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性与共同性:藏彝走廊南部“弟兄祖先”传说范式的探讨

以广泛流传于藏彝走廊南部民族中的“弟兄祖先”传说不同版本之突出情节变量——婚姻为视角,可将其分为一次天女婚型、一次兄妹婚型和多次两种婚交替型。再按照传说在藏彝走廊南部从西北至东南的流传路径,传说的不同范式就大致呈现出西北、东南相反序列对称的地域性规律变化。通过比较四个典型的多次两种婚交替型版本,发现不管天女婚还是兄妹婚都以人或物在上下、高低空间的重复流动,尝试把两种对立的事物结合起来。所以,传说不同范式的地域性变化就是通过对人群间差异性与共同性的生产、维持和转换,解决社会性别、血缘、空间等二元结构的矛盾。基于传说版本中人群间共同性与差异性的演变关系,可为研究中国民族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提供一个可供进一步分析的案例。

企业异质性视角下的文化产业集聚动力分析——基于藏羌彝走廊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集聚经济理论、企业异质性理论、选择效应理论等构建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空间集聚动力理论框架,通过实证分析探析各动力因子对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结果表明: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集聚由基础设施共享、知识溢出、产业匹配、选择效应四大动力因子在不同程度上共同发挥作用,其中人力资本、研发支出、金融产业、信息产业、人力资源禀赋受到企业异质性的调节作用对文化产业集聚呈现出显著正向的影响,并且调节变量在不同水平时,各动力因子对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幅度具有差异性。基础设施发达程度和市场规模,这两种动力因子未受到企业异质性的调节作用。

高质量发展视阈下藏羌彝走廊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评价

以藏羌彝走廊七个省(区)为研究对象,运用熵权TOPSIS模型评估2014—2019年藏羌彝走廊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水平,着力推动藏羌彝走廊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高质量建设。结果显示:(1)藏羌彝走廊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整体呈不断上升趋势,各地区间的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绝对差距仍然较大,相对差距不断缩小。(2)藏羌彝走廊各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空间分布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东高西低”格局。(3)藏羌彝走廊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效能障碍因子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性,但差异较小。针对各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差距较大问题以及存在的障碍因素,提出实行差异化发展策略、优化及整合资源配置、加快建设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等相关建议。

藏羌彝走廊民间身体文化符号传播与产业发展研究——以大渡河流域为例

藏羌彝走廊有着神秘的宗教祭祀、节庆仪式等民间身体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符号,对坚定文化自信和强化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运用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等研究方法,以藏羌彝走廊民间身体活动为研究对象,以符号传播为切入点,把符号生产和符号消费作为主客对象,探索身体文化符号引申意义,主要针对大渡河流域以藏民族为主的不同支系民间身体活动展开调查,结合目前的消费现状且供大于求的符号补缺时代特征,在身体艺术、仪式、文化领域的符号表意价值上,从符形、符义、符用的符号传播互动以及“以小见大”的微观个案和整体观,研究身体活动在生产生活、节庆、宗教等的文化表达,有助于文化发展的真实记述与客观分析,创建出身体文化符号服务质量提升下的文化产业发展新模式。

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演变与嬗变——以青海宗日遗址为中心

青海省海南州宗日遗址包含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宗日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青铜时代的齐家文化、卡约文化。这几种考古学文化在宗日遗址上展示出演变、进化和嬗变三种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模式,为我们了解考古学文化的进程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第一手资料。宗日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之间的关系由于都是以农业为主导的定居文化,所以呈现出碰撞、融汇和适应的包容关系;而卡约文化替续齐家文化时,由于完全不同的经济模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形态,故显示出暴力的对抗和革命的关系。

藏羌彝走廊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机制研究

为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探索西南民族地区人居空间与自然环境的关联性,研究以藏羌彝走廊空间范围内765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在统计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的基础上,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自然与社会要素对藏羌彝走廊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影响机制。研究显示:藏羌彝走廊传统村落呈现“多核聚集”的空间分布特征,区域以南形成以云南省保山市和大理州—丽江市的双密度核心,区域以北形成以甘肃省玉树州、四川省甘孜州等多个次密度核心;基于地理加权回归结果,研究得出地形地貌与河流水系的耦合作用主导了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差异性特征形成,交通与经济的互馈作用抑制了传统村落的留存,而区域多样化文化要素系统是促进了传统村落保护与传承的关键。在此基础上,提出藏羌彝走廊传统村落区域性整体保护策略,以期为西南山地民族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框架构建提供支撑。

县域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政府干预的门槛效应——来自藏羌彝走廊核心区106个县域的数据

基于2001~2020年藏羌彝走廊核心区106个县域面板数据,文章考察了政府干预门槛效应下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考虑政府干预的作用,县域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阶梯特征”。当政府干预不足时,县域金融发展会加剧相对贫困,不利于乡村振兴;跨越一定门槛值后,政府干预程度越高,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越明显,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的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处于边缘地带的省际交界县需要政府更多的支持,才能发挥出金融对乡村振兴的服务效能。因此,地方政府应积极承担起乡村振兴的主体投入责任,科学认识金融对乡村振兴的服务效能,撬动金融按市场化原则更多投向农业农村,积极引导资金和资源回流农村,推动乡村振兴进程。

劳动力流动对民族地区易地搬迁人口多维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来自藏羌彝走廊12239户易地扶贫搬迁家庭的微观证据

本文将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的贫困脆弱性方法融入多维贫困AF方法中,基于藏羌彝走廊12239户易地扶贫搬迁家庭微观数据,从收入、资产、健康、教育、社会融合五个维度测度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的多维贫困脆弱性,考察劳动力流动对多维贫困脆弱性的抑制作用,并从收入增长机制探讨劳动力流动及流动强度对抑制多维贫困脆弱性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劳动力流动能够显著降低易地搬迁人口发生多维贫困与多维贫困脆弱性的概率,可以有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多维贫困脆弱性高的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更大,流动强度越高导致的多维贫困脆弱性的抑制效果越好;从个体异质性看,年龄越低或者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劳动力群体,流动对降低多维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应更显著;流动距离对多维贫困脆弱性的边际影响呈现“U”型特征,保持适度流动距离更有助于降低多维贫困脆弱性。

多重证据视域下藏羌彝走廊石表述的迁播与交融

藏羌彝走廊有着丰富的石表述,其中石棺葬、白石、石碉形成相近文化圈,此外泛石、巨石崇拜也很流行。石是多种信仰的载体,也是多种文化的表征,对石的表述连接着历史以来藏羌彝走廊人群的迁徙以及文化的传播、分化、交融。从多重证据的互证,可以探析到藏羌彝走廊石表述迁播的线索与结晶,对认识今天藏羌彝走廊民族的关联与共性具有根基意义。

河谷文明演变与历史滑坡堵江——以金沙江上游卓英村为例

近年来,作者在横断山脉三江并流区开展历史堵江滑坡调查,在金沙江上游发现系列沿江分布的残碉,其中以左岸的白玉县卓英村残碉分布最为集中,共17座,且未见公开报道。这些残碉是一个历史部落或村庄的遗迹,是藏彝走廊历史文化遗存的组成部分。鉴于藏彝走廊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科学方面,本文尝试采用自然科学方法拓展相关研究。基于现场调查和地质测年,结合前人工作成果,确定残碉群的建造时间与历史归属,分析历史滑坡堵江事件对河流地貌与河谷文明演变的影响。结果表明:1)卓英村残碉群兴建于1780~1490 a BP,相应的历史年代为东汉末期至南朝时期,按地域极有可能是古白狼国遗迹;2)残碉的修建高程和时间与措拉古滑坡堰塞湖尾部的湖滩高程和溃决时间等具有较好的一致性,湖泊淤积、干热河谷气候、取水便利等为卓英村的兴起奠定了基础;3)约1510 a BP前的一次大洪水事件导致措拉堰塞坝完全溃决,岸坡塌岸引起的耕地逐渐消失,以及取水不便等人居环境恶化是导致卓英村被遗弃的自然因素;4)横断山脉河流历史堵江滑坡引起的河道淤积为民族迁徙提供了良好的通道,也留存了丰富的历史遗迹,类似卓英村残碉的深入研究有望丰富和拓展白狼国与藏彝走廊的研究内容。

生态位视角下藏羌彝走廊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评价研究

促进藏羌彝走廊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是推动民族地区繁荣振兴的关键着力点。本文围绕藏羌彝走廊七个枢纽城市2014-2019年的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情况,尝试构建藏羌彝走廊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生态位态势模型和扩充率模型对枢纽城市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现状和发展速度进行量化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枢纽城市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情况在不同层面的侧重点不同;拉萨市和西安市的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综合生态位较好。(2)依据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测算结果,藏羌彝走廊上七个枢纽城市可以分为融合情况较好和一般两类城市。(3)枢纽城市的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的生态位均处于扩充状态,其中兰州市和成都市扩充率较高。

异域研究者的学术贡献与他者影像——评松冈正子《青藏高原东部的羌族与藏族——2008汶川地震前后的人口流动与文化变迁论文篇·写真篇》

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爱知大学松冈正子女士的羌族和藏羌彝走廊研究,其绵密的田野调查为我们留下了诸多详尽的田野材料以及深入的理论分析。2023年出版的汉文译作更像是一种自身的研究总结,既是以往研究的延续性结果,同时也能让我们看到今后民族走廊研究的努力方向。

藏彝走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俗表征——以康定鱼通地区婚丧习俗为例

康定鱼通地区在历史上既是汉边社会也是藏边社会,其所处位置即在被费孝通称为藏彝走廊上“围棋子”式的社会文化地理单元的区域。鱼通婚丧习俗呈现汉、藏、羌等多族群文化与原生文化多元并置、共生共荣的特质。通过康定鱼通地区婚丧习俗的田野调查,以婚丧习俗为视角,从微观层面考察鱼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多族群文化与原生文化多元多次互动交融的情状,有助于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

藏羌彝走廊节庆体育旅游开发研究

通过文献资料、田野调查、专家访谈等研究方法,对藏羌彝走廊节庆体育旅游开发现状进行调查和分析,梳理了藏羌彝走廊节庆体育旅游开发优势,发现藏羌彝走廊节庆体育旅游开发缺乏统筹规划,基础设施不完善;节庆体育旅游产业发展滞后,市场秩序不规范;生态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商业化气息严重等,提出建立合作机构,完善基础设施;大力发展节庆体育旅游产业,规范市场秩序;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加强政府管理规划等建议。

地理、民族与区域共生: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纳西族地区的民族交流

纳西族地处横断山脉地区,是连接滇藏的重要交通要塞,自古以来就是藏族、纳西族、白族等民族交流的中心地带。作为氐羌民族后裔的纳西族,在藏彝走廊文化区中吸收各个民族的优秀文化,凭借地理位置优势,在不同历史阶段与周边民族展开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形成多元文化共生的民族文化传统。

三岩藏族体质特征研究

三岩是西藏自治区贡觉县与四川省白玉县交界的金沙江峡谷区,本文对三岩藏族活体的测量数据做了统计分析,认为三岩藏族的体质特征为高身材、中头型、中鼻;属于蒙古人种北亚类型,他们的体质特征不仅与中国南方、北方的其他民族有明显的差别,而且跟藏族的其他支系也有很大的差别。三岩藏族具有独特的体质特征。

中国走廊学发凡——从民族的“藏彝走廊”到世界的“一带一路”

20世纪80年代前后,费孝通提出"藏彝走廊"概念,最初是为从宏观上看各个民族的演变、进而进行民族识别,后来逐渐将其与丝绸之路联系起来,希望以"藏彝走廊"为中心重建南方丝绸之路,发展西南民族经济。其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逐渐有学者开始将研究目光投注于中国不同地区的民族走廊。现今,中国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研究日渐兴起,中国人类学者开始将研究对象扩展至国外;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已经提出,"一带一路"将走廊的概念与研究范围推向国际化,形成世界民族走廊概念。无论是海外民族志研究,还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都为走廊学从对概念的定义与范围的界定走向实地田野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

通道地带理论--中国边疆治理理论初探

中国边疆治理的中心,不在中国的中心地带,也不在中国的边疆地带,而是在中国的通道地带。地理上的通道地带,就是由长城、丝绸之路及藏彝走廊组成的,夹杂在北部蒙古高原、西部沙漠戈壁绿洲、西南青藏高原、东部平原区域等中国内部四大生态文化区之间的农牧混合地带。从横向角度来说,通道地带连接中国四大生态文化区;从纵向视野来说,中国祖先在通道地带起源、发展并向四周拓展并形成中国边疆;从中国中心与边疆的相互关系来说,通道地带是中国边疆与中心聚合与离心力量相互博弈的纽带。当今天中国边疆面临诸多问题时,通道地带对内吸引和凝聚作用、对外桥梁作用、对边疆具体问题的源头和症结作用不容忽视。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政策协同研究

基于我国1985—2018年间的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政策,选取政策协同度测度指标体系,从政策力度、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3个维度对政策进行指标赋值量化,运用平均协同度测度模型,以量化数据描绘出了政策协同演变过程。结果发现:随着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政策数量的增多,总效力逐年上升,总协同度以及各目标与措施间协同度不断增长。但2014—2018年,其协同度增长率均呈下降趋势,且各目标与措施间协同度存在显著差异。针对协同度较弱的目标与措施,进一步提出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政策有效实施的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