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羌彝走廊人口空间分异特征研究——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藏羌彝走廊多样化的自然环境与各区域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造就了人口分布的空间差异。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藏羌彝走廊人口区域集聚的研究显得尤为复杂。本文以第五、第六、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藏羌彝走廊核心区人口空间分布进行分析,采用县域、市域双轨研究视角,从常住人口变动、人口密度变化、人口分布结构指数、空间自相关性入手,探究区域内人口空间分异特征。研究发现,藏羌彝走廊人口总体呈现出不均衡发展态势,主要表现为:常住人口增速放缓,部分地区出现人口收缩现象;人口集聚空间差异明显,人口密度连片递减;人口分布不均衡明显,不利于地区可持续发展;人口集聚具有空间相关性;区域内区(县)人口密度大多呈现“低—低”集聚态势,容易陷入人口流失的恶性循环。因此,要发挥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并加大对暂落后地区的政策倾斜和部分产业转移,通过乡村振兴战略吸引劳动力回流,促进藏羌彝走廊整体协同发展。

高质量发展视阈下藏羌彝走廊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评价

以藏羌彝走廊七个省(区)为研究对象,运用熵权TOPSIS模型评估2014—2019年藏羌彝走廊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水平,着力推动藏羌彝走廊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高质量建设。结果显示:(1)藏羌彝走廊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整体呈不断上升趋势,各地区间的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绝对差距仍然较大,相对差距不断缩小。(2)藏羌彝走廊各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空间分布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东高西低”格局。(3)藏羌彝走廊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效能障碍因子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性,但差异较小。针对各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差距较大问题以及存在的障碍因素,提出实行差异化发展策略、优化及整合资源配置、加快建设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等相关建议。

文旅融合促进藏羌彝走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

藏羌彝走廊不仅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关键枢纽,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场域。新时期藏羌彝走廊民族文化旅游蓬勃发展,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成为促进藏羌彝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和载体。文旅融合有着从个体身份认同到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内在逻辑,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遵循从文化认同到民族和国家认同的生成机理,两者的目标和逻辑一致,统一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进程中。本文结合四川省的三个案例,探讨了以文旅融合推进藏羌彝走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进路:一是以文旅融合的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与时俱进;二是以文旅融合重点项目,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三是以文旅融合的精品线路,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泛拓展;四是以文旅融合体验传播,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融的故事;五是以文旅融合的社区参与,增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生动力。文旅融合促进藏羌彝走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仅利于藏羌彝走廊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也有利于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藏羌彝走廊民间身体文化符号传播与产业发展研究——以大渡河流域为例

藏羌彝走廊有着神秘的宗教祭祀、节庆仪式等民间身体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符号,对坚定文化自信和强化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运用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等研究方法,以藏羌彝走廊民间身体活动为研究对象,以符号传播为切入点,把符号生产和符号消费作为主客对象,探索身体文化符号引申意义,主要针对大渡河流域以藏民族为主的不同支系民间身体活动展开调查,结合目前的消费现状且供大于求的符号补缺时代特征,在身体艺术、仪式、文化领域的符号表意价值上,从符形、符义、符用的符号传播互动以及“以小见大”的微观个案和整体观,研究身体活动在生产生活、节庆、宗教等的文化表达,有助于文化发展的真实记述与客观分析,创建出身体文化符号服务质量提升下的文化产业发展新模式。

企业异质性视角下的文化产业集聚动力分析——基于藏羌彝走廊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集聚经济理论、企业异质性理论、选择效应理论等构建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空间集聚动力理论框架,通过实证分析探析各动力因子对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结果表明: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集聚由基础设施共享、知识溢出、产业匹配、选择效应四大动力因子在不同程度上共同发挥作用,其中人力资本、研发支出、金融产业、信息产业、人力资源禀赋受到企业异质性的调节作用对文化产业集聚呈现出显著正向的影响,并且调节变量在不同水平时,各动力因子对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幅度具有差异性。基础设施发达程度和市场规模,这两种动力因子未受到企业异质性的调节作用。

藏羌彝走廊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机制研究

为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探索西南民族地区人居空间与自然环境的关联性,研究以藏羌彝走廊空间范围内765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在统计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的基础上,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自然与社会要素对藏羌彝走廊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影响机制。研究显示:藏羌彝走廊传统村落呈现“多核聚集”的空间分布特征,区域以南形成以云南省保山市和大理州—丽江市的双密度核心,区域以北形成以甘肃省玉树州、四川省甘孜州等多个次密度核心;基于地理加权回归结果,研究得出地形地貌与河流水系的耦合作用主导了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差异性特征形成,交通与经济的互馈作用抑制了传统村落的留存,而区域多样化文化要素系统是促进了传统村落保护与传承的关键。在此基础上,提出藏羌彝走廊传统村落区域性整体保护策略,以期为西南山地民族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框架构建提供支撑。

县域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政府干预的门槛效应——来自藏羌彝走廊核心区106个县域的数据

基于2001~2020年藏羌彝走廊核心区106个县域面板数据,文章考察了政府干预门槛效应下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考虑政府干预的作用,县域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阶梯特征”。当政府干预不足时,县域金融发展会加剧相对贫困,不利于乡村振兴;跨越一定门槛值后,政府干预程度越高,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越明显,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的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处于边缘地带的省际交界县需要政府更多的支持,才能发挥出金融对乡村振兴的服务效能。因此,地方政府应积极承担起乡村振兴的主体投入责任,科学认识金融对乡村振兴的服务效能,撬动金融按市场化原则更多投向农业农村,积极引导资金和资源回流农村,推动乡村振兴进程。

劳动力流动对民族地区易地搬迁人口多维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来自藏羌彝走廊12239户易地扶贫搬迁家庭的微观证据

本文将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的贫困脆弱性方法融入多维贫困AF方法中,基于藏羌彝走廊12239户易地扶贫搬迁家庭微观数据,从收入、资产、健康、教育、社会融合五个维度测度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的多维贫困脆弱性,考察劳动力流动对多维贫困脆弱性的抑制作用,并从收入增长机制探讨劳动力流动及流动强度对抑制多维贫困脆弱性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劳动力流动能够显著降低易地搬迁人口发生多维贫困与多维贫困脆弱性的概率,可以有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多维贫困脆弱性高的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更大,流动强度越高导致的多维贫困脆弱性的抑制效果越好;从个体异质性看,年龄越低或者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劳动力群体,流动对降低多维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应更显著;流动距离对多维贫困脆弱性的边际影响呈现“U”型特征,保持适度流动距离更有助于降低多维贫困脆弱性。

多重证据视域下藏羌彝走廊石表述的迁播与交融

藏羌彝走廊有着丰富的石表述,其中石棺葬、白石、石碉形成相近文化圈,此外泛石、巨石崇拜也很流行。石是多种信仰的载体,也是多种文化的表征,对石的表述连接着历史以来藏羌彝走廊人群的迁徙以及文化的传播、分化、交融。从多重证据的互证,可以探析到藏羌彝走廊石表述迁播的线索与结晶,对认识今天藏羌彝走廊民族的关联与共性具有根基意义。

生态位视角下藏羌彝走廊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评价研究

促进藏羌彝走廊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是推动民族地区繁荣振兴的关键着力点。本文围绕藏羌彝走廊七个枢纽城市2014-2019年的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情况,尝试构建藏羌彝走廊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生态位态势模型和扩充率模型对枢纽城市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现状和发展速度进行量化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枢纽城市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情况在不同层面的侧重点不同;拉萨市和西安市的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综合生态位较好。(2)依据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测算结果,藏羌彝走廊上七个枢纽城市可以分为融合情况较好和一般两类城市。(3)枢纽城市的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的生态位均处于扩充状态,其中兰州市和成都市扩充率较高。

藏彝走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俗表征——以康定鱼通地区婚丧习俗为例

康定鱼通地区在历史上既是汉边社会也是藏边社会,其所处位置即在被费孝通称为藏彝走廊上“围棋子”式的社会文化地理单元的区域。鱼通婚丧习俗呈现汉、藏、羌等多族群文化与原生文化多元并置、共生共荣的特质。通过康定鱼通地区婚丧习俗的田野调查,以婚丧习俗为视角,从微观层面考察鱼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多族群文化与原生文化多元多次互动交融的情状,有助于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

藏羌彝走廊节庆体育旅游开发研究

通过文献资料、田野调查、专家访谈等研究方法,对藏羌彝走廊节庆体育旅游开发现状进行调查和分析,梳理了藏羌彝走廊节庆体育旅游开发优势,发现藏羌彝走廊节庆体育旅游开发缺乏统筹规划,基础设施不完善;节庆体育旅游产业发展滞后,市场秩序不规范;生态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商业化气息严重等,提出建立合作机构,完善基础设施;大力发展节庆体育旅游产业,规范市场秩序;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加强政府管理规划等建议。

地理、民族与区域共生: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纳西族地区的民族交流

纳西族地处横断山脉地区,是连接滇藏的重要交通要塞,自古以来就是藏族、纳西族、白族等民族交流的中心地带。作为氐羌民族后裔的纳西族,在藏彝走廊文化区中吸收各个民族的优秀文化,凭借地理位置优势,在不同历史阶段与周边民族展开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形成多元文化共生的民族文化传统。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政策协同研究

基于我国1985—2018年间的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政策,选取政策协同度测度指标体系,从政策力度、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3个维度对政策进行指标赋值量化,运用平均协同度测度模型,以量化数据描绘出了政策协同演变过程。结果发现:随着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政策数量的增多,总效力逐年上升,总协同度以及各目标与措施间协同度不断增长。但2014—2018年,其协同度增长率均呈下降趋势,且各目标与措施间协同度存在显著差异。针对协同度较弱的目标与措施,进一步提出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政策有效实施的相关建议。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河洮岷段)发展战略的思考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总体规划》是一部针对西部民族地区发展文化产业的纲领性指导文件,也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区域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规划。河洮岷地区处于藏羌彝走廊的核心区域,其自然生态独特、文化形态多样,极具经济开发价值。地方政府要深刻理解《规划》要求和精神,与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发展战略平台相结合,用足、用活这一政策,促进河洮岷地区民族经济长久持续的发展。

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发挥文化产业集聚效应对于改善民生,实现文化富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基于沿线7省2013—2018年面板数据,利用Global Moran's I、赫芬达尔指数、地理加权回归等模型,系统分析了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的空间关联度、产业集聚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整体呈现较低的空间关联程度,集聚水平表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总体具有“内热外冷”的分布格局;在行业间和地区间呈现出整体分散,局部集聚的特点,且集聚水平在时间和空间上异质效应显著;影响因子对文化产业集聚水平作用各异,需求因子对行业集中程度和空间集聚水平皆具有抑制作用,传播因子和发展因子对前者具有抑制作用,对后者具有促进作用,消费因子则刚好相反.

白马藏族的白马老爷信仰及其地域文化认同功能探析

作为白马藏族共同信奉的白马老爷神祇,其原生形态为有形的山,此生形态为部族英雄。实际上,这两种形态均为神话学上的想象,这种想象实际上是基于生存的关照。如果说神山是白马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主义思考,那么部族英雄则是白马先民对政治拉锯战的生存状态的考虑。在村落语境中民众基于物质或精神的诉求进而对白马老爷进行了多重形式的文化展演(祭祀),其不仅满足了民众的现实性需求,也形成了以白马老爷神祗为中心的跨地域信仰圈,与此同时也建构了白马人的族群边界和社会记忆。

藏羌彝走廊视野下青海文化创意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青海在未来羌藏彝文化产业走廊上具有重要的区位优势,丰富的多元文化是青海在藏羌彝文化产业布局中实现差异化竞争的重要文化资源库。青海应利用好这些资源,重点支持民族文化创意园区建设,发展特色文化创意产业,推进青海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建设具有影响力、竞争力和传播力的文化产业群。

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异质性分析

基于2013-2018年面板数据,解析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借助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剖析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发展时空演变与各因素的作用规律具有高度一致性,由东南向西北呈现出阶梯状发展趋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基础设施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部分抵消了文化传播距离等带来的负面影响。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逐渐减小,促进了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的平稳发展,根据文化产业发展阶段,可以将影响因素时空异质性的作用机理分为3个阶段:依靠资金政策等扶持的前期发育阶段、以产业扩张和完善发展机制为主的中期扩张阶段、文化产业自成体系和平稳发展的后期稳定阶段。在文化产业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因时因地因阶段制宜。

族群认同、区域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跨境互构——以中、缅、泰傈僳族弩弓文化的位移与重构为视角

藏彝走廊跨境傈僳族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形成了在中、缅、印、泰、美、澳与马来西亚等国家、地区跨越区域与国家边界的分布格局(1),其弩弓文化也随之广泛流布,并通过同胞间的跨境互动而成为其共享的文化象征符号。追溯傈僳族远古历史记忆里的"神弩"及其文化隐喻,并跟踪调查在中缅泰三国跨境迁徙与其弩弓文化的场景性重构及其功能的在地化叠加,可以发现傈僳族在适应不同国家社会环境的生存调适中所呈现的族群认同、区域认同、国家认同的多维并存与跨境互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