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的“圣母”信仰与山之道教——碧霞元君、娑苏、大比留女

本文着眼于中世东亚同时存在的、称为“圣母”的山岳女神,用宏观的,并且是俯瞰式的视角来考察东亚世界可能拥有“共同”的宗教经验。“圣母”这一尊称在亚细亚广泛存在,笔者认为可能是由于宋代碧霞元君“圣母”尊称的影响,但不同的“圣母”信仰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例如日韩的“圣母”有共同的虚舟传说。另一方面,中韩的“圣母”都是山岳女性宗教者。本文通过考察指出日韩“圣母”信仰内容上的差异,源自日韩对道教信仰的不同接受,又由于日本山岳信仰中有“女人禁制”,所以不存在女性信教者,这对日本接受道教信仰有一定的障碍性的影响。

论宋代女性的赈济活动

女性是宋代赈济活动中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宋代女性以多种方式,对亲友、乡里和灾民等进行赈济。她们从事赈济活动并非仅因情感因素使然,还与当时的国家政策、社会舆论、宗教观念以及女性关怀社会的责任意识等因素有关。其资金来源主要有奁产、夫家家财、国家所赐封赏以及本家资产等。宋代女性从事赈济活动,为女性走出家庭,拓展自身生活空间提供了途径,有利于砥砺风俗,形成和谐互助的社会氛围,对缓解社会危机,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国家统治均有一定影响。

20世纪初期美国反禁酒运动再思考

反禁酒运动是美国禁酒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禁酒运动的衰败阶段。法律上禁酒造成的负面影响直接导致了反禁酒运动的强势兴起。研究美国禁酒运动的国内学者认为,禁酒运动的失败与禁酒立法本身的漏洞、酒类走私集团的猖獗、法律尊严的丧失、经济大萧条的困境、禁酒执法的尴尬、反禁酒力量的壮大等因素有关,却很少强调反禁酒运动的成功与上世纪20年代美国消费社会与女权主义的兴起导致妇女禁酒阵营瓦解、自由主义的再度回归密不可分。应当说,20年代美国社会大气候的变化才是反禁酒运动成功的内因。

大学在推进妇女解放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20世纪初,中国女子开始进入男子一统天下的大学,这无论是对大学的发展还是为妇女解放都带来了全新的意义。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却大多着力于描述初创期的女子高等教育机构以及起始期的男女同校对女性而言的森严的管理制度、男女有别的课程设置以及培养目标,对大学在妇女解放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则重视不够。事实上,在女子进入大学的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大学在引领妇女运动发展,催生女性服务社会的精神,点燃女性革命热情,开拓女性智慧等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历史作用。

抗战时期广东妇女婚姻状况探析——以粤西妇女婚姻关系的解除为例

抗战时期粤西经济畸形发展,社会变动。当地妇女家庭地位提高,在婚姻关系中表现出较强的自主性,登报声明离婚、退婚、脱离关系者比比皆是;部分妇女诉诸法律,地方法院肯定了妇女的婚姻权益,婚姻自由观念和法律意识开始深入人心。

太平天国“娼妓是完全绝迹”了吗?

太平天国是严禁娼妓行为的,但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在太平天国统治的广大乡村存在严重的私娼现象,在太平天国各王府和广大的军队中,还残存大量的封建家妓和官妓。太平天国没有彻底废除令人憎恶的娼妓制,广大妇女也没有真正摆脱性奴隶的地位。所谓太平天国娼妓"完全禁绝"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太平天国之所以禁娼,主要出于拜上帝教反对男女淫乱和禁止奸淫妇女的宗教思想,并非解放妇女的主观所为,对此不能给予过高的评价。

离婚妇女适用人格权侵害禁令保护初探

《民法典》新增的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在保护离婚妇女人格权方面具有突破性进步。作为防范实体侵权的防御性手段,人格权侵害禁令以及时救济为目标追求,为离婚妇女防范前夫骚扰、侵害提供了新的法律手段,但人格权侵害禁令的适用仍存在危险性评估机构缺位、申请执行一体化机制缺失、规范统一的禁令裁定标准缺乏等问题。为实现人格权侵害禁令对受侵扰离婚妇女的保护功能落实落地,应尽快建立人格权侵害行为危险性评估制度,构建多部门协同的一站式禁令申请执行机制,并通过司法解释细化人格权禁令的适用规则。

朱玲从“虚、郁、瘀”论治高龄复发性流产

高龄女性复发性流产发生率较高,朱玲教授认为其病机特点为“虚、郁、瘀”。“虚”指肾精不足,阳明脉衰;“郁”指情志不调,肝气郁结;“瘀”则缘于冲任损伤,瘀阻胞宫。高龄女性复发性流产的治疗以补肾填精、培元固本为基础,同时需重视疏肝解郁,调畅气机,强调活血化瘀,养血固冲。治疗过程中,中药汤剂、丸剂、膏剂可配合使用,持之有效,缓肾精之衰,强后天之本,疏肝气之郁,调气血之畅,养冲任之虚,以筑胎元之源;孕后需尽早安胎,补肾健脾,疏肝活血,则胎元自固,而无流产之虞。

13味消肿固脱汤熏洗治疗围产期妇女混合痔30例临床研究

目的观察13味消肿固脱汤熏洗治疗围产期妇女混合痔的临床疗效。方法将60例围产期混合痔妇女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30例,观察组采用自拟13味消肿固脱汤熏洗治疗,对照组采用1:5000高锰酸钾溶液外洗治疗,2组均连续治疗5 d,观察2组临床疗效,混合痔肿痛消失、痔核还纳和便血消失的时间以及观察2组方法的不良反应、毒副作用情况。结果 2组临床疗效比较,观察组总有效率为96.67%,对照组总有效率为80.00%,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混合痔肿痛消失、痔核还纳和便血消失的时间均显著短于对照组(P<0.05)。结论自拟13味消肿固脱汤熏洗治疗围产期妇女混合痔临床疗效显著,明显改善临床症状,值得临床推广。

清代台湾少数民族妇女政策探析

清代台湾少数民族妇女群体有独特的民族个性,清政府对她们实行了特殊的保护、教化政策。如清政府一度实行禁止台湾少数民族女性与汉族男性通婚的政策,树立台湾少数民族妇女"道德模范",改革台湾少数民族妇女的赋税制度等。这些政策体现了清政府对台湾少数民族的治理发展逐步完善,加速了台湾少数民族的汉化,促进了台湾的族群融合,也促进了台湾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台湾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

清季戏曲禁止问题研究

晚清各级政府基本延续清前中期对戏曲以禁为主的态度,但除在某一时期的某些地方卓有成效外,总体而言,各级政府禁戏权威不断弱化。其禁戏方面主要措施包括:设立禁局、禁止"淫戏"、禁止妇女观戏等。但官方禁戏的言论举措已无力改变民间演剧反禁绝的趋势:戏文剧本屡禁不绝,禁"淫戏"效果也很有限,禁止妇女看戏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而最终被打破。

女伶戏禁的演变历程、历史缘起及其解禁的多重因素探析

在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等级秩序中,禁用女乐等对于女性戏禁政策的颁布,从唐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朝并达到顶峰。在男性主导社会话语权的封建时代,社会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伦理纲常,男外女内、男女有别等传统教化意识和具体闺范来教导女性禁欲,严禁女性登台演戏,直接剥夺了女性参与艺术活动的自由权利。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文明的启蒙影响,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在实践中实行反缠足运动,兴办女学,都为女性走出家门,走向社会,重新登台演戏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戏曲改良运动的助推,为女性突破家庭的禁锢重新担当起社会角色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女戏禁令的放松,促使了更多女伶的涌现和崛起;租界内开放宽松的处境,为戏曲艺人重新登台演戏提供了良好的平台环境。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为女伶重登舞台演戏增添了深厚持久的心理支撑和源源不断的动力。总之,从严行约禁到松动废弛,表明禁女伶的政策是违背伦常、不可能长期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