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的“因声求气”

刘大通过总结古人学古的经验,总结出“因声求气”的学文方法,强调通过熟读吟咏古人的作品领会古人的神气,使“义法说”具体化,为中国的古文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姚鼐在学习刘大的基础上,深入发展并系统化了“因声求气”的理论,提出了学古的“死法”与“活法”,把诗法与文法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使这一理论更具有可操作性。

五四学人对桐城派的态度归因

桐城派在五四时期,并非抱残守缺,而是有自己的声音。五四学人面对桐城派心情复杂,一方面基本都受其滋养,另一方面又接受现代学术的熏陶,两者相互交融,呈现出现代学术对桐城派不同的态度。影响他们态度的原因,可归纳为两条:一是时代思潮,二是师承渊源。从五四学人对桐城派的态度,既可窥见桐城派在现代学术中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样貌,也可发现现代学术发展的路径。

江永、方苞京师之会的书写与汉宋之争

乾隆五年,江永尝至京师,与方苞论学三礼,此事后世书写不断,成为清学史上一大公案。汉学家们称方苞为学自负,大折服于江永;桐城派人则认为双方皆畅然满意。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方苞本人未有相关记载,而江永视之为人生大事。对各方观点影响最大者为戴震,其褒汉贬宋之意,或可视为清学史上汉宋之争的滥觞。正是通过持续的历史书写,江永、方苞京师之会彰显出恒久的学术魅力。

中国近代学人日记视域下的学术流派

近代以降,社会巨变,为了解决古今问题、中西问题和学术转型之需要,产生了多种学术流派。湖湘学派与公羊学派之间及其内部因为观念和旨趣的不同而出现的门户之见,不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桐城派在近代借湘乡派崛起出现过短暂的辉煌,后在民国时期受到新文化运动中“文选派”“章门学派”等的冲击而逐渐式微。傅斯年创办史语所,以兰克史学重“语言学”和“档案”的路数来改造当时学术界的研究路向,深受欧洲史学的影响。傅斯年的史料观和治学方法成为史语所研究的范式,傅氏个人霸道的秉性和不徇私情的作风也深刻影响了史语所的风格。民国时期,新文化派和东方文化派围绕经学存废进行论战,南北学派的论争在多个学术领域展开,但学派纷争影响了学术发展,呼吁南北学派的合作与团结成为时代的呼声。近代学人日记以记载的连续性和洞察隐微的笔触,按照当时情境将零散的片段叙述以历史剪影的形式保存下来,为我们还原和解读近代学术流派的旨趣与纷争提供了相对客观、真实的“历史影像”。

近代桐城湘乡派学人笔记与历史编纂

学人笔记作为一种随笔记录的文体,不拘体例,取材随意,兼有经史子集各类内容。伴随着经学的发展和经史关系的变动,近代笔记编纂思想和体例呈现出独有的时代特点,形成“求真”、“致用”的编纂旨趣和众体兼备的编纂体例。笔记编纂众体兼备,因时制宜,在编纂时往往根据表达的需要来选择体例,而这样的体例特点赋予了笔记广阔的容纳度。中国近代,是传统学术文化的内部自我调整和西学冲击交汇时期,汉学走向衰落,汉宋合流,学术上出现了中西合流的新趋势。学人笔记编纂以诸子学的复兴为契机,在编纂环境、编纂主题、编纂视野开始了重要的转换,开始逐渐突破经史子集的历史框架。

从“学”到“文”:桐城流派性质之转变--以桐城诸子义理、文章之辨为视角

乾嘉之际,在汉学重压下,姚鼐辞官南归创立桐城派,树宋学之帜,接八家文统以与汉学抗衡。在清代中期学人视为学问之途的“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中,扬义理、文章,抑考证是桐城诸人的共识。而在义理与文章之间,桐城内部不同时期则有不同偏重。建派之初,姚鼐、方东树等力诋汉学,以义理、考证之辨为重,重义理胜过文章,此时“桐城”学派性质更为浓厚。而至于道咸,梅曾亮始以文字自期,桐城派有了从“学”到“文”的变化趋势,曾国藩、吴汝纶等继之,强调文道分离,逐渐重文章胜过义理,彻底改变了桐城派的走向和性质。

论清中期汉学家对唐宋八大家古文的态度

讨论清中叶汉学家与桐城派的关系时,学者常常会关注二者之间的对立,研究的重点不外汉、宋之争与义理、考据、词章孰优孰劣的问题。而事实上,一些杰出的汉学家同时也是重要的古文创作者,他们并不是置身于古文圈之外的,当时的古文圈也并不纯粹以桐城派为中心。一些兼具古文家身份的汉学家同样会思考如何接受唐宋八大家古文的问题,但他们对待唐宋八大家的态度与桐城派不同:桐城派将唐宋八大家看作是一个权威的典范加以师法,于唐宋八大家之外的作者鲜有青睐。汉学家则倾向于将唐宋八大家放回到古文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去看待,他们不但热衷于考察唐宋八大家形成的过程,也愿意广泛关注唐宋八大家之外的其他古文作者,希望能够兼收博采而不囿于唐宋八大家的范围。

“士”的身份认同与桐城派转向

受易代的遗民心态和桐城派自身的“利禄观”影响,桐城派在身份认同上呈现出一种尴尬的境况。为摆脱尴尬,桐城派尝试借政治权力、循官方渠道实现经世理想、通过个人著述实现学术理想。桐城派以科举、教育、交游的方式,进入到一个以“士”为核心、以“仕”为手段的“士”的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壮大的时期,并完成了以“学术思想”为起点,以“改造社会”为终点的“士”的身份认同。这标志着桐城派由单一的散文流派转向学术思想学派。这种转向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以己鉴他”式的兼综融汇,即经典重读和文史互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