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性与共同性:藏彝走廊南部“弟兄祖先”传说范式的探讨

以广泛流传于藏彝走廊南部民族中的“弟兄祖先”传说不同版本之突出情节变量——婚姻为视角,可将其分为一次天女婚型、一次兄妹婚型和多次两种婚交替型。再按照传说在藏彝走廊南部从西北至东南的流传路径,传说的不同范式就大致呈现出西北、东南相反序列对称的地域性规律变化。通过比较四个典型的多次两种婚交替型版本,发现不管天女婚还是兄妹婚都以人或物在上下、高低空间的重复流动,尝试把两种对立的事物结合起来。所以,传说不同范式的地域性变化就是通过对人群间差异性与共同性的生产、维持和转换,解决社会性别、血缘、空间等二元结构的矛盾。基于传说版本中人群间共同性与差异性的演变关系,可为研究中国民族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提供一个可供进一步分析的案例。

企业异质性视角下的文化产业集聚动力分析——基于藏羌彝走廊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集聚经济理论、企业异质性理论、选择效应理论等构建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空间集聚动力理论框架,通过实证分析探析各动力因子对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结果表明: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集聚由基础设施共享、知识溢出、产业匹配、选择效应四大动力因子在不同程度上共同发挥作用,其中人力资本、研发支出、金融产业、信息产业、人力资源禀赋受到企业异质性的调节作用对文化产业集聚呈现出显著正向的影响,并且调节变量在不同水平时,各动力因子对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幅度具有差异性。基础设施发达程度和市场规模,这两种动力因子未受到企业异质性的调节作用。

藏羌彝走廊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机制研究

为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探索西南民族地区人居空间与自然环境的关联性,研究以藏羌彝走廊空间范围内765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在统计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的基础上,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自然与社会要素对藏羌彝走廊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影响机制。研究显示:藏羌彝走廊传统村落呈现“多核聚集”的空间分布特征,区域以南形成以云南省保山市和大理州—丽江市的双密度核心,区域以北形成以甘肃省玉树州、四川省甘孜州等多个次密度核心;基于地理加权回归结果,研究得出地形地貌与河流水系的耦合作用主导了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差异性特征形成,交通与经济的互馈作用抑制了传统村落的留存,而区域多样化文化要素系统是促进了传统村落保护与传承的关键。在此基础上,提出藏羌彝走廊传统村落区域性整体保护策略,以期为西南山地民族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框架构建提供支撑。

县域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政府干预的门槛效应——来自藏羌彝走廊核心区106个县域的数据

基于2001~2020年藏羌彝走廊核心区106个县域面板数据,文章考察了政府干预门槛效应下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考虑政府干预的作用,县域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阶梯特征”。当政府干预不足时,县域金融发展会加剧相对贫困,不利于乡村振兴;跨越一定门槛值后,政府干预程度越高,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越明显,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的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处于边缘地带的省际交界县需要政府更多的支持,才能发挥出金融对乡村振兴的服务效能。因此,地方政府应积极承担起乡村振兴的主体投入责任,科学认识金融对乡村振兴的服务效能,撬动金融按市场化原则更多投向农业农村,积极引导资金和资源回流农村,推动乡村振兴进程。

劳动力流动对民族地区易地搬迁人口多维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来自藏羌彝走廊12239户易地扶贫搬迁家庭的微观证据

本文将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的贫困脆弱性方法融入多维贫困AF方法中,基于藏羌彝走廊12239户易地扶贫搬迁家庭微观数据,从收入、资产、健康、教育、社会融合五个维度测度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的多维贫困脆弱性,考察劳动力流动对多维贫困脆弱性的抑制作用,并从收入增长机制探讨劳动力流动及流动强度对抑制多维贫困脆弱性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劳动力流动能够显著降低易地搬迁人口发生多维贫困与多维贫困脆弱性的概率,可以有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多维贫困脆弱性高的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更大,流动强度越高导致的多维贫困脆弱性的抑制效果越好;从个体异质性看,年龄越低或者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劳动力群体,流动对降低多维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应更显著;流动距离对多维贫困脆弱性的边际影响呈现“U”型特征,保持适度流动距离更有助于降低多维贫困脆弱性。

多重证据视域下藏羌彝走廊石表述的迁播与交融

藏羌彝走廊有着丰富的石表述,其中石棺葬、白石、石碉形成相近文化圈,此外泛石、巨石崇拜也很流行。石是多种信仰的载体,也是多种文化的表征,对石的表述连接着历史以来藏羌彝走廊人群的迁徙以及文化的传播、分化、交融。从多重证据的互证,可以探析到藏羌彝走廊石表述迁播的线索与结晶,对认识今天藏羌彝走廊民族的关联与共性具有根基意义。

藏彝走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俗表征——以康定鱼通地区婚丧习俗为例

康定鱼通地区在历史上既是汉边社会也是藏边社会,其所处位置即在被费孝通称为藏彝走廊上“围棋子”式的社会文化地理单元的区域。鱼通婚丧习俗呈现汉、藏、羌等多族群文化与原生文化多元并置、共生共荣的特质。通过康定鱼通地区婚丧习俗的田野调查,以婚丧习俗为视角,从微观层面考察鱼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多族群文化与原生文化多元多次互动交融的情状,有助于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

藏羌彝走廊节庆体育旅游开发研究

通过文献资料、田野调查、专家访谈等研究方法,对藏羌彝走廊节庆体育旅游开发现状进行调查和分析,梳理了藏羌彝走廊节庆体育旅游开发优势,发现藏羌彝走廊节庆体育旅游开发缺乏统筹规划,基础设施不完善;节庆体育旅游产业发展滞后,市场秩序不规范;生态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商业化气息严重等,提出建立合作机构,完善基础设施;大力发展节庆体育旅游产业,规范市场秩序;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加强政府管理规划等建议。

地理、民族与区域共生: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纳西族地区的民族交流

纳西族地处横断山脉地区,是连接滇藏的重要交通要塞,自古以来就是藏族、纳西族、白族等民族交流的中心地带。作为氐羌民族后裔的纳西族,在藏彝走廊文化区中吸收各个民族的优秀文化,凭借地理位置优势,在不同历史阶段与周边民族展开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形成多元文化共生的民族文化传统。

三岩藏族体质特征研究

三岩是西藏自治区贡觉县与四川省白玉县交界的金沙江峡谷区,本文对三岩藏族活体的测量数据做了统计分析,认为三岩藏族的体质特征为高身材、中头型、中鼻;属于蒙古人种北亚类型,他们的体质特征不仅与中国南方、北方的其他民族有明显的差别,而且跟藏族的其他支系也有很大的差别。三岩藏族具有独特的体质特征。

中国走廊学发凡——从民族的“藏彝走廊”到世界的“一带一路”

20世纪80年代前后,费孝通提出"藏彝走廊"概念,最初是为从宏观上看各个民族的演变、进而进行民族识别,后来逐渐将其与丝绸之路联系起来,希望以"藏彝走廊"为中心重建南方丝绸之路,发展西南民族经济。其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逐渐有学者开始将研究目光投注于中国不同地区的民族走廊。现今,中国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研究日渐兴起,中国人类学者开始将研究对象扩展至国外;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已经提出,"一带一路"将走廊的概念与研究范围推向国际化,形成世界民族走廊概念。无论是海外民族志研究,还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都为走廊学从对概念的定义与范围的界定走向实地田野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

通道地带理论--中国边疆治理理论初探

中国边疆治理的中心,不在中国的中心地带,也不在中国的边疆地带,而是在中国的通道地带。地理上的通道地带,就是由长城、丝绸之路及藏彝走廊组成的,夹杂在北部蒙古高原、西部沙漠戈壁绿洲、西南青藏高原、东部平原区域等中国内部四大生态文化区之间的农牧混合地带。从横向角度来说,通道地带连接中国四大生态文化区;从纵向视野来说,中国祖先在通道地带起源、发展并向四周拓展并形成中国边疆;从中国中心与边疆的相互关系来说,通道地带是中国边疆与中心聚合与离心力量相互博弈的纽带。当今天中国边疆面临诸多问题时,通道地带对内吸引和凝聚作用、对外桥梁作用、对边疆具体问题的源头和症结作用不容忽视。

白马藏族的白马老爷信仰及其地域文化认同功能探析

作为白马藏族共同信奉的白马老爷神祇,其原生形态为有形的山,此生形态为部族英雄。实际上,这两种形态均为神话学上的想象,这种想象实际上是基于生存的关照。如果说神山是白马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主义思考,那么部族英雄则是白马先民对政治拉锯战的生存状态的考虑。在村落语境中民众基于物质或精神的诉求进而对白马老爷进行了多重形式的文化展演(祭祀),其不仅满足了民众的现实性需求,也形成了以白马老爷神祗为中心的跨地域信仰圈,与此同时也建构了白马人的族群边界和社会记忆。

“藏彝走廊”地区白族商人商贸活动的持续性探讨

近代历史上,白族、纳西族、藏族等民族商人是活跃于"藏彝走廊"地区的主要商帮,今天许多其他商帮已经在该区域销声匿迹,而白族商人作为一支劲旅依然活跃于"藏彝走廊"地区,许多白族村寨凭借商贸活动走上了致富之路。白族商人为什么能够持续根植于"藏彝走廊"地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藏彝走廊地区多民族经济共生形态演进机理研究

民族经济共生关系是共生哲学视野下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藏彝走廊地区多民族经济共生形态的形成与演进是该地区民族和谐共生关系形成的重要基础和纽带。基于藏彝走廊地区长期存在着民族经济互补共生的客观现实,在该地区发展的整体性和各民族互利共生等新的研究视角导引下,对该地区多民族经济共生系统要素、促动因子、共生模式及其演变机理进行了深入探讨,揭示了藏彝走廊多民族经济共生形态的演化是共生民族、共生模式与共生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明确了经由点共生模式、间歇共生模式演化发展而成的一体共生模式是进一步优化藏彝走廊地区民族经济共生关系的最佳范式,是推动此多民族聚居区社会经济共同发展的最优路径,进而为我国其他多民族聚居区共生关系的构建和优化提供借鉴意义。

族群认同、区域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跨境互构——以中、缅、泰傈僳族弩弓文化的位移与重构为视角

藏彝走廊跨境傈僳族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形成了在中、缅、印、泰、美、澳与马来西亚等国家、地区跨越区域与国家边界的分布格局(1),其弩弓文化也随之广泛流布,并通过同胞间的跨境互动而成为其共享的文化象征符号。追溯傈僳族远古历史记忆里的"神弩"及其文化隐喻,并跟踪调查在中缅泰三国跨境迁徙与其弩弓文化的场景性重构及其功能的在地化叠加,可以发现傈僳族在适应不同国家社会环境的生存调适中所呈现的族群认同、区域认同、国家认同的多维并存与跨境互构特性。

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发挥文化产业集聚效应对于改善民生,实现文化富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基于沿线7省2013—2018年面板数据,利用Global Moran's I、赫芬达尔指数、地理加权回归等模型,系统分析了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的空间关联度、产业集聚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整体呈现较低的空间关联程度,集聚水平表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总体具有“内热外冷”的分布格局;在行业间和地区间呈现出整体分散,局部集聚的特点,且集聚水平在时间和空间上异质效应显著;影响因子对文化产业集聚水平作用各异,需求因子对行业集中程度和空间集聚水平皆具有抑制作用,传播因子和发展因子对前者具有抑制作用,对后者具有促进作用,消费因子则刚好相反.

族群问题三议——以藏彝走廊民族为例

在民族史研究中,族群概念可以得到广泛的应用;民族以地缘关系为基础,"支系"不应是族群的对应范畴。族群迁徙在古代民族中是经常发生的,祖源记忆则构成族群自我认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族群认同"可以是客观存在的,也可以是虚拟的";其共同特性"是由它本身显露的,或者是被认出来的",都是值得注意的观点。就研究族群问题而言,藏彝走廊民族提供了生动的实例。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政策协同研究

基于我国1985—2018年间的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政策,选取政策协同度测度指标体系,从政策力度、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3个维度对政策进行指标赋值量化,运用平均协同度测度模型,以量化数据描绘出了政策协同演变过程。结果发现:随着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政策数量的增多,总效力逐年上升,总协同度以及各目标与措施间协同度不断增长。但2014—2018年,其协同度增长率均呈下降趋势,且各目标与措施间协同度存在显著差异。针对协同度较弱的目标与措施,进一步提出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政策有效实施的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