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世宗朝之历史教育——以《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纲目》为中心

《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纲目》,高丽末年先后传入朝鲜半岛,产生了深远影响。朝鲜王朝国王经筵、世子教育、科举考试中,《通鉴》与《纲目》都是重要的史书。朝鲜世宗国王想法从明朝求书,刊印《通鉴》与《纲目》,组织文臣编纂《资治通鉴训义》与《资治通鉴纲目训义》,充分显示他对二书的重视。他熟知《通鉴》故事,日常政事中,经常引用,以为资政之策。《通鉴》与《纲目》对朝鲜的影响,既是朝鲜政治与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朝史学交流的重要例证。

越南后黎朝史臣吴士连史学思想探析

1479年后黎朝史官吴士连在黎文休和潘孚先两部《大越史记》的基础上撰成编年体通史《大越史记全书》十五卷,此书学习司马光《资治通鉴》的体裁和体例,以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思想衡断史事,记述了越地自上古传说时期的鸿庞氏至黎太祖初年的历史,以“纪”将数千年的史事塑造为连续的整体。吴士连明确了越地的国统起源与正统的延续,越地与中原王朝“各帝一方”,成为兄弟之国。吴士连继承了黎文休的史论传统,以孔子春秋大义以及朱熹的纲常之道论史,形成丰富全面的史论体系,也是朱熹史学思想在越南史学中的第一次运用。吴士连的《大越史记全书》很快产生影响,1511年史馆总裁武琼在其基础上编纂《大越通鉴通考》,1514年黎嵩又据武琼书作《越鉴通考总论》。1665年范公著选择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十五卷为基础,结合武琼之作,调整结构与内容,增补黎初及中兴黎朝史事,续编《大越史记全书》至二十三卷。1697年黎僖再增补一卷,刻印《大越史记全书》二十四卷,流传天下。《大越史记全书》十五卷是越南古代史学发展的里程碑著作,吴士连的史著和史学思想得到了后世史家的继承与发扬,成为古代越南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基础。

朱熹“八书”与《资治通鉴纲目凡例》真伪新考

朱熹"八书"和《资治通鉴纲目凡例》的真伪问题是学界的一段公案。"八书"反映了庆元四年左右,赵师渊相助朱熹"整顿"《纲目》一事。这符合朱熹晚年将《纲目》纳入"整顿"新旧诸书的计划。更为重要的是,"八书"所显示的赵氏修订《纲目》的具体工作、朱熹对《纲目》条例的认知及行文措辞等细节,无一有违史实,足见"八书"出自朱熹之手,旁人断然无法伪造。"八书"为真是论定《凡例》真实的重要基础。通过"八书"可以确认《凡例》来源可信、可靠。同时,以朱熹其他文本中的相关表述审视《凡例》的主旨和细节,亦无违戾处。因此现存《凡例》系朱熹手定。至此"八书"和《凡例》的真伪悬疑得以化解,二者可被确定为真。