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何香凝墓建筑设计解析——兼论民国时期国葬墓建筑布局与形制特征研究

廖仲恺何香凝墓(以下简称“廖墓”)建设于1925—1937年,其间经历近代两部《国葬法》的兴替,陵墓两任建筑师均以西方留学背景应对当时社会普遍追求的中国古典复兴形式主义要求,集中展现了变革年代中社会与建筑环境特点。文章从廖墓建设的历史研究和工程图档解读两方面出发,对影响廖墓设计的各方面进行考察,通过与同时代国葬墓比较,探索国葬机制对廖墓设计的影响,以及设计师面对山地基址和中国式风格要求的应对策略。

试论东汉墓园的布局与两汉墓园的变革

汉代是墓葬地面设施发展的重要时期,两汉高等级陵园和墓园的组成、结构比较清楚,但东汉一般等级墓园的情况则需进一步研究。本文利用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尝试复原东汉墓园的布局情况,认为东汉一般等级墓园中神道大多通向祠庙而非封土,神道可能不是直线,存在与墓道异向的现象。从墓园布局与神道起止来看,两汉墓园中心发生了显著变化,墓园中心由封土逐渐变为祭祀设施。西汉中晚期以来,墓祭参与者增多,祭祀设施规模扩大,从而影响了墓园的整体布局。随着两汉政权更替、统治文化转向,包括陵园布局等一系列国家墓葬礼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重庆市开县余家坝墓地2002年发掘简报

开县余家坝墓地是长江三峡地区一处极为重要的战国时期巴人墓地。本年度共发掘墓葬13座, 它们在墓葬形制、棺椁制度和随葬品组合上与以往发掘墓葬存在共性的基础上,也表现出了明显的自 身特色,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余家坝墓地的延续年代、埋葬习俗和文化特征等问题的认识。

李寿墓壁画的内容、布局及其渊源——兼论唐代早期壁画风格

李寿墓壁画的布局以水平分割壁面为主,其内容可以分为升仙系统和模仿现实系统。模仿现实系统位于下层,升仙系统位于上层。这些内容来自当时各个不同的文化区域。由于没有完全吸收和消化,因此形成了一种杂糅各种文化因素的“拼贴画”风格。

五代李茂贞夫妇墓墓葬形制和神道石刻略论

李茂贞夫妇墓是五代时期节度使级别的高等级墓葬。墓葬模仿唐代帝陵使用石室以彰显其身份。其夫人墓的八角形后室和砖雕装饰明显受到河北地区影响,是当时河北集团统治中原王朝历史背景的体现。墓葬神道石刻有重复现象,可能是夫妇二人两次入葬两次设置的结果。

试论襄阳南朝画像砖墓的营建及图像布局

南北朝时期襄阳地区集中出现了一批砌筑考究、图像精美的画像砖墓,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地方特色。本文主要以襄阳南朝画像砖墓为研究对象,以视觉分析的研究方法讨论其营建特点,并发现画像砖的垒砌与墓葬中图像的布局直接相关。

周代的夫妻合葬墓

中国历史进入周代以后,墓地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墓葬格局——夫妻合葬墓。这种墓葬形式在整个周代虽较为流行,但却没有成为一种一般性观念在整个社会中得到广泛普及。由于西周与东周社会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因而"男左女右"的墓葬格局不是整个周代夫妻合葬墓中的一种定制。

布里昂家族墓地景观设计分析

介绍了布里昂家族墓地中的建筑、水体、地形、植物和建筑小品及其漫游式布局,对意大利著名建筑师斯卡帕对该墓地的写意式抒情设计手法及其现代的、人性化的设计理念进行了阐述,以指导今后的墓园设计。

“摅骋技巧,委虵有章”——探析吴白庄汉画像石墓装饰布局

近几十年汉画像石的研究从考古学、哲学、人类学乃至宗教、艺术、美学等领域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甚至出现多学科知识交叉综合性研究。临沂吴白庄汉墓华丽精美的石刻装饰艺术倍受学界关注,曾围绕该墓召开学术研讨会,装饰艺术方面仅以雕刻形式及其特点展开了热议,主要观点倾向外域文化影响的结果,而有关装饰艺术的其他方面尚无过多的研究成果。通过将汉石刻艺术与墓葬的形制结构相联系,由外而内地阐释其装饰布局的中心性特点,以历史还原主义的理念探索传统墓葬形制中装饰艺术的表现规律,可以为研究传统装饰艺术的精髓铺垫基石。

赫章可乐乙类墓主人身份试析——以随葬品摆放位置为切入

位于贵州西北部的赫章可乐,经过多次发掘,乙类墓中出现的特殊葬式"套头葬"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及研究,但在随葬品摆放位置的相关问题上还未有相关论述。以随葬品摆放位置为切入点,在与同地发掘的汉式墓对比研究后发现,乙类墓中铜(铁)容器多位于死者头部,加上与兵器共出状况来判断,该类墓葬的墓主人身份应有别于仅出土兵器的墓主人身份,而属于有一定军阶者或指挥者墓葬;铁质农具多放置于死者上半身,基本不与兵器伴出,说明当时已有明确的兵农分工。

厦门明清传统墓上建筑形制研究

厦门传统墓上建筑融合了中原文化与闽南地域文化特点,具有鲜明的地方风格。现存的墓上建筑中明清时期占据绝大多数,造型多样、装饰精美。结合地方志等史料及官方对墓葬形制规定,实地调研厦门明清传统墓上建筑分布,分析明清墓葬建筑与地方社会历史发展关系,结合典型案例从平面、立面布局分析墓上建筑特征,分部件详细梳理墓上建筑的构成元素,为当前地方墓上建筑的保护修缮提供传统形制依据。

汉楚都彭城营建研究——以楚都彭城与楚王陵墓营建为例

徐州古称彭城,四周群山环抱,汴水和泗水交汇城角,城市选址符合依山傍水的风水营造思想。西汉楚王对彭城进行大规模营建,增筑城墙,兴建宫室,完善城市道路和排水设施,进一步细化城市内部功能分区。楚王陵墓是楚都城的外延,楚王墓选址讲究风水,皆依山为陵,凿石为室,墓葬形制模仿地面宫殿,具有宅第化的特色。楚都彭城及楚王墓陵墓的兴建,形成彭城建设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奠定了后代徐州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

圣王、高士与神仙:南朝陵墓拼砌砖画的布局与意义

至迟在南朝萧齐时期,形成了陵墓拼砌砖画的完整形制,并且至少在萧梁时得到沿用。墓壁后部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如同屏风围绕在墓主周围,借这些“不宾之士”,强调帝王“明王圣主”的品质和追求,是南朝特有的政治文化和观念的反映。墓壁其他部分为由龙虎引导的上层“天人”和下层仪仗出行的组合,总体上以仪仗卤簿表达墓主身份并以升仙为目的,由于墓室空间的限制,这一部分被挤压而显得布局奇特。透过对南北朝陵墓和墓葬图像的对比观察,或许有助于墓葬文化研究的深入推进。

河朔地区宋金仿木结构砖室墓文化面貌探析

河朔地区既是唐代仿木结构砖室墓流行的重要地区,也对宋金时期北方地区墓葬的整体面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分析了河朔地区宋金仿木结构砖室墓的时代和区域特征,指出其平面形制由圆形向多边形转变、壁面布局由“四分式”向“六(八)分式”转变、题材组合由“假门+家具”向“假门+假门”转变,并探讨这一转型出现的时间节点及其反映的历史背景和文化面貌。

湖北随州义地岗墓群曾国墓葬布局分析

义地岗墓群是一处包含至少7位曾侯在内的曾国墓群,已发掘墓葬可分为三期五段,主体年代在春秋时期,年代下限可至战国中晚期,墓向多为东西向,并多以南北并排的夫妻合葬墓形式分布。其空间布局分为两部分,即以政治关系为主体的曾侯墓区和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墓葬聚集区。曾侯墓区位于岗地中轴线上,从北向南年代渐晚,依次为曾公求→曾侯宝→曾侯得→M4曾侯→曾侯與→M2(曾侯[戉阝])→曾侯丙;家族墓葬聚集区分布于曾侯墓区外围,并与年代相同的曾侯墓对应。此外,各曾侯墓区及家族墓葬聚集区之间均以车、马坑和部分空白地带作为分界。

东汉帝陵格局与陵墓建筑释名

东汉陵墓由陵和园二部分组成。行马之内是“陵”,行马之外是“园”。行马之内有石殿、钟虡和罘罳。行马之外有寝殿、便殿、园寺吏舍、掖庭。考古发现的东汉陵园遗址一般有5组主要建筑遗址。根据文献记载对照遗址的特征,封土东侧当是石殿、钟虡,封土南侧是墓屛罘罳。石殿的东北是寝殿、便殿,寝殿、便殿的北部是掖庭。园寺吏舍目前尚难确定。石殿、寝殿、便殿三处殿堂遗址,略同于宫城内的三组前殿建筑群。掖庭是守陵宫人的居地。

古图版式方向及相关诸问题(下)

通过对早期天文星图版式方向及相关诸问题的分析,进一步探讨了上(或前)南下(或后)北这一方位形成的文化背景。至于东西的判定,应结合观测者所处的位置(天极、地上或墓中)、取向或姿势(面南背北,即坐式,或头南足北,面天背地,即仰视;或头南足北,面地背天,即俯瞰)等诸多要素,综合分析。此篇为下篇。

试论辽代墓内祭奠与图像配置新特征的形成

本文通过将辽代的墓内祭奠与图像配置方式和先前汉唐间的主流情况进行对比,指出其新形成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祭奠空间从以象征墓主灵魂的“神位”或墓主正面像为中心,转变为以墓主遗体为中心;二是整座墓葬通过壁画图像配置等方式,从仿效现实居宅的堂、寝转变为仿效庭、堂。这种转变与河北地区晚唐墓葬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同时,辽政权对佛教的推崇以及密宗“即身成佛”信仰的流行,可能是促使其较普遍流行于辽代上层墓葬的文化动因。

合肥包拯家族墓地相关问题的再探讨

安徽合肥包拯家族墓地位于江淮之间,为我们认识南北方交界地带宋代家族墓葬的丧葬文化提供生动实例。通过对包拯家族墓地发掘信息的归纳与整合,可以明确包拯原葬之地即位于此处,且家族墓地的选址与布局受风水堪舆思想、礼制观念及家庭状况等多种因素制约。墓地中规格较高无名墓的产生,应与其墓主人显赫的家世有关。墓地的使用上限可能较以往认识更为靠前,最先下葬者或为包拯长子包繶。

云南小直坡墓地早期墓葬的分期及相关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对华宁小直坡墓地考古发掘资料的分析,从层位学和类型学角度将小直坡早期墓葬分为三期,每一期对应了遗址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分期为基础,分析了早期墓葬的布局特征,将墓地分为东北、东南及西南三个区,各区并行埋葬,对应了不同的人群,并显示出一定的社会分工。最后,结合石榴坝、打篇陡、金莲山及金砂山等墓地的发现,判断小直坡早期墓葬属于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石榴坝文化,其年代上限可能为西周末期至春秋初期,下限为战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