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唐代墓葬出土胡人形象：基于丝绸之路的再考察

甘肃唐代墓葬出土的胡人形象主要分布在敦煌、秦安、天水、庆城、酒泉、武威、灵台和山丹等地,包括陶质、石质、木质和青铜质官吏俑、牵夫俑、仆从俑、舞乐百戏俑,以及墓砖模印纹饰等,与文献资料互证,不仅反映了上述地区在唐代作为丝绸之路交通要道的重要地位,辗转往来于这些地区的胡人在唐代墓葬中的出现既是这一史实的形象化反映,也揭示出唐代胡人群体的总体特征与区域性表达。

论中唐碑志文之题

中唐碑志文在题式上的变化是碑志文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从总体上概述中唐碑志文题式的特点,然后具体从妇女碑志之题,僧、道碑志之题等方面分别展开深入探讨,可以揭示各类碑志文题式之特点,从而展现碑志文题式的概况。

《西安南郊明上洛县主墓发掘简报》释文校补

《西安南郊明上洛县主墓发掘简报》一文,公布了幽堂(买地)券、圹志铭拓片,并随文附有释文,但释文中很多地方释读有误。通过校补释文中部分可商榷之处,分析误因,避免以讹传讹,以便使这份宝贵的材料得到更科学地利用。

流散唐代墓志所见唐人著述辑考

唐代墓志记录了唐人著述相关真实历史信息,具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随着唐代墓志陆续大量出土,学者们不断利用新出土唐代墓志对唐人经籍艺文加以补阙纠误。依据洛阳近年流散唐代墓志,搜求辑录唐人著述24种,并略加考述,以期有所裨益。

山西太原唐代郭行墓发掘简报

2019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太原市万柏林区小井峪小学附近发掘1座唐代壁画墓,出土了陶罐、墓志、木俑、木梳、铜钱、泥俑等遗物及精美壁画。该墓壁画保存完好,内容丰富,是目前太原地区发现规模最大的唐代壁画墓。

河北宣化纪年唐代墓志释文校正

宣化在唐代为武州,设幽州雄武军,历史上这里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三座纪年墓的发掘对于研究宣化及周边地区唐代的历史、社会制度、军事和生活习俗有重要的意义,只是《文物》公布的墓志释文存在诸如释读错误和释文脱漏等方面的失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利用价值,今反复阅读拓片,比勘原释文,对部分释文进行校正。

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志及相关问题

已经公布的《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志》为唐代吐谷浑史又添一重要史料,但已有文章多处释录、断句有误。该墓志为吐谷浑王室子弟称王现象又添一证,也成为了吐谷浑由周边藩属到迁居内地,最终融合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又一物证。志主祖“丽杜吐浑可汗”与其父兄“拔勤豆可汗”的称号皆可考证。志文明确记载慕容智所葬之地为“大可汗陵”,此处也是吐谷浑王室多位成员的墓地所在。探明“大可汗陵”所指,并解读吐谷浑王室的凉州情结,必须与历任吐谷浑可汗与隋唐王朝的关系结合起来,也必须与吐谷浑投唐之际的唐蕃关系结合起来。

砖墓志与金花冠——《唐李墓志》读后

唐李倕墓规模较小,随葬明器和朱书砖墓志极为普通,但该墓出土了一批以金花冠为代表的制作精美的实用器物,两种随葬器物形成反差。本文通过对墓志文本释读,廓清了墓主的身份,并以唐代制度和社会生活习惯参证分析,尝试提出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

陕西西安东郊西等驾坡唐墓发掘简报

2021年9月至2022年4月,为配合城市基本建设更新项目,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雁塔区西等驾坡村发掘了一批古代墓葬。其中唐墓两百余座,8座出土墓志的墓葬年代明确,为研究唐中晚期中小型墓葬提供了新资料。

未见于史籍的唐代西南地区两次民族起事

出土的唐代《宋祯墓志》和《高足酉墓志》中,记载了西南地区未见于史籍的两次民族起事。两位墓志主人均参与对起事的平息过程。根据文献资料,第一次民族起事当为僚人所为,第二次当为"万州蛮"所为。由于史料缺乏,更详尽的史料还有待发掘。至于起事原因,主要还是与中央王朝的弊政有关。

北朝隋唐河洛大族于氏的几个问题

北朝隋唐时期 ,河洛于氏人才辈出 ,十分显赫。但有关史书对其记载时有出入。虽然有些史书将其记为代州或雍州及京兆等地人 ,但经过对史料及有关墓志、神道碑的研究认定 ,于氏始终为河南洛阳人 ,且对其它一些问题进行了订正或对史书有所补充 。

唐代墓志铭中胡族女性的多元形象与书写

碑志研究逐渐从单一的史料考证转向细腻周全的史学分析,墓志铭不仅丰富了胡族女性的形象,而且可以更好地理解唐代夷夏观念。较之于传世文献对女性形象的刻板呈现,墓志铭刻画了更为多元的胡族女性形象,这种表达背后有着特殊的生成机制和社会意识:一方面志文模式出现程式化,内容是在两性视角下对理想女性形象的表达和建构;另一方面志文的个性书写是对传统父权制结构的补充与挑战,是女性现实形象的写照。无论是墓志铭中表现的女性形象,还是文本背后所反映的社会意识,其所体现的夷夏观念非常淡薄。

河南三门峡刚玉砂厂唐墓发掘简报

2020年10月至2021年3月,为配合三门峡市刚玉砂厂棚户区改造工程的实施,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编号为M003的唐代墓葬形制完整,出土物丰富。根据墓志志文,判定墓葬年代为盛唐时期。该墓的发现为进一步研究三门峡地区唐代丧葬习俗提供了详实的实物资料。

陕西西安唐元不器墓、元自觉夫妇墓发掘简报

2020年6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西安市西咸新区秦汉新城龚东村北发掘一批隋唐时期墓葬,其中可确认为同属元氏家族的唐代墓葬共三座。其中元大谦、罗婉顺夫妇墓资料已公布,另两座墓主分别为元大谦第三子元不器及侄子元自觉夫妇。两座墓葬均被盗扰,但仍出土较为丰富的随葬品。墓志内容为研究唐玄宗时期相关内容提供了重要资料。

从墓志看中晚唐教坊发展

中晚唐教坊发展与盛唐相较,虽呈衰落迹象,但仍维系并活跃于民间、藩镇、神策军中。究其原因,与安史乱后中央皇权式微、地方藩帅权力日盛、宦官专权等政局密切相关。特别是仗内坊在军队中的发展,为唐后期教坊提供了发展空间。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挖掘墓志资料,从教坊的世俗化发展、宦官政治与仗内教坊的发展两方面对中晚唐教坊发展这一议题进行再探讨,从史籍之外材料发微抉隐。

江苏苏州姑苏区相门仓街唐贞元十七年墓发掘简报

2017年3-8月,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在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相门仓街遗址南区发掘了一座唐墓,保存较好,出土一方墓志,墓葬年代为贞元十七年(801年)。墓中出土文物不多,但时代明确,为苏州古城研究以及苏州地区唐墓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资料。

对西安市东郊唐墓出土契丹王墓志的解读

2001年,在西安市东郊一座唐墓中出土了一方契丹王李过折的墓志,共计19行369字,记载了开元年间契丹与唐朝的关系,反映了契丹政权内部的矛盾、分化状况和唐朝的边疆政策,陈述了契丹王李过折的事迹和其后代为唐朝效力的事例。这方墓志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为学术界研究早期契丹活动提供了珍贵资料。

高昌国末年以降砖志书写中的“高昌人”

随着外部威胁的加剧,高昌国末期的砖志中出现了一些以本地的“交河郡”为籍贯的书写,这是“高昌人”认同觉醒的表现。高昌国的灭亡以及部分高昌人内迁中原让入居内地的高昌人感受到自身文化习俗的特殊性,也促进了“高昌人”认同的增强,这在龙门石窟的题记中也留下清晰的表达。贞观年间来自中原的卫士、移民等外来势力涌入唐西州,部分高昌人的遗民认同潜滋暗长;永徽初年麹智湛及徙居中原的高昌豪族返回西州,他们的“高昌人”认同与当地既已存在的遗民认同合流,进而出现了永徽、龙朔年间墓志中“高昌人”书写显著增多的现象。此后对唐朝认同的逐步增强,处于自发状态的“高昌人”认同因为无法得到强化,最终归于消亡。

山西太原唐代马绶夫妇墓发掘简报

2020年,为配合太原市晋源区龙山大街西段道路建设,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工程涉建区域的汉至清时期遗存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M23是一座唐代圆形砖室墓,随葬品有墓志、陶罐、瓷碗等。根据出土墓志可知为马绶夫妇三人墓葬,此墓的发现,为研究唐代丧葬习俗和墓葬形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辽宁朝阳出土唐代孙氏墓志汇考

2003年,在辽宁省朝阳市纤维厂原址基建工地发掘17座唐代墓葬,均为砖筑单室墓,墓向朝南,排列紧密有序。其中5号、8号、9号墓各出土墓志一合,墓主人分别为孙忠、孙则、孙道,证明此处为孙氏家族墓地,此墓地是辽宁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家族墓地。三方墓志记述了墓主人生经历和唐征高丽等历史事件,补正了史书阙漏讹误,是唐朝早期对少数民族逐渐加强管理的实物证据,为研究唐代营州的军事制度和民族关系提供了珍贵资料。本文对以上三方墓志进行了释文和断句,并依据墓志理清了孙氏家族谱系。同时对墓志所涉及的人物孙则、孙道、孙忠、孙会等人的官职及相关问题,结合文献记载进行了研究。文中还对墓志中涉及的唐招慰延陁、唐太宗征高丽、程名振击高丽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营州军事制度进行了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