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桐城诗派的诗学承变与风格追求

桐城诗派源远流长,甚受学人推重,在晚清民国亦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从地域渊源上看,清代桐城诗派的诗歌理论与创作特色无疑是民国桐城诗派取法的诗学资源。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吴闿生、曾克耑等人采取较为保守的文学立场,除了通过教学活动促进桐城诗派的传承与扩散外,尤其着力于对桐城派诗人谱系的建构。而在诗歌创作上,民国时期的桐城派追求雄放奇崛的诗歌风格,这丰富了民国旧体诗的多样性,展示了古典诗歌在艰危苦难中所蕴藏的精神力量和文学价值。

吴闿生说杜与桐城派杜诗学在民国时期的传衍——以《古今诗范》为中心

吴闿生是清季民国时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编《古今诗范》选录精审,评点详赡,在桐城派诗歌选本系列中尤具典型性。是选选评杜诗细密周全,涉及五七言古律诸体,所评涵括杜诗性情论、笔法论、章法论、风格论诸多方面:推崇阐扬杜诗流露之至性至情,细致评析“生龙活虎”“凌空倒影”“穷神尽相”等杜诗用笔之法,揭橥杜甫七律连章体的体式特色,聚焦探析杜诗“沉”“雄”风格。吴氏杜诗学既继承了传统杜诗学思想的精髓,又赓续发扬了桐城派诗学的批评传统,堪为民国时期桐城派杜诗学的集成典范。

桐城亦有诗派

钱基博和钱锺书父子曾多次提出"桐城亦有诗派"。本文论述桐城诗派诗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是:论诗以人为先,弘扬创作主体的精神品格;在晚清内忧外患交困的时势中,要求诗歌关乎时代,抒写诗人的现实遭际;熔铸唐宋,以文论诗。

“文”学的声音:古代文章与文章学中声音问题略说

文学从口头到书面之发展,是一基本路径。古代文章不仅供书面阅看,且内含声音之要素。本文简略例举古代文章写作中声音表现的侧面及清代桐城文章学中对声音问题的关注,并梳理其与诗学声音问题的可能关联,以为文类间交互影响之一例。

“清代诗学研究”主持人语：海内论诗有正宗 姬传身在最高峰--姚鼐诗学品格与渊源刍论

尽管上世纪初学界就提出了桐城派不仅是文派同时也是诗派的主张，但桐城诗学始终未得到深入的探讨。本文从姚鼐的文学观念入手，分析了他的诗学与王渔洋的继承关系，并由此透视《今体诗钞》的诗学倾向及对桐城诗学“以文论诗”的方法论启示，从理论品格与学术渊源两方面论述了姚鼐对于桐城诗学的奠基作用。

姚濬昌与曾国藩幕府

姚濬昌是同光年间桐城诗派的重要诗人。青年时期,他在曾国藩幕府曾客居过近五年时间。这期间,他在曾国藩的引荐下,曾师从西南巨儒莫友芝,在学术理念、文学思想等方面获益良多。此外,他还与曾国藩幕府中的诸多宾僚有所交游。总而言之,这段曾国藩幕府生涯对姚濬昌的人生发展、学术思想、文学主张及创作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明清之际桐城诗学宗白取向

明清之际,以潘江、方文等为代表的桐城诗人宗法白居易,此种风气的形成,极有可能受到公安派的启发。但在特殊时期,与公安派崇尚白诗之闲适情调不同,桐城诗学宗白重在其讽喻诗。他们有鉴于七子派与公安派的流弊,主张将模拟与变化相结合,认为诗学史上处理二者关系最为妥当的是白居易,故将其树立为学古的典范。学白之中,较之潘江的援笔而成,方文之学白,加以杜甫锤炼的功夫,进而达到陶渊明诗自然的境界,是苦吟的平易,诗学成就最高。

范伯子诗学理论平议

范伯子在晚清诗学发展图谱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仅被标举为桐城诗派的拓展光大者,且屡屡被援引为宗宋诗派的一面旗帜。震荡开阖、蜿蜒夭矫的诗作为范伯子赢得了"精者直掩涪翁"[1]的美誉,也奠定其岿然灵光的诗坛地位。同时,在南通范氏诗文世家十三代爝火不息、薪传赓续的诗文传承中,范伯子更是以其诗作雄视江表,在晚清诗坛屹然自成一家。饥凤悲时、孤麟泣遇的人生遭际奠定了其恢谲怪玮、兀傲不群的审美基调;"万家忧乐尽关心"与"一世澄清须满志"的胸襟器识,又促使其形成了"凡作诗,必处处有当时在,方不浪费笔墨"[2]的诗学主旨。作为连接桐城姚氏与义宁陈氏这两大文学世家的桥梁与纽带,范伯子标格清俊的文化品格与超逸绝尘的诗学成就,无疑是构建这种精英文化圈的基点。在范伯子的诗学体系中,没有界唐分宋的狭隘门户之见,更多地体现出古典诗学总结期转益多师的集大成特点。"唯有参之放炼间"是范伯子讨源溯流的诗学抉择;"独树一帜非羞颜"才是其一生所恪守的诗学信条,也是其跨越前贤、别营都聚、以成伟观等诗学理念的集中凸现。

方东树“一佛、二祖、五宗”论

方东树的"一佛、二祖、五宗"之说,概括了七言古诗自杜甫至陆游之间的流变过程,是对前人七古诗歌史认识的深刻总结,虽然只涉七古一体,但由此揭示了桐城派诗歌史论的特点,即以"诗文一理"观念为基础,以古文理论为视角来诠释传统诗歌史,由此形成了具有桐城文派特色的传统诗歌发展史,同时借助对诗歌史具体而微的诠释,揭示了诗歌创作的正确途径。这一提法貌似推崇宋诗,实则熔铸唐宋,是对清代唐宋诗之争的有力回应。

论《古文词略》

梅曾亮《古文词略》是桐城派编纂的众多选本中唯一的诗文合选本,但长久以来,此选本在学界并未得到广泛关注。即便是在对梅曾亮的研究论著中,《古文词略》亦甚少被提及。实际上,从编纂体例、注释方式、诗文择取标准等方面考察,此选本可视为梅曾亮对于桐城师法的传承。同时,它也蕴含着梅曾亮作为桐城派中坚力量的一种新思考。

辨章学术源流 寻绎文化精神——评萧晓阳《近代桐城文派研究》

萧晓阳《近代桐城文派研究》以桐城派在近代的发展为个案,阐释了中国文化精神在近代的遗存与延续。从诗性精神的高度揭示了梅曾亮、曾国藩与马其昶之文并未失去诗性精神;从音乐韵律角度尝试从江南文化、文章之用韵与桐城文章的写法等多侧面对近代桐城派文章的音乐性作了深入的梳理;从画境与古文的关系,阐述了桐城古文与江南风景画在文化渊源上的一致性。该书确立了近代桐城文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对于重新认识桐城派及近现代文学之演进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云龙社考论

云间、龙眠文人以其共同的诗学趣向联为云龙社,共同推动了明代第三次诗学复古高潮。各自又作为地方诗坛的主力,培育了桐城诗派与云间诗派、西陵诗派,对清初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欲效风雅追贤圣,且就义法赋诗篇——论方苞的诗作和诗论

桐城是一个诗人辈出的地方,方苞之父兄师友许多都是杰出的诗人,方苞在其影响下很早便对诗歌创作产生了兴趣,并且终身没有中断过诗歌的创作。其诗作流传不多,就目前所存诗作看来,可谓义正辞雅但韵味稍逊,因此其诗歌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作为一个文论家,方苞的诗论继承了传统诗论中"诗如其人"、"文以载道"的观点,重视诗人的经史根基和诗歌内容,又与其古文"义法"理论中之"言有物"一脉相承。方苞诗作和诗论成为后来桐城诗派的先声,值得学者研究和重视。

马其昶《屈赋微》与桐城派学术特色

《屈赋微》是马其昶研究屈赋的著作,鲜明地体现了桐城派的学术特色。桐城派崇尚求实,《屈赋微》中注重版本比对校勘、注重史料征引并且在注释中运用多家注释互相印证,正是对桐城派求实学风的继承。同时,该书在注屈时,引用各朝注家和不同类型研屈专著,并采用汉宋合流的注评方法,正是桐城派兼长相济的学术方法的体现。此外,在桐城派经世致用学术追求的引导下,《屈赋微》为经世而著书,释屈时贯穿君臣之义并宣扬爱国主义。

论杨彝珍对性情诗学理论图景的建构

杨彝珍是桐城诗派传衍湖南的典型诗人代表,其诗论思想大多散见于各类诗文序跋、杂著书牍等文字当中。杨彝珍提出性情当包含情感、禀性、遭遇经历、才学修养等内容,极大拓展了性情诗学的本体论内涵。他注重表达雅正之情,表现性情之真,追求不俗,从表现要求和审美崇尚的角度阐述了性情诗学风格论。他从多个维度论述性情诗学的创作论,提出重模仿、读书积学、表现真实、重视声调格律等艺术技巧。在注重诗歌的情感功能之外,他还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进一步丰富了性情诗学的功能论。杨彝珍对性情诗学这一传统命题,既有继承也有创获,广泛建构了性情诗学的独特理论图景。作为一个重要的桐城诗派诗人,杨彝珍的性情诗学对于研究湖南地方文学乃至清代诗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林纾身份对林译《拊掌录》的影响研究

林纾有批评家、古文家和比较文学家三重身份,多种身份对林译《拊掌录》有很大的影响。文章首先从林纾的文论出发,重点分析了"意境论"在其译文中的体现;其次,作为古文大家,林纾有自己对古文的看法,他的文章坚守桐城笔法,思想上维护孔孟之道;作为比较文学家,他在翻译过程中借鉴了韩柳和史记笔法,这一切都使其译文具有独特的韵味和价值。

诗学、文章学话语的沟通与桐城派诗歌理论的系统化——方东树诗学的历史贡献

方东树《昭昧詹言》作为桐城派后期重要的诗学专著,继承桐城文学理论和批评中主于教学、注重实用的特点,于作诗、读诗、选诗、解诗、评诗都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学说。一方面总结桐城诗学的经验内容,使之成为有系统的理论;一方面又在新的理论视野下沟通诗学和文章学,由文法中攫取部分概念入诗论,丰富了古典诗学的概念系统。本文从诗学原理、诗学话语、写作理论、批评理论和取法路径五个方面论述方氏诗学的理论倾向和历史意义,对近年学界提出的一些论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曾国藩诗学理论平议

曾国藩是晚清诗学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人物,极大地影响了同治、光绪年间的宋诗运动。他提出了“气势”、“识度”、“情韵”、“趣味”、“机神”等较为完备的诗学审美范畴,体现出传统诗学总结者的开阔视野与艺术修养,也揭示了其前后期诗歌审美风尚的变化轨迹。曾氏还凭借其创作实绩以及诗歌读本的编选来流播自己的诗学理念。坚忍倔强、自拔流俗的个性品格注定曾国藩对奇崛兀傲诗风的推崇,也使得其诗学理念与创作实绩未能一一印证、完全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