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晚期诗歌选本编纂与唐诗观建构——以曾国藩《十八家诗钞》为中心

桐城派晚期代表人物曾国藩所编选的《十八家诗钞》,是其诗学思想和审美标准的重要显化。此书十分重视诗歌与气韵之关系,同时善于以文论诗、以史释诗。从《十八家诗钞》的审美倾向及编选目的来看,曾国藩论诗时继承了桐城学人诗文一理、以气论诗的诗学主张,将文论引入诗论之中,同时极为推崇杜甫、韩愈这种“合乎文法”的诗歌风格,其选本所选取的诗歌也常呈现出“气盛言宜”的审美特点,这些编选特点亦能体现出曾国藩对桐城派早期及中期代表人物姚鼐、方东树等人唐诗观的继承与发展。

“杜公遗响”与“义山轻薄”:桐城派李商隐诗歌批评的两面性

桐城派对李商隐诗歌的评价,既有肯定的一面,也有批评的一面。桐城派诗人称李诗为杜诗“嗣响”,指其句法、章法效法杜诗,神韵亦能与之媲美。李诗诸体中,桐城派诗人最推崇其中的七律。因为李商隐在杜甫、王维之后另开一派,融合杜之阳刚与王之阴柔,达到刚柔相济的美学境界。桐城派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诗文追求朴实无华的本色之美,而李诗用藻饰之词写男女艳情,故而批评者较多,唯曾国藩追求“怡悦”之审美效果而欣赏李诗。李诗涉及男女之情,因此托旨遥深,桐城派不满其迂晦深隐、浓艳轻利、浮泛支离。桐城派对李商隐诗歌的评价,折射出挽救其时诗坛之弊的用心。

桐城派因时而变的史学思想

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兼修,在千余名桐城派作家群体中,有史著者380余人,各类史著近二千种。桐城派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史学成就,与其因时而变的史学思想不无关系。桐城派史学思想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段、四种主流史学观念的演化,即清前期,从遗民史学到认同清廷统治的义理史学观;清中后期,因海疆危机而激发的边疆史地学意识;清末民初,经由西学传播而萌生的史学进化论思想。从遗民史学、义理史学、边疆史地学到进化史观,这种因时而变的史学思想使桐城派能够敏锐地捕捉到时代之变与时代之需,体现了有清一代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与趋向,彰显了中国传统史学因应时代之变的学术生命力。

吴闿生说杜与桐城派杜诗学在民国时期的传衍——以《古今诗范》为中心

吴闿生是清季民国时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编《古今诗范》选录精审,评点详赡,在桐城派诗歌选本系列中尤具典型性。是选选评杜诗细密周全,涉及五七言古律诸体,所评涵括杜诗性情论、笔法论、章法论、风格论诸多方面:推崇阐扬杜诗流露之至性至情,细致评析“生龙活虎”“凌空倒影”“穷神尽相”等杜诗用笔之法,揭橥杜甫七律连章体的体式特色,聚焦探析杜诗“沉”“雄”风格。吴氏杜诗学既继承了传统杜诗学思想的精髓,又赓续发扬了桐城派诗学的批评传统,堪为民国时期桐城派杜诗学的集成典范。

张英《浮山·十坐处》自然美学思想探究

张英是桐城派开创者之一,他前半生身居庙堂,后半生寄情于山水之间,尤推崇峰、岩、洞、壑俱美的家乡枞阳浮山,并写下《浮山·十坐处》组诗颂扬浮山之美。诗中蕴含着“空灵、奇峭、幽隐、变化”的朴素自然美学思想,与他归隐山林后的赐金园、芙蓉谿、双溪园林等园林营造实践遥相呼应,开辟了桐城派文人造园的先河。

从选本编纂看桐城派对柳宗元文的接受情况

桐城派为清代重要的文学流派,其对柳宗元文的接受过程有一个由批评到赞誉的变化过程。方苞对柳文以批评为主;刘大櫆、姚鼐对柳文的评价比较客观,褒贬并存;曾国藩极力推荐柳文,其后桐城派逐渐肯定柳文。这种变化的出现与桐城派追求阳刚文风、对柳宗元政治遭遇的反思有关。

尺牍视域下姚莹的文学理论简析

姚莹的文论思想在中国古代文论发展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其中,“文以载道”“文以经世”“文无古今”等文学理论散见于其尺牍中,是组成姚莹文学思想不可或缺的部分。具体而言,“文以载道”体现了姚莹的儒家道统思想,代表了桐城派文人的基本观点;“经济”一说首次出现于姚莹尺牍,其核心要义是为文应当利于社会发展,逐渐成为主流;“文无古今”的观点也在姚莹身上发生多层变化,实际上也是当时文人心态的缩影。作为嘉道年间的“在场人”,姚莹的文学理论中折射了当时大量的文学事实,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

刘声木书目著录及其文学批评史意义

刘声木是清末民初著名的目录学家,通过目录著作中的类目设置、版本著录及附注记述,载录了数量可观的古代文学批评资料。刘声木书目的著录特色主要体现在关注评点文献、具有家学意识以及留意女性撰述三方面,其《苌楚斋书目》对《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更是起到补充作用,二者共同呈现了桐城派文人著作的文献面貌与传播网络,呈现出清末民初评点之学向经、史、子、集四部的渗透,并且有意识地展现评点本在清末民初文人群体之间传播、流通与保存的动态过程。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视域下考察刘声木书目,既能照见“诗文评”在晚清民国的赓续与新变,同时有助于理解古代诗文评向古代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转型。

《柏堂集》集外文考述

方宗诚为桐城派晚期代表人物,一生著述颇多。其文集《柏堂集》收录方氏所作之文甚为完备,但仍有遗漏。《桐城方宗诚先生文稿》全书包括方宗诚同治年间任官枣强期间创作的48篇文章,其中有5篇文章未收入《柏堂集》中。此稿本不仅可作补遗之用,而且对了解同时期文人对其评价以及探究方宗诚交游有颇多益处。

民国时期桐城诗派的诗学承变与风格追求

桐城诗派源远流长,甚受学人推重,在晚清民国亦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从地域渊源上看,清代桐城诗派的诗歌理论与创作特色无疑是民国桐城诗派取法的诗学资源。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吴闿生、曾克耑等人采取较为保守的文学立场,除了通过教学活动促进桐城诗派的传承与扩散外,尤其着力于对桐城派诗人谱系的建构。而在诗歌创作上,民国时期的桐城派追求雄放奇崛的诗歌风格,这丰富了民国旧体诗的多样性,展示了古典诗歌在艰危苦难中所蕴藏的精神力量和文学价值。

论方苞的韩欧文之辨

作为桐城派早期出色的文学理论家,方苞深入论析了唐宋古文代表人物韩愈和欧阳修的创作成就。他认为,韩愈和欧阳修是唐宋古文成就最高的两家,但他对韩、欧之文的定位和评价则差别很大:韩文建立在研经体道和求正去伪的学术基础上,继承《史记》以来的“义法”精髓,达至“雅洁”之境;欧文虽纡余美秀,笔法圆融,却学古未深,“义法”有疵。方苞对韩欧文的辨析是以“义法”和“雅洁”为衡文标准重新界定唐宋八大家历史地位的结果,对之后桐城派文学创作影响颇大。

论姚永朴《文苑列传》对桐城派史的书写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古文流派,而历时百年的清史《文苑传》纂修形成的多个过程稿,有对桐城派史的系统记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清国史馆和清史馆全宗中的姚永朴所撰《文苑列传》,此传展示了姚永朴对桐城派史的纂述之功。姚永朴增立了戴名世、吴汝纶等传,并重纂了方东树、梅曾亮和管同传,重写了桐城派史某些内容。姚永朴的《文苑列传》大部分未被采用,但不失为桐城派史的珍贵文献。除了刊行的《清史稿》等显明成果之外,《文苑列传》等史料进一步佐证了桐城派史的厚重。

唐文治儒学读书思想探究

唐文治儒学读书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文章通过梳理唐文治著作、年谱以及相关文献,发现唐文治读书思想以“正人心、救民命”为主旨,以“十三经、国文、性理之书”为核心内容,并在读书方法上以“朱子读书法”为宗,传承和创新桐城派“阴阳刚柔”读文法,开创了“唐调”吟诵读文法,从而构建起“读经救世”的儒家读书思想体系,其阅读宗旨、阅读方法和阅读内容对当前的经典阅读推广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论《柳文指要》的“辟桐城而颂阳湖”

《柳文指要》是章士钊在晚年撰写的一部疏解柳(宗元)文的学术名著,出版以后,反响很大。该书具有严重的扬柳抑韩(愈)倾向。桐城派、阳湖派(从桐城派分化出来)是清朝的二个散文流派,桐城派学宗韩愈,阳湖派文近柳宗元。桐城派因为宗韩,受到扬柳抑韩的《柳文指要》的批评(辟),阳湖派因为文风近柳,受到《柳文指要》的赞扬(颂)。这便是毛泽东所说的“辟桐城而颂阳湖”。《柳文指要》主要从人物和文风两个方面来“辟桐城”,但直接“颂阳湖”的文字并不多,只是在字里行间能间接见到一些。

作为礼物的书籍:姚鼐赠书与桐城派的流传

姚鼐的主要著作在其去世前或已刊刻出版,或以抄本形式流传。姚鼐编刻书籍非为射利,就赠书对象而言,主要为师友门人其中又以门下弟子为多;赠书时间主要在嘉庆以后,多在著作刊刻或补刻的当年;就所赠书籍流向看,主要为苏皖、京城、江西、广西、湖南、广东等地,呈现出随友人弟子调转而变动的特点。姚鼐赠书活动有助于自我学术形象的塑造,在自我构建的同时,也初步完成对受赠者文化输出。姚鼐赠书的主要目的是传扬其治学为文心得兼有酬答功用,客观上促进了桐城学人群体的形成。就姚鼐赠书的反馈及影响看,虽有异议,但也获得众多的支持与认可。姚鼐卒后,姚门弟子将所藏姚鼐赠书编纂刊刻,进一步促进了姚鼐之学在东南的传扬。桐城派的发展与书籍编刻活动密切相关,书籍的编刻流传为桐城派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乘时建树:北方桐城派与清末直隶新政

后期桐城派领袖吴汝纶在直隶为官为教三十年,门下弟子数千人,直隶地区由此形成北方桐城派。直隶一批年轻辈的桐城派人士既有科举功名又有海外留学经历,视野开阔,思想开放。他们在清末新政运动中,主导直隶教育近代化的改革,推动直隶立宪运动的发展,参与直隶警政的建设,还通过倡导不缠足、禁烟、官话简字等引导直隶地区社会风俗的改良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清末直隶的桐城派不以文章为务,而是讲求读书致用、经世济民,为新政改革做出了一定贡献。

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的文体分类与学术观

曾国藩编选的《经史百家杂钞》不仅以门系类,缔造了三级文体分类纲目,而且在姚鼐《古文辞类纂》基础上对二级文类进行了删减与分合:一方面,广选经史篇目,增设叙记、典志类文体;另一方面,着眼文体形态,散碑志之文入记载门各类,并颂赞、箴铭于词赋类文体。这一相异姚选的文体分类,统一于曾国藩“义理、辞章、经济、考据”的体系中,体现了他切于世用、包纳百川的学术观念。

制造出的桐城古文家——从曾国藩等人对嘉兴二钱的建构谈起

嘉兴钱仪吉、钱泰吉昆仲是乾嘉后重要的学者、古文家,一直以来亦被视为桐城派在浙江的代表。然而通过梳理文献,会发现他们的桐城派身份是被宗稷辰、曾国藩、刘声木等人逐渐建构起来的。其中曾国藩的作用尤为关键,由于曾氏在晚清政坛与文坛都占据重要地位,他将二钱纳入桐城派的言论便被后世桐城派古文家与古文研究者视为的论,层层相因而不加怀疑。事实上,二钱在古文研习方式与具体的古文创作趣味方面都与桐城派大相径庭,而与吴派汉学家的古文旨趣更为接近。

方苞暨桐城派“抑柳为甚”论平议

方苞的柳文批评,外厉而内温。其外厉的一面引发了桐城派内部的强烈反拨,其内温的一面为桐城派内部的柳文批评转向导夫先路。方苞之后,桐城派的柳文批评由抑柳向尊柳发展,出现了刘大櫆、林纾、吴汝伦、吴闿生等尊柳批评家。清人有“方苞抑柳为甚”的判断,其实方苞并没有到否定韩柳并称的严重程度,他对柳宗元山水游记的称许,对柳宗元文学成就的知重,即使在明清时期的柳文批评家中也屈指可数。后来“方苞抑柳为甚”论泛化为“桐城派抑柳为甚”论,与实际情况更不相符。

王昶与姚鼐及桐城派关系考论

王昶是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和姚鼐相交五十余年,二人一直互相推重,彼此爱敬。然而,王昶晚年却因刊落姚鼐为其文集而作的《述庵文钞序》招致姚鼐的不满。推究王昶刊落序言之举,并非出自汉宋之争的立场选择,而是致力于融通汉、宋的“通儒”与“古文家”冲突的结果。除姚鼐外,王昶和桐城派其他古文家也关联密切,在学缘上,他更与桐城派渊源深厚。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体现出乾嘉时期汉、宋之间的交流和渗透,是乾嘉文坛复杂文学生态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