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视域下桐城歌的音乐艺术特征研究

桐城歌是安徽省桐城地区的一种民间音乐形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本文从民俗文化的视角出发,探讨桐城歌的音乐艺术特征。对桐城歌的发展历史、音乐特点进行分析,进而用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桐城歌的地域性、叙事性、文学性进行论述,揭示其独特的音乐艺术特征。此外,桐城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文也对其传承模式和推广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探寻其与当地民俗文化的紧密联系。通过对桐城歌的音乐艺术特征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丰富对民间音乐艺术形式的认识,还可以促进对当地民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桐城文学渊源考》宋学旨趣溯源

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旨趣首在推尊桐城文派,欲以一县之文经纬天下,是一部兼有师友录与道学渊源考体例的学术文献。刘氏传承家族儒学传统,推崇宋学并专精文献目录,系心于以桐城文学为核心的江淮地域文化,固守晚清遗民理念,并将道学置于文学观念之上。全书持论以宋学渊源为宗,以桐城派文人为阐释对象,以遗民心态观照一代学术,体现了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在传统文化被批判的时代系统梳理学术源流,保存旧观,在学术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

民俗文化视阈下桐城歌的传承发展研究

安徽的桐城,自古被称为“七省通衢”,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悠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成为清朝著名文学流派“桐城派”诞生的摇篮。与此同时,安徽桐城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也孕育了该地区民间文化艺术的精华——桐城歌。桐城歌因其极具地域风格的曲调和优美的唱腔被人们广泛传唱,逐渐流布到江南各地。它作为一种源起江南民间的歌谣形式,蕴涵了丰富的地域文化元素和民间艺术意蕴,于2008年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其唱腔风格、表演形式、歌词韵律中,无处不体现着丰厚的民俗事象,其厚重的文化底蕴体现的是明清以来的安徽桐城地区社会文化和风俗人情的图景,具有重要的民俗文化内涵和民间艺术价值。本文从民俗文化的视野出发,运用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站在他者的角度观察并诠释桐城歌背后的民俗缘由,进而对桐城歌的传承现状进行梳理,并试图探讨其创新拓展的发展路径。

现代传媒语境中桐城歌审美形态的发展与嬗变研究

桐城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体现了丰富的民间文化与深厚的人文民俗内涵,对于桐城歌的保护与传承一直是近年来探讨的重点。但是由于桐城歌的形成与流传都具有一定的时代性与地域性,而现代传媒语境则是桐城歌目前所处的时代背景,经过时空流转,传统文化与现代传媒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从经验事实转变为了一种历史传统,因此,现代传媒的属性则演变为当代艺术发展的必要属性。与此同时,当代的审美表达与审美接受对于桐城歌的审美形态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以让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出现代美学的魅力。将现代传媒属性赋予桐城歌,在探讨其艺术价值的同时,结合现代传媒技术,探讨桐城歌的现代审美性的嬗变,进而增进桐城歌的传播效果,并将其融入旅游开发中,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体现的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为传承和保护桐城歌提供不竭的动力。

王昶与姚鼐及桐城派关系考论

王昶是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和姚鼐相交五十余年,二人一直互相推重,彼此爱敬。然而,王昶晚年却因刊落姚鼐为其文集而作的《述庵文钞序》招致姚鼐的不满。推究王昶刊落序言之举,并非出自汉宋之争的立场选择,而是致力于融通汉、宋的“通儒”与“古文家”冲突的结果。除姚鼐外,王昶和桐城派其他古文家也关联密切,在学缘上,他更与桐城派渊源深厚。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体现出乾嘉时期汉、宋之间的交流和渗透,是乾嘉文坛复杂文学生态的一个缩影。

桐城歌艺术特征研究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桐城歌作为文学和音乐相结合的一种优秀艺术形式,兼具南北民歌特征,既爽朗洒脱,又清丽柔婉,歌词句式工整、韵律独特,题材生活化,体裁多样化,有独唱、齐唱、对唱、一领众等多种演唱形式,声腔变化较少,装饰音不多,易于传播。

桐城派与汉学关系辨析

从表面看,桐城派与汉学家的矛盾似乎起于个人恩怨,但从本质分析,学术分歧才是两者交恶的根本原因。晚清以降,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汉宋学兼综会通成为当时学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桐城派出于现实的而非学术的原因,顺应了汉宋兼采的学术大势。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桐城歌的文化特质探究

安徽桐城自古接江趋淮,素有"七省通衢"之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悠久的文化积淀,不仅造就了享誉文坛几百年的桐城派文学,还孕育出民间文化奇葩桐城歌。在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雅俗文化交汇、碰撞、相互影响、融合,共同构成了博大精深、精彩纷呈的桐城文化。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地方民歌,桐城歌是中国歌谣发展史上值得注视的文化现象。"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桐城歌是桐城人民表达自己喜怒哀乐的产物,是桐城人民智慧的结晶,探究其文化特质,对于发掘、保护、传承桐城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桐城歌中女性话语及情感美学特征

桐城歌是民歌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巨量的桐城歌文献以及其活态传承形式,使之成为研究桐城地域文化生态的重要资源。桐城歌保存了大量以情本主义为核心的女性歌谣文本,展现了被历史遮蔽的女性情感世界,交织着性灵自由与义理规训的多重美学特征。桐城歌研究有利于开拓由桐城派诗文建构的单一地域文化体系,还原桐城地域文化生态多元性本质,有利于推进地域文化史的研究。

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与桐城派——以清国史馆《儒林传》初稿为中心

汉宋之争是清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嘉庆中叶编纂的清国史馆《儒林传》初稿,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汉宋学术争论的实况。主张汉学的史稿编修者,效仿《明史》中只设儒林传,不为道学家立专传的体例,在具体编修中将主张宋学的桐城学者列入较为时人所轻视的《文苑传》中,以达到扬汉抑宋、为汉学争取儒学正统的目的,以致时至今日,桐城派依然被主要视为一个文学流派,桐城学者也主要被看做是文学家,他们在古文、辞章之外的其他成就,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安徽农村中小学地方音乐校本课程开发——以桐城歌为例

安徽地方音乐资源丰富,但音乐校本课程的开发尚处于初始阶段。本文以桐城歌的校本课程开发为例,探讨了安徽农村中小学地方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现状、可行性、意义、课程设计和教学方法,以期推动安徽音乐校本课程的发展,促进安徽地方音乐的传承。

桐城歌本土传承现状的考察

桐城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产生于桐城地区,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是当地人传递信息、倾诉情感、寄托理想的形式,同时也集中体现了当地人处世哲学与价值观。探究桐城歌的传承问题,不仅能更加贴近桐城的风土人情与文化脉络,同时也能在自然而又朴素的词句中感悟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系统论述桐城歌的概念、类型及特征的基础上,调查桐城歌的传承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与策略。

从《风月词珍》和《山歌》看明代桐城歌

桐城歌是安徽桐城地区一种历史悠久、富有特色的地方民歌,明代以来,这种出于闾巷、独抒性灵的民间歌谣,得以跻身于时调杂曲之列,或为吟唱或被念诵,刊布成帙、影响深远。先后被文人冯梦龙、顾起元、李子汇等广为辑录。据文献考证,明代收录桐城歌最多的是《风月词珍》,影响最大的是《山歌》,其蕴含的独特社会背景、审美特征、艺术形式,鲜活而生动地反映了有明一代桐城地区社会文化图景和风俗人情,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近现代桐城民间歌谣的演变发展与传承保护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桐城歌,是起源于安徽桐城地区一种历史悠久、富有特色的地方民歌,这种出于闾巷、独抒性灵的民间歌谣忠实的反应了桐城地方历史变迁,描绘了桐城的风俗民情和社会情形,随着时代变迁,桐城歌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继续传递和表达着普通民众的心声。在优秀传统文化回归的今天,探讨新时期如何传承和保护桐城歌,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桐城歌创新性发展的价值逻辑与实现路径

桐城歌是起源于安徽桐城的地方民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桐城歌创新性发展有利于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载体,有利于保持桐城歌的适应性和先进性。桐城歌的导向价值、保证价值、动力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上的理想愿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及个人层面的发展要求相一致,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桐城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桐城歌创新性发展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坚持以实事求是作为首要原则,坚持运用辩证思维方法,坚持以创新内容与形式作为具体路径。

桐城派与汉宋之争

汉宋之争,是清代学坛的一椿要案,桐城派与之有着不解之缘。乾隆年间,姚鼐与戴震公开对抗,嘉道年间,方东树与江藩再起波澜,桐城派始终是汉宋之争中宋学派的主要阵营。这既是门户之见使然,更是桐城派尊崇程朱而重治"术"与汉学家尊奉汉学而重治"学"的学术分歧导致的必然结果。嘉道时期的桐城派主张汉宋兼采,表现出开明的学术态度。但是,用汉学之"学"补宋学之"术",汉学为宋学服务,才是他们的最终意图。

多元文化语境下桐城歌传承和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桐城歌是源于安徽桐城的一种地方民歌,是一种韵文形式的民间文学,是融词、曲、表演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它源于人民群众的生产与生活,又在世代流传中不断凝练与升华。在文化交融不断的今天,多元文化语境为桐城歌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只有认清新形势,才能不断绽放并延续桐城歌的经久魅力。

清代桐城学术文化与马瑞辰《诗经》学研究

以清代《诗经》学名家马瑞辰为对象,由桐城学者的学术表现,探讨桐城学术的重心在于汉宋兼采、以汉辅宋,具有通脱豁达的学术品格。马瑞辰治《诗经》以小学为工具,关注《诗经》的文学阐释,表现出独立求实、不偏于一隅的学术性格,展现出与桐城学术文化相近的学术品质,可见桐城学术对他的重要影响。此研究除有助于了解马瑞辰《诗经》学的渊源及其与清代桐城学术的关联性之外,对于清代学术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了解,亦具有参考价值。

方苞是“汉学”的对立面吗?——“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一

有学者认为:方苞是“汉学”的对立面,是桐城派与“汉学”交恶的肇始者。针对这一论断,提出:汉宋学之争的框架不适合于方苞,方苞没有也不可能反对“汉学”。方苞的学术思想是在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背景下形成的,他深受“实学”思潮的影响,这一影响不仅表现于方苞前期的学术取向,也表现于他对程朱理学的选择,即重在程朱理学的经世方面,而不是本体论方面;从方苞最为致力的礼学研究中也不难看出“实学”思潮的影响,他的礼学思想从渊源上可以说是与“汉学”同源的,他的“理寓于礼”观点,在一定意义上还为“汉学”家“以礼代理”思想的形成开拓了道路。

从清代前期学术流变看桐城派与“汉学”关系——“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二

"汉宋学之争"是清代学术史上的焦点之一。最初,以姚鼐与戴震之间的争论最为引人注目,"汉宋学之争"也因此而成为桐城派研究中常常涉及的问题。但学术界多从"扬汉抑宋"角度评论这场争论,或用戴震拒绝姚鼐师从的请求来解释这场争论的发生。"汉宋学之争"是关于儒学本质与功能之争,它是清代学术流变的产物,即"汉学"家放弃了顾炎武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实学"思想,而将经学蜕变为考据训诂之学,并以考据训诂作为汉、宋学的分界线,从而引发了"汉宋学之争";其导火线则是戴震在谈到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关系时,以"考核"自诩而视文章为"等而末者",贬抑了义理、文章,从而引起与姚鼐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