙藏纠纷问题,实际上则治标不治本。

西藏农牧民进城务工的价值引领与法律制度保障

西藏农牧民进城务工有增长之势。职业选择范围窄、劳务工资较低、生活素质较差等问题,折射出西藏农牧民工在劳动技能、职业素质、竞争能力等方面与当下市场经济要求存在一定距离。对此,既要引领农牧民工重视自身素质提高、增强竞争意识,自觉参与劳动技能教育与培训,更要敦促政府完善地方法规,从法律制度上保障各地县的农牧民接受劳动技能培训,建立提升农牧民参与现代化城市建设能力、提高农牧民物质生活的长效机制。

地方性探索:1952年前的民族区域自治实施——以川北行署平武藏区自治委员会成立为考察中心

中央人民政府于1952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之前,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实施、"民族自治区"的创建,几乎均由地方政府推动。就"民族的区域自治"政策实施而言,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这段时间构成人民共和国初期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试验探索期,对政策完善、制度成型产生了深远影响。1950年8月成立的"平武藏区自治委员会",作为新中国成立最早的民族区域自治机构之一,对研究试验探索期政策实施的背景、特征、效果等学术问题具有重要的样本意义。通过对平武藏区自治委员会成立缘起、过程、影响等环节的研究,我们认为,川北行署在平武藏区的实践探索,有助于中央政府总结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的经验、完善政策及制度设计;地方政府实施区域自治政策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诸多不足,反映了完善顶层设计之迫切,亦为中央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制定"实施细则"提供了借鉴。

青海藏区乡镇政权建设与地方治理路径选择研究

推进乡镇政权建设与地方治理进程对于青海藏区的开发建设,维护全国藏区的稳定发展意义重大。青海藏区乡镇政权建设与地方治理有其生存条件、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法制建设、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特殊性。优化青海藏区乡镇政权建设与地方治理的路径必须优化乡镇政权组织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化正式制度治理效能,加强青海藏区法制建设,不断提升寺院管理水平,正确落实宗教文化政策。

青海藏区乡镇政权建设与地方治理推进机制研究

加强乡镇政权建设与提升地方治理能力是确保青海藏区社会稳定的政治基础。通过梳理青海藏区乡镇政权建设与地方治理问题研究现状,认为坚持和改善乡镇党委的领导是推进青海藏区乡镇政权建设与地方治理的根本保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推进青海藏区乡镇政权建设与地方治理的物质基础,培养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推进青海藏区乡镇政权建设与地方治理的决定因素,提高基层干部依法行政能力是推进青海藏区乡镇政权建设与地方治理的制度保障,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和“五个认同”意识是推进青海藏区乡镇政权建设与地方治理的思想条件。

青海藏区乡镇政权建设与地方治理问题研究述评

藏区基层治理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学术界的重要研究议题。通过梳理青海藏区乡镇政权建设与地方治理问题研究现状,认为目前从青海藏区地方治理的实际出发探讨乡镇政权建设的论文非常少见,从实现青海藏区社会稳定的角度探讨乡镇政权特殊治理的研究更是少见,研究方法和途径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同时,研究认为,青海藏区乡镇政权建设与地方治理问题可以在结构关联、影响因素和路径选择等方面着力,这对加强乡镇政权建设,破解地方治理困境,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藏民族文化圈法制研究

藏民族文化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为独特、最有创造性的文化,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趋同经济结构、相当的资源优势、相似的文化产业策略为"藏民族文化圈"的建立提供了可行性依据,"藏民族文化圈"的形成对于发展藏民族区域文化产业、盘活藏区经济、促进地方政府间合作都具有积极作用。"藏民族文化圈"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离不开法制建设,提高藏区立法、司法、执法机制,加强藏区法制本土化进程,对于藏区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提升"藏民族文化圈"区域政府合作意义深远。

历史记忆与共同体叙事:民国时期知识精英的文成公主话语

民国时期,因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出现一些曲折和困难,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引起知识精英前所未有的关注。在此背景下,为向“昧于西藏情势”的国人介绍汉藏民族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强调西藏与祖国不可分割的历史事实,文成公主的话语在民国知识精英中开始被广泛强调。文章对此现象作了系统呈现与梳理,指出文成公主作为汉藏民族友好的历史记忆与象征符号,在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出现困难与曲折的特殊时期,广泛出现于民国时期官员、学者论述西藏相关问题的话语之中,有力印证了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间的历史渊源,拉近了汉藏民族之间的情感。文成公主话语既是汉藏友好的历史记忆与象征符号,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见证。

民国元年贡桑诺尔布派遣代表赴藏事迹考

民国初建,蒙古、西藏等边疆个别上层观望局势,一度出现游离心态。本文利用新近刊印的汉、藏文档案史料,记述1912年蒙古王公贡桑诺尔布在担任民国蒙藏事务局总裁前后,两次派代表赴藏,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等西藏政教上层联络的史实,厘清两批代表的不同性质与意义。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西藏近代史以及近代中国由帝制向共和政体转变过程中,国内各民族间的互动关系。

清朝册封布鲁克巴德布王礼仪探析——第十七任德布王强巴贝册封案例分析

本文根据新近披露的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所藏满蒙文档案,以布鲁克巴(不丹)第十七任德布王强巴贝的"补放"任职事件为案例,考察了清朝册封布鲁克巴 "额尔德尼第巴"的礼仪程序,认为整个程序可以概括为布鲁克巴请封、噶厦和驻藏大臣审核并上奏朝廷、朝廷封赐敕书、西藏遣使册封、德布王谢恩等5个环节。论文还讨论了布鲁克巴在清朝对外关系结构中的位置、德布王的职位品级及册封对德布王合法性建构的意义等问题。

近代西藏地方政府三个粮饷赋税管理机构考辨

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政府为改善因实施新政、扩编藏军及用兵康藏而日益窘困的财政状况,先后设立了总粮局、赋税调查局、筹饷局。其中,总粮局设立于1919年,主要负责从西藏的主要粮食产地征收军粮、储存并派发给拉萨附近驻兵;赋税调查局设立于1921年,主要职责是登记核查各寺庙、贵族、政府庄园的实有土地,征收新增、超额部分的粮食赋税;筹饷局设立于1948年,是在合并原有粮食种植、征收、分配等机构的基础上设立的,该机构在保有军粮征收职能的同时,新增了铸造军饷开支钱币的功能。这三个机构的设立、运行,加剧和激化了西藏内部矛盾,是导致西藏近代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