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boos of Tibetan Nomadic Tri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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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藏区部落组织变迁——以西仓十二部落为例

近年来在甘青川藏族牧区,随着藏传佛教寺院的重建、民间纠纷调解中部落习惯法的运用,在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一度被废除的藏区旧的社会基层组织——部落组织不断地得以复兴。它既脱胎于1958年以前在藏区普遍实行的部落制度,又在部落组织结构、部落制度等重要方面因时、因势地发生了变迁。

青海蒙藏部落地域变迁

蒙古族与藏族部落由于相同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方式,使其部落的牧地在历史上有较大的变化。本文通过青海蒙古二十九旗以及藏族部落的地域变迁的研究,认为导致这种变迁,除了历代中央政府治边政策的原因外,蒙藏两族部落分布地域不同的生态环境以及社会发展状况,也是造成其部落地域变迁的重要因素。

20世纪以来藏族部落纠纷解决方式研究述论

20世纪初至80年代末的很长一段时期,藏族部落纠纷解决研究多以对史料的挖掘、评述(国内)和田野深耕(国外)为主。进入社会转型期,藏族传统方式与司法的关系愈趋微妙、复杂,给藏牧区的纠纷解决实践带来诸多新的问题。正因此,学者逐渐转向藏族部落传统解纷方式在当代的表达之争。进入21世纪,更多的学者加入了这一行列,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反映出一些问题与不足。本文拟对国内外的主要调查研究成果加以综述,并就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期为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奠定基础。

官方参与下清代藏族部落纠纷解决机制——基于光绪朝甘青藏区卡家与沙沟争佃纠纷案例的分析

晚清时期卡家与沙沟争佃纠纷是官方参与下解决部落纠纷的典型案例。从这个案例中可以考察官方参与下清代藏族部落纠纷解决机制:纠纷中发生械斗、互殴而伤命时,官方最先以"谕饬"的方式制止;群体纠纷无法制止时,官方又采用"以兵弹压"的方式协助解决纠纷;对于一些涉及到多个行政区域的纠纷案件,官方联合会审、调查,且主要以调解方式解决;官方在裁判藏族内部纠纷时会援引以前的判定标准,且会借助民间权威协助具结案件;藏族内部纠纷解决后,官方有催缴纠纷各方的赔偿款和应对其案件复发的义务。此类纠纷解决机制表现出两个特点:第一,维持势力均衡是官方解决藏族内部纠纷的基本导向;第二,藏族部落间的纠纷往往隐藏着寺院集团的利益冲突。

民主改革前安多藏族部落的草山权属与牲畜租佃关系

民主改革前安多藏族部落草山权属有部落公有、土司占有制、寺庙占有制和私人占有制四种形式。部落头人、贵族不仅占有最好的草山,而且拥有对草场的绝对支配权。牲畜是藏族游牧部落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从部落头人到属民大多数都有属于自己的牲畜,但和草山使用权一样,藏族部落里牧主与牧民的牲畜所有权也是不平衡的,占部落户口不足10%的牧主(部落头人、寺院、贵族等)阶层占有部落牲畜总量的20—50%,有的部落高达60%以上;占部落户口60%以上的贫苦牧民只占有部落20%左右的牲畜,甚至许多贫苦牧民没有牲畜。正是这种牲畜占有的不平衡导致了牲畜租佃关系的发生。在藏族部落牲畜的租佃关系中,佃户完全处于不利的地位。

敦煌吐蕃文书P.T.1095号写卷解读

P.T.1095号写卷是迄今尚未公开发表的一件敦煌吐蕃文书,是一份购牛契约书。该契约条款完备、债务关系明确,既有担保人也有吐蕃高官做中证人,涉及到三个民族、两个部落,并出现了学术界未曾关注的新部落。契约反映了8世纪左右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民间商品交易活动和民族关系,以及藏语文的通用语地位。文章对该文书首次作了较为全面的解读和分析。

解读敦煌吐蕃文书P.T.1286号写卷及其历史内容

P.T.1286号写卷颇具学术研究价值。文章对写卷中的重要字、关键词及其句法作了新的认真解读,通过字斟句酌,发现了一些被前人忽视的历史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进而重新将藏文原文译为汉文;并以P.T.1286号写卷藏文原文内容为主、其他相关史料为辅,探讨西藏远古史上的有关疑难问题,重点解析聂赤赞普之前部落林立时代卫藏等地著名部族的分布概况、大致方位,以及当时雪域高原社会的基本形态、政权模式、部落结构、部族关系等。

三国至隋前西藏地区的民族与文化

地处青藏高原的西藏地区,自古就是高原雪域的封闭地区,土著氏族先民生产、生活环境相当艰苦。历先秦、秦汉,今四川、青海的羌族及少数华夏族人已迁入西藏,打破了封闭状态。三国、两晋时期亦然。南北朝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之风吹进高原雪域,西藏地区出现了羌族王国,与中原王朝始有交往,成为中亚边缘的多民族文化交汇区之一。

回汉藏3～6岁幼儿语言发展的差异与影响因素

本研究以347名回、藏、汉族3～6岁幼儿家长为调查对象,对幼儿语言的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回、藏、汉族3～6儿童语言发展存在显著差异,总体上汉族儿童发展最好;藏族儿童在日常用语的理解方面显著高于回族儿童;在交流和转述方面,汉族儿童非常显著地高于回族儿童;在交流、转述和对时间的理解上,汉族儿童显著高于藏族儿童;不同宗教文化、生活方式及母亲的教养对儿童语言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青海藏族阿柔部落婚姻研究

阿柔部落属青海藏族土著游牧部落,其婚俗中有许多原始遗留,"串帐"习俗成为赘婚的基础,也是婚姻不稳定的潜在因素。赘婚发挥着调整双方家庭的劳动力结构与财产分配、和谐家庭关系的社会功能,避免了靠男子传宗接代的弊病,客观上有利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试析清初对青海藏族社会的治理

清代初期,对青海藏族部落的治理,经历了由松到紧的一个过程,罗卜藏丹津事件的发生是此过程的分水岭。文章主要探讨了顺治到雍正年间对青海藏族部落治理的状况,认为通过雍正年间的悉心治理,清代加强了对青海藏族社会的管辖。

清朝尊崇藏传佛教的宗教政策对土尔扈特部东归的影响

以藏传佛教为主要信仰的土尔扈特部落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后,始终保持着与清政府、西藏藏传佛教上层喇嘛的联系。清朝的一系列民族政策,尤其是尊崇藏传佛教的政策,取得了蒙藏民族对清政府统治的认同,藏传佛教成为他们共同的宗教信仰、思想意识和心理情感,成为土尔扈特部和祖国联系的最紧密的纽带。尊崇藏传佛教的政策在土尔扈特部东归重返祖国的事件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重要的促进作用。

藏族部落习惯法中的财产继承权问题探析

藏族部落法将继承分为"身份继承"和"财产继承"。本文主要从直系亲属继承和旁系亲属继承两个方面论述了藏族部落习惯法中有关财产继承方面的内容和特点,提出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中,应当根据藏区实际,批判吸收部落习惯法中的积极因素,为藏区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制保障。

《金史·结什角传》笺证

结什角,唃厮啰四世孙,赵世昌之子。结什角在陇南地区被推举为木波、陇逋、厖拜、丙离四族长,在金人的扶持下,结什角建立地方政权,这是唃厮啰家族后裔在青唐吐蕃政权崩溃之后建立的唯一一个地方政权。结什角后来被西夏人所害,其职位由其侄赵师古担任。

藏族社会结构初探——以果洛牧民社会分析为例

果洛地处辽阔的高海拔山丘草原地带,是整个藏区中最晚形成社区共同体的地区。本文通过了解和分析果洛地区牧民共同体社会的形成过程,旨在考察藏族牧民的历史和社会,以及描绘藏族社会的重要特色,明确了果洛头人的系谱图。同时,叙述了果洛头人与相邻的各地域头人之间的频繁联姻,以及果洛地区寺院与甘肃南部、青海东南部、四川北部等广大的农牧民地域的寺院关系等,从中归纳出在多康地区寺院与寺院的关系、寺院与头人的关系、头人与头人的关系是连接整个社会的重要机能的特点。

从帝制到共和:青海湖祭祀历史变迁的政治内涵

祭祀青海湖被纳入国家祭祀的千多年间多次发生变化,在清代和民国年间变迁较为突出。雍正初年改遥祭为近祭,祭祀时间和地点逐渐固定,清中期蒙藏各族参与到祭海、会盟中,晚清时还出现近祭和遥祭交替、并举的情况。从帝制到共和的鼎革之际,地方势力延续了祭海、会盟,在具体仪式上也变得更加符合现代国家的特点。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仪式变迁的内容更加丰富,并体现出不同时段的现实要求。可见,祭海会盟仪式呈现出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国家政治权力的务实性,且这种务实性在帝制与共和两个不同时代有着各自的特点。同时,仪式在不同时期变得更加符合不同性质的国家的现实环境和政权的自身诉求。

第二次边疆学兴起背景下青海果洛藏族部落考察研究述论

20世纪30~40年代,伴随着民国政府治边理念的转变以及相关政策的实施,掀起了第二次边疆学的高潮。在此背景下,具有特殊的自然环境、社会形态及人文精神的青海果洛藏族部落,也受到了一些官员和学者的热切关注,他们对果洛藏族部落进行了深入全面地考察研究,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史料价值、准确反映了当时果洛部落自然、历史和社会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对这些珍贵资料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全面剖析这一时期果洛藏族部落的自然风貌、社会形态、部落文化等的发展状况,同时窥一斑而知全豹,对当时民国政府对青海地区藏族部落的施政方略的探究具有借鉴意义。

青海阿柔藏族部落社会组织结构考述

青海阿柔部落由于环境、历史的原因直至民主改革前还保留着比较完整的部落制结构,血缘关系浓厚。阿柔部落经过几千年的迁徙和发展演变,由最初的氏族部落发展为后来青海地区著名的大部落,由最初结构简单、分布地域狭小的部落经历了历史上不同王朝的更替以及几次大规模的迁徙而形成如今的分布状态,部落的组织形式也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化。

甘青川边藏区传统部落非正式社会控制刍议

甘青川边藏区传统部落非正式社会控制注重从精神层面,劝谕与教化,培养成员的部落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警戒那些有可能威胁与危及部落团结与安全的个体或群体行为,并以山神崇拜与脍炙人口的史诗、说唱艺术、谚语等等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发挥着非正式的象征控制与仪式控制的功能。非正式社会控制侧重于预防越轨行为与社会失序,有利于降低社会成本,但其浓厚的部落色彩却是现代化转型中必须扬弃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